第5章 恢复中华？
读中国近代史，都知道孙中山早年革命，从兴中会到同盟会，一直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纲领的首要内容。但许多年来，研究近代史的，包括研究孙中山革命史的，无论中外，很少人对这八个字深入推敲过。极个别讨论到这八个字的文章，也必定不谈“恢复中华”几个字。
谁都知道，这里讲的“鞑虏”，主要指的是当年居于统治地位的满人。照今人用词的习惯，对于当时的满人统治，用“推翻”、“打倒”最好，用“驱除”就有点费解：都是中国人，革命党能把满人“驱除”到哪儿去呢？
同样的道理，推倒满人的统治，包括废除帝制，把中国另建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合众国”，抑或像后来那样的中华“民国”，就可以了，另外提出一个什么“恢复中华”的目标，也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多余。“中华”不就是中国吗？推翻了满人统治，接过来另建新政权就好了，再加一句“恢复”，岂不是画蛇添足？
读辛亥革命到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不少读者也会对武昌起义时的十八星旗，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变成五色旗的情况，有些印象。但估计也很少人会追问：为什么革命党要用十八星旗，为什么不直接用五色旗？五色旗表示什么意思，相信多数读者都清楚，它象征着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问题是，十八星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查一下相关书籍即可了解，十八星指的是清朝统治时期的“内地十八省”，又称“汉地十八省”，也就是明朝基本版图所在的“两京十三省”。之所以会被称作“汉地”，是因为起家于黑龙江流域的满族统治者，入关前已经通过杀戮和笼络的双重手法，将关外汉人掳为满族王公贵族的包衣（即奴仆），基本“满化”。其入主中原后，又进一步把山海关外划为满人基业的龙兴之地，关内汉人只能住在汉人聚居的“两京十三省”范围内，不得再踏入关外一步。
为防范关内汉人，他们还长期实行了严格的族群隔离政策。关内汉人聚居的“两京十三省”（逐步改为十八省）维持明制不变，从职业、身份、给饷，到住地与婚姻，都严格将满人与汉人相隔离。同时，清廷却对周边蒙古、西藏、回疆区别对待，因俗而治，不搞所谓“留发不留头”，即剃发易服的强制性满化政策。
显然，当初清军入关，不仅推翻了汉人政权，而且对汉人大肆杀戮，圈地夺田，以统治者身份居高临下，防范歧视，这自然也就埋下了汉人的某种反抗心理。19世纪末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之前，在南方汉人中最具号召性的革命口号“反清复明”，就是以恢复汉人统治和明朝版图为目的。19世纪末受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之后，这一口号就逐渐发展成为孙中山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再进一步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才又发展成为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了。
由上可知，对于20世纪初中国那些革命党人来说，他们并不怀疑中国古来有之。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却不同于大清皇帝御批中的“中国”，更不同于后来民国政府案头文牍中的“中国”。
还在1900年，章太炎就发表过《正仇满论》一文，对此做过解释。他说：“今日逐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界碑，以收复吾所故有而已。”彼东三省仍在，满人仍可回到那里去维持自己的帝制。
面对八国联军入侵所引发的各种救国、救亡言论，留日学生创办的《开智录》《国民报》等报刊，也接连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他们愤然表示：“我国人日言为外人奴隶之耻，而不知为满洲奴隶之耻；日言排外种，而不知排满洲之外种。满洲贼之盗我中华也，二百八十年于兹矣。”说：彼白人每每视我为“支那”人，殊不知“彼之所谓支那国者则清国也。夫清国云者，一家之私号，一族之私名也，而以吾汉种冒之乎”！
不难看出，当年革命者的诉求很明白，即他们的革命，不在救国，而在复国和建国。革命，就是“驱除鞑虏”；复国，就是“恢复中华”；建国，就是“创立民国”。质言之，就是把满人送回东三省，在原本属于汉人的关内十八省重建一个汉人的共和国家。
把中国视为汉人国家，把汉地十八省视为中国版图，甚至也曾经是梁启超等改良派知识精英的观点。梁这时也曾几度撰文提出：中国的历史范围虽可分为五部，但“中国本部”仅为汉地十八省是确定的。他并基于当今世界之通义，即所谓“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民族之各自尊其国”，断言“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非从头建立不可。
具体到革命党之领袖孙中山，在这方面就讲得更多，也更直白了。他指出：民族是从种性发展出来的，“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要还我中国。因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因此，当今非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不可”。
既讲中华、中国，又严格区别汉人、满人，视中华、中国为汉人之属，必欲驱除满人于关外，在关内原属明朝版图之地恢复旧邦，再立新国，这正是20世纪初那些年革命党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主张。辛亥革命时武昌起义者之所以会揭出十八星旗，也正是这一派革命党人政治主张胜利的彰显。
严格说来，即使站在后来者的角度，要读懂这时革命党人的思想言论，也并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修养。然而，事情却远非如此。一旦后来的历史情境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诉求、思想观念，乃至于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也会随之改变。后来人再想要准确理解历史中人的思想言论主张，往往也就变得极为困难了。造成这种认识上的巨大鸿沟的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时代不同，历史情境早已两样了。
20世纪初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是怎样的呢？第一，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少数族群满人的统治之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整体被压迫、受歧视已达二百五六十年。这个时候的满人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汉人争取平等、独立地位，包括恢复汉人统治的斗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第二，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正汹涌澎湃，并迅速波及亚洲各国。而这时对中国革命党人冲击影响最大的，又恰恰是“少年意大利”运动发起人马志尼所主张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
一方面汉人革命者必欲推翻满人统治，一方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独立、民族建国运动已渐成世界潮流，20世纪初中国汉人革命者的“中华”观或“中国”观，会局限在“驱除鞑虏”，恢复汉人国家的观念和范围内，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环境与汉人革命党人所能掌握的特定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满族皇帝自愿退位，汉人重握权柄，“中国人之中国”已成定局，还要不要驱除满人，还要不要把国界限在十八省范围，就再不是什么大问题了。革命党人多数显然乐得将十八星旗换成五色旗。毕竟，无论保皇党康有为等，还是革命党孙中山等，大家都有一个“大中华”、“大国族”的观念。何况，最早提出民族自决主张的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合众国”，革命党人原本就不排斥美国那样的建国方式。
但是，用五色旗取代十八星旗，却并不等于“五族共和”就一定能实现。1911年12月外蒙古及西藏当局先后宣布“独立”，就清楚地显示了这样一种危险的存在。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都是弱势政府，没有哪个真有力量达成统一中国“本部”和“疆部”的主权诉求。
理想是继承清朝版图与民族构成，现实是“疆部”鞭长莫及，“本部”也四分五裂。如此巨大的反差，不能不逐渐影响到国人的历史叙述与历史理解。尤其是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接连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制造出伪满洲国和“内蒙古独立运动”之后，一些中国的历史学者率先忍不住了。
1935年，日本人进一步制造出“华北自治运动”，傅斯年等开始公开主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提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说法。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更一度围绕着这一问题发生了论战。直接交锋的主要有两方，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白寿彝、张维华等坚决否认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如吴文藻、费孝通等，则持相反看法。
这次争论事实上是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兼中研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发起的，因担心研究谈论“民族”、“边疆”等问题易“招分化之实”，他明确主张学者当本“爱国之忠”，今后不用“民族”、“边疆”等概念，而且应尽力从史实上去证明并发挥夷汉一家的观点，为现实政治服务。
同在昆明的顾颉刚对此有“极大的共鸣和同情”。他先后写过两篇与傅意见相同的文字，一篇为《“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篇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他直言批评“民族自决”之说对中国有害无益，认为只是便利了内外分裂势力。他并且批评“汉地十八省”和所谓“中国本部”的说法都是瞎说，认为这也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他并且提出：“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认为像“汉人”或“五大民族”之类称呼，也都容易被敌人拿来分化中国，故都应舍弃不用。
只要否认中国境内存在不同民族，否认中国古来就有华夷之别及“本部”与“藩部”之分的史实，就能够避免被敌国所乘？熟悉中国历史，且依据人类学原理，从事过大量田野调查的吴文藻等人，断然反对此说。吴的弟子费孝通因此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对顾文提出异议。不料，身份、地位特殊的傅斯年自己十分反感不说，还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主张应该在政治上予吴等以压制。他并且上纲上线称，吴文藻等纯粹是“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表面上“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实际上“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在他的干预下，吴文藻主持的民族学会被停办，在云南大学的人类学讲座也不能讲了，最后不能不离开昆明了事。这怕也是民国年间学界中人拿政治正确来扭曲历史真实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罢。
费孝通晚年曾被人问到对这次争论及其遭遇的看法，他显然也注意到这场争论发生的时机确有政治正确的问题存在。因此，理智上他对傅斯年、顾颉刚爱国的动机能够理解，正因为如此，他当时没有继续与顾等争辩下去。但是，他坚持自己还是不能同意对方的逻辑，比如像“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的观点”等。
很显然，这种要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来认识历史的思维方式，影响是深远的。1950年代中期，史家钱穆在台湾还在著文批评“本部十八省”、“中国本部”之类的概念，明确认为这是敌国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中国的口实。
为什么当今越来越多的人读不懂历史中人的思想言论，为什么中外任何稍有不同的历史解读都可能会被人上纲上线，或认为“挑衅”，或视为“阴谋”，这也是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