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看，慢慢议，慢慢地生活到老

——写在伦敦残奥会的缝隙

转入狭窄的老街，沿着十二三度的斜坡向下，我们那辆没有“专用车证”的面包车停在了总部酒店门前。几位行行企企的警官和志愿者简单问了几句话，没有安检门，没有伸向车底的探测器，就让我们施施然进入了酒店大堂，我们这些经历了亚运会安保大阵仗的广州人畅快之余，却也平添了一丝失落。在酒店的负一层，我们拜会了国际和亚洲残奥委会的主要官员，官方活动自有官方报告，此处不赘。

保守？浪漫？

早上，电视屏幕上播出字幕，说剑桥公爵将出席伦敦残奥会开幕式。我们问当地人，谁是剑桥公爵？对方答，就是威廉王子。当晚，残奥会现场，主持人介绍到场嘉宾时忽然报出——“The Queen（女王）！”人们登时为之一振，似乎在场的英国人都与有荣焉。

除了二战期间受到过纳粹飞机的轰炸，几百年来英国鲜有外敌入侵，鲜有血腥的王朝革命，典章制度一直沿袭下来，绅士们穿着玄色西服套装，彬彬有礼地执行“费厄泼赖”，通过民主选举上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甘于担任女王陛下的首相大臣。据此，你可能会得出“英国是个保守国家”的结论。在英国，“保守”并非贬义，反倒是老成谋国、不偏不倚的人方可尊享的桂冠。后文中将要提到的那位陈市长就曾郑重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保守党。”

然而，有时候，英国人并不保守，还很有创意。残奥会开幕式的会场边，有许多志愿者的摊档，摆着供观众自取的苹果，且贴有醒目的英文标示——“拿我！”奇怪的是，这并非出于商业目的，也并非为了让观众解渴。开幕式进行到后半场，主持人邀请大家共同咬一口“牛顿的苹果”时，进场发放苹果的谜底这才揭晓。原来，那苹果已经成为开幕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现场全体观众手中的道具。这个创意多么有趣，多么具有有英国特色。

“自从文明的曙光降临大地，人类便孜孜不倦地探求世界内在的规律。天地之为天地，何也？天地之所以存在，何也？即便我们找到了无所不能的世界万全定律，那也不过是一套毫无生气的繁文缛节。”试想，敢于嘲笑英国人保守风气的中国人，如果将来有机会主办残奥会，有人敢在如此庄严的场合发表如此“不庄严”的致辞吗？到底是谁，敢在这庄严的开幕式上“大放厥词”？

他就是斯蒂芬·霍金。

他怎么来了，他也是残疾人吗？霍金出现的前一秒，我还在问这个愚蠢的问题。在我或者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残疾人就是因为身体原因各方面能力都低于正常水平的人。哪怕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只能在残疾人的圈子里自娱自乐。就算该圈内最顶尖的南非刀锋战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参加健全人的奥运会也只能是凑热闹。百米金牌与百米纪录？想都别想。然而，在霍金的赛场上没有残健之分，他领先于跑道上所有的人，他领先于全人类。但是，他的确是个残疾人，还是个重度残疾人，他没有逃避残疾的标签，没有回避残疾人的活动，还出任了残奥会开幕式的嘉宾。

戴维·布伦基特和霍金齐名，是英国另一位著名的残疾人。他是一位盲人，曾先后担任英国教育和就业大臣、内政大臣，在布莱尔内阁中位列第三。当地人谈及这二位，首先说的是他们的能干，其次说的则是他们的绯闻。能干者不一定浪漫，但绯闻却非浪漫而不可得。

英国人即便算不上浪漫，也起码能称得上有诗意，从地名中就能看出几分。有一座小镇，名叫“水上的波顿”，清浅的小河穿镇而过，假日里男女老少悠闲地在河边晒太阳，黄狗在河岸间往返嬉戏。大文豪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全称是“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这么长的地名英国人也不嫌累赘拗口。开幕式上，埃文河畔的树荫下，十几个古代农夫扮相的英国人围着一辆没有马的马车，演绎着莎士比亚的剧作。这些演员演技不高，似乎只是一些业余爱好者，但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却是真实的。

另外，在英国，大庭广众旁若无人地呼唤着“爱人”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心底必定蕴藏着炽热的浪漫。

悠闲的英国鸟

早期将英文地名翻译成中文的人里，应该颇有些文采斐然之辈。试读“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一词，音义俱在，富丽堂皇而且比黄金还矜贵之意味呼之欲出。我觉得这其中很可能包含了广东人的智慧，同一个外文单词，广东人的译法和北方通行的译法就大不相同，如Volvo、Mazda、Sharp三词，北方译为沃尔沃、马自达、夏普，广东人则译为富豪、万事达、声宝，显而易见，后者更能体现外来词中国化的特征。若非要吹毛求疵，那恐怕也只能牵强地说这翻译“名不副实”，因为几百年来多数时候白金汉宫的主人并非男性壮汉而是女性“汗母”。另外，如果按当下外来词按音节逐个音译的原则，将“白金汉宫”译成“波奥可京汉姆宫”也未尝不可。

步入唐人街，却是另一番不同感受。在中国城的牌坊上镌有两副对联，一副是“伦肆遥临英帝苑，敦谊克绍汉天威”，一副是“华堂肯构陶公业，埠物民康敏寺钟”。这两副对联，文采平平，更像是出自半通不通的乡村塾师之手。这里恐怕要对“敏寺钟”多做些介绍。敏寺者，西敏寺也，这是喜欢音义并酷爱简称的华人对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译法。其实，寺与教堂就宗教派别来说差了十万八千里，唯一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是供奉神灵的所在，若从这个角度考虑，则不得不承认这翻译很妙。

说话间来到“英帝苑”，白金汉宫对面的格林湖。因为皇家卫队换岗仪式观赏性极强，白金汉宫前人山人海，我甚至怀疑全伦敦的游客都聚集在这里了。咫尺之遥的格林湖却幽静得如同世外桃源，湖水藏在密密的树林间，不大，像一颗蓝宝石。松鼠沿树干爬下来，穿过行人跑向小道另一边的草丛。一道白色弧线划破湖面，扑啦啦，水上掠过的天鹅收起双翼，停落在鸳鸯的近旁。湖畔的树上、草地上，乌鸦与喜鹊，野鸭与大雁，三三两两地剔羽憩息。它们并不怕人，也许它们的上一代，乃至上几十代，从无弹弓网罗追命，从无白斩红烧卤煮，从无在炖盅里与淮山杞子为伍的经历，在其集体记忆里，人类也许只是另一群未学会飞翔的鸟儿。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莫此为极。坐在湖边的木椅上，地球的转动也仿佛变得缓慢舒徐。我们曾经整日为了完成目标任务而营营役役，每抵达一个既定目标，领导必要求切勿松劲，领导必提出再接再厉，领导必告诫我们不进则退。仿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古训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失效了；好像不组织各种运动或者不叫运动的“运动”，人们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似乎每隔一段时间不提出一个新口号来鼓舞或提点，社会就会堕落。这样的人类，真的不值得拯救。

完成任务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如果我们的宿命便是从目标走向目标、从苦斗转入苦斗，那我们的幸福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前往目标的道路是正是斜？我们的孜孜汲汲能否成全下一代的幸福？

幸福，是一种很个人化的感受。既然没有统一的标准，领导凭什么要求我们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究竟是领导为我们的幸福服务，还是我们为领导的进步服务？我们怎么才能替下一代打造幸福的模型？我真害怕到了下一代，他们会像城市拆迁那样把我们建造的幸福大厦夷平，去搭建他们心目中的幸福小屋。我真害怕到了下一代，他们的领导又会给他们下达层出不穷的任务目标。

伦敦红桥市政厅门廊里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写着：要让这个城市成为人们开心生活的地方，成为人们乐于做事的地方。

同行的政府人士说，说得很好呀，跟我们提出的“建设宜居宜业城市”一样嘛。

不过，红桥市提出的是本届政府的目标，是市长对他的施政团队的要求，是让选民们监督他们的军令状，而不是动员全社会做这做那的敕令。作为选民的公仆，市长所做的每一件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市长说，只有大多数市民达成共识的事，他才会去推进，至于带领乃至教育他的“主人”，市长似乎没有想过。我们的领导能短时间内就带领我们做成许多事，达成他的领导要求他完成的目标，而红桥市市长则不能。

如果有得挑选，不知人们愿意哪一位来当领导或市长。于我，则甘愿选择做这湖里的一只水鸟，在这金色池塘里慢慢地梳理羽毛，慢慢地活到老。

老了之后怎么办

陈德樑先生在市政厅的门廊里迎接我们。他是红桥市议员，也是该市2009～2010年度的市长。“大伦敦”由伦敦市和32个自治市组成，红桥是其中之一。陈先生对广州市的面积、人口以及越秀、天河等区的情况很是熟悉，在与广州市来客交流时经常将红桥市称为“红桥区”。

据介绍，红桥区与英国其他地方一样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残疾人、受伤病困扰的人数量达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在英国，住院医疗费用昂贵，每天大概500英镑，急症住院费用更高，达到每天1000英镑。为了节省开支，也为了提高老年人、残疾人、受伤病困扰的人的生活质量，英国提倡家庭照顾。当地议会（也就是市政府）现有16名社工，主要负责评估与转介，当伤病残者还在医院时，他们就已经介入评估了。如果有需要，政府会帮助他们把住房从楼上调整到一楼，或给住房加装坡道扶手、拓宽卫生间。每天，还有人上门送餐——这人自然是政府出钱雇请的——请放心，一日三餐都有人送，生活不能自理者还有人帮忙洗澡。为了使伤病残者不至于整天坐在家里无人沟通变得性格古怪、智力迟钝，还有人把他（她）接送到日间中心，那里有专人陪同聊天下棋。以前这些活都是政府请人干，现在提倡由家人承担，照顾者还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定数额的补贴。这还被认为是一种就业形式。

由于照顾者数量增多，“照顾照顾者”的工作应运而生。陈先生将红桥区关注照顾者协会的三位女士介绍给我们认识。协会主要是向照顾者传授护理知识，上门探望，协助接送老年人、残疾人前往医院或日间中心、上街购物等，还会关注照顾者的心理健康，组织照顾者联谊、旅游，在照顾者外出期间安排人手照顾老年人、残疾人。关注照顾者协会主要由志愿者组成，我们见到的协会总裁，护理部门负责人、志愿者负责人要么有其他职业，要么就是退休人员，协会现有志愿者120多名，其中不少是当地大学学生，协会根据志愿者的时间安排服务，比如有的人仅负责开车接送，有的人负责陪同看医生。协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与政府并不重复，协会资金来源为政府资助和各种慈善基金，二者的比例为1∶3。

红桥区人口28万，政府出资聘请的服务人员达6000人，其中，教育方面3000人，社会服务方面3000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因年老致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因年老致残的情况增多，同时，残疾人对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多，老年人、残疾人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对这些社会服务岗位的需求自然也会增多。

能不能这么想，我们的理念可能需要稍作调整：经济活动能够创造价值与就业岗位，社会服务同样有价值并且能创造就业岗位。后者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解放家属的生产力上，体现在收获伤病者与残疾人康复之后新生的生产力上，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指数与归属感上，体现在社会成本上。过去，我们国家的社会成本开支曾经被忽略，但这些成本终究是要支付的，社会服务的良好运作能够有效节省成本开支。英国实行家庭照顾之后与实施住院医疗时相比，全国节省开支90亿英镑，单红桥区就节省了3亿英镑。

能不能这么想，养老助残这些社会服务也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