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二任:托马斯·麦克凯——总统任命讨人欢喜的经济学家(1)
第九章 再大的本事也敌不过“软弱”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艾伦·德鲁里
一、杜鲁门的时代:“公平施政”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的“小白宫”因脑溢血逝世。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很多人都不能接受,整个美国都难掩悲痛。不过,国家大事还是需要有人来主持,这责任就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副总统哈里·杜鲁门身上。继任后,杜鲁门在对内阁成员们的简短讲话中说:“我打算继续实行罗斯福的纲领,希望你们全体留任。我欢迎你们提出建议,我并不怀疑,你们如果认为必要的话,会提出与我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定将由我来做,一旦决定做出,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坐在台下的资深内阁成员亨利·史汀生[13]意识到,和衷共济的时候到了。会议结束后,他没有离开,对杜鲁门说他要与他谈一件极为紧要的事情,是关于一种能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的新型炸弹。但是未进一步说明,使杜鲁门像过去一样对此不甚了解。史汀生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到总统所受的震惊和所知甚少,他的为人令人钦佩。”
史汀生似乎对杜鲁门是认同的,不过,大多数却在议论,他们中有人甚至说:“天哪,杜鲁门将成为总统了。如果哈里·杜鲁门能当总统,那么我隔壁邻居也能当。”人们对国家的未来甚忧,担心战争将会拖得更长,更担心美国的经济形势受到影响。
杜鲁门上任后不久,就提出了“公平施政”纲领,这是对新政的继承和延续,标榜要维持和发扬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扩大社会福利范围和支持新的民权立法等方面,努力巩固和扩大新政的成果。
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战后第一个关于内政的咨文,内容包括“二十一点”,主要是继续冻结物价和房租,继续实行战时的经济管制;增加最低工资,公平雇佣工人,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扩大开发自然资源;制定充分就业法;实行国民健康保险;把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扩大公共住宅计划等。这些经济政策统称为“公平施政”。后来,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这个咨文里,我第一次提出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详细纲领,这将是我的政府的施政基础。”
实际上,战后“充分就业”是1944年民主党竞选许下的诺言之一,因此,杜鲁门认为“二十一点”中最为迫切的就是充分就业。这也是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斗争的一个焦点。经过双方激烈的讨价还价,国会最后通过了1946年就业法。尽管这一立法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经济决策。
其中,最为重要的条款是:其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责,并决定在总统领导下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使之成为总统经济决策的重要智囊机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就业法的指导下进行其特殊的业务活动,将更多的注意力直接或间接地置于财政活动对经济稳定的影响之上。与财政部长相比,经济顾问委员会更能在全局上关心国内经济发展。而财政部长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公债,组织税收,执行国际金融政策。因此,财政部长受其专业职能的影响,往往容易用单纯财政观点看问题,而不是从全局上引领和指导经济发展。
从此以后,经济顾问委员会在美国总统的经济决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下之后,走上了美联储主席的舞台,比如阿瑟·伯恩斯、艾伦·格林斯潘等。
二、财政部长是个“保守主义者”
在大多数时候,杜鲁门说:“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政派。实际上早在杰克逊县(密西根州南部县城)时我就是新政派。”这种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比如,他任参议员以后的第一次演说,就表达出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他讲道:“没有人想过卡内基图书馆是耸立在钢铁工人的血泊上,但事实如此。我们已记不起洛克菲勒基金是奠基在科罗拉多燃料和制铁公司死去的矿工身上以及无数类似的事件上。我们崇拜财神,直到我们回到古代教旨并且皈依于上帝的教诲时,这种情况将继续留在我们身边。”
可惜华尔街尽管有能力控制全国财产并且雇佣这个国家最好的律师,却没有产生一些金融政治家,这些人能看透大企业和财富集中控制的危险,他们还在雇佣最好的律师为他们的贪欲和私利效劳。人们能忍受到一定限度,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解决办法。
杜鲁门曾说:我相信,如果不是所有保险公司资产的60%都集中在四个公司手里,我们这个国家会富裕得多。我相信1000个保险公司,每个拥有400万美元资产要比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好1000倍。我还说,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县城要是每个拥有7000人口那就比一座城市拥有700万人口要好上1000倍。我们的失业、动乱是工业中心人口集中、大规模生产以及其他许多所谓现代化的结果。
不过,杜鲁门并不排斥身边的保守主义者,相反他的很多帮手都是保守主义者,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在提出“公平施政”时,斯奈德还是战时动员和复原局局长,他在私下向杜鲁门表达了反对意见。不过,当前任财政部长弗雷德里克·摩尔·文森被提拔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时,杜鲁门首先想到的就是,希望斯奈德能够接任财政部长一职,对此,斯奈德欣然接受。
这件事情也表明,杜鲁门执政初期非常注意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之间进行平衡。无论如何,斯奈德是有立场的,尤其是在面对美联储时,他更想一种理想状态出现,而导致这种想法产生的原因估计是1946年英格兰银行的一次转变。
1946年,英国将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后,由财政部持有其全部股份。英格兰银行总裁、副总裁和理事由政府建议,英王任命,任期分别为5年和4年。英格兰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决定者是政府。在履行法定职能时英格兰银行要遵从财政部的指导,财政部长不轻易行使命令权,两者的分歧通常在内部协商解决,英格兰银行很少公开反对政府的政策。英格兰银行一般向财政大臣负责,财政大臣再为英格兰银行向议会负责。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曾宣称,有关货币事务的政策应由“唐宁街”[14]制定而不是由“针线街”[15]制定。
虽然斯奈德没有直说,但是心里无时不想着,“如果美联储……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如果坐在美联储椅子上的那个人是埃克尔斯,恐怕不行,但是如今麦克凯来了,事情似乎就变得不一样了。
三、美国总统、财政部长与美联储委员间的角逐
要说杜鲁门和斯奈德在货币政策方面,那是前所未有的一致,他们都是低利率的拥护者,二战之后,通货膨胀的溢出让埃克尔斯意识到非提高利率不可,而杜鲁门却非常坚决。于是,他对埃克尔斯说,不再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不过杜鲁门却希望他仍能留在美联储。这让大家觉得很是奇怪,很多人将这讽喻为,把老板变成了员工一样。
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坏,这让在今后三年多的时间里,美联储里保存了一位敢直言不讳的“斗士”。日后,埃克尔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述着他是如何与总统及财政部长“对着干的”,他这样写道:
“政府债券根据三种重要利率维持利率模式:0.375%的90天期国库券利率、0.875%的一年期国库券利率和最长期政府公债2.5%的利率。这表示利率0.875%的一年期国库券接近到期日时,利率会下降、价格会上涨;同样的,因为短期利率固定不变,所有其他中期和比较长期的证券接近到期日时,利率都会被迫下降,价格都会上涨。
我们希望提高债券利率,引诱银行和其他投资者购买和持有这些债券,如果他们不购买和持有,联邦储备就必须购买。一旦财政部增加债券的发行量,美联储被迫购买,就能够自动创造超额储备……银行有了这些超额储备,就会有压力,会以溢价购买国库债券和合格的政府证券,因而为非银行投资者创造了‘搭便车’的机会。”
而杜鲁门则认为,爱国公民在战争时期购买的债券不能因为利率提升而贬值,这是他作为总统的责任,他也必须保护爱国的公民。由于债券价格与债券利率成反比,因此如果利率上升,则会导致在低利率时购进的债券的价值减少。
就这样,因为利率问题,埃克尔斯和总统及财政部长从“台上争到了台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这种争夺发展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
对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斯普劳尔也深有同感,本来他在1950年8月主持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会议时决定:“要在我们主要负责的范围内,采取管制信用的行动,拒绝再以目前的利率进一步提供储备金给银行体系;我们也告诉财政部我们的决定,但财政部长斯奈德的回应非常冷淡而突然,指出我们既然告诉他我们要做什么,他就无话可说了……”
事实真是如此,他会一直保持沉默吗?
当然不会。他知道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他实现目标的“帮手”。这个人就是由杜鲁门选定的、新任美联储主席托马斯·麦克凯。麦克凯在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曾在大公司任职,并且也是费城联邦储备地区银行的总裁,因而他对经济运作十分在行。
最为关键的是,麦克凯总是一副笑脸,对谁都十分和气,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说他是个令人愉快、讨人喜欢的人,否则杜鲁门也不会看中他。正如坊间流传的一则关于杜鲁门总统的笑话所说的:“我希望找到一个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现在,麦克凯就是这个人。
四、朝鲜战争中的不作为让麦克凯彻底失掉“民心”
要说本事和经验,麦克凯一样都不缺也都不逊色,只不过,他过于软弱的性格,让他常常顶不住来自总统和财政部长的压力,对此,美联储委员们都对他颇为不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面对严峻的战争局势,杜鲁门立即与财政部长斯奈德会面,他对斯奈德说:“假如局势严重,你认为财政部可以立即采取些什么措施?”这么说就是希望斯奈德能够筹集到相当多的金钱用于战争。两人在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撤回几天前刚刚完成的下一财政年度预算方案。斯奈德建议说:“如果情况严重,我们应当立刻着手研究目前的税额要增加多少以及确立哪些新的税收项目。”
美联储的关注点则完全不同,他们的初衷在于抑制由朝鲜战争造成的通胀压力,事实上,从1950年6月到1951年2月,物价上涨了17%,生活费用上涨了7%。这些数据不得不让美联储提高警惕,他们的职责就是引导经济回归正轨。于是,就美国利率和货币政策的控制权,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展开了激烈争夺。
在这场争夺中,麦克凯从来都没打算坚持什么。斯奈德打电话给他说:“我将立刻宣布财政部9月和10月的筹资计划,也就是发行13个月期、利率1.25%的公债,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这根本就是将一个结果告诉麦克凯主席而已,这样的做法自然让很多美联储委员很不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斯普劳尔尤其愤慨,他说:“他(斯奈德)这样做不但违反他从任何方面得到的建议,而且直接跟我们(美联储)的计划作对。”
此时,麦克凯显然已经屈服于财政部和白宫的压力,默认了斯奈德的融资计划。1951年1月,国会经济联席委员会打算就财政部的融资计划举行听证会,会议主持人塔夫脱参议员邀请美联储主席麦克凯作证,最终麦克凯以“不能作证来反对行政部门的政策”为由拒绝作证。结果是,埃克尔斯走上了作证席,以说明财政部的计划会引发通货膨胀。
不仅如此,麦克凯居然带领全体美联储委员来到白宫与总统会面,为的就是接受总统及财政部的提议。这样的事情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美联储委员们心里五味杂陈。这样做的结果是,白宫很快便向媒体宣布说:“美联储向杜鲁门总统承诺,支持总统维持政府证券稳定性。”紧接着,斯奈德也发出新闻稿,意图将此坐实,他说:“白宫的宣布表示,政府证券的市场会以目前的水准建立,而且在当前的紧急状态期间,这种水准会维持下去。”
一切按照心意施行,这让杜鲁门心里松了口气。他立即写了一份私函,对麦克凯的努力表示感谢,“保证政府证券的市场,会以目前的水准维持……我希望你代替我向你们团体中的每个成员传达我真挚的感谢。”
委员们并不打算接受总统的好意,他们异常愤怒,尤其是对麦克凯感到失望,他们甚至投票要求麦克凯安排在白宫跟总统开会以纠正总统的做法。他们觉得,总统的信是私函,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谁知,白宫很快便把这封信公之于众,这下彻底打消了委员们的念头。
可想而知,麦克凯在美联储的处境何其艰难。此时,委员们对他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似乎他这个主席的存在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