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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
就业政策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解决失业、就业困难等与劳动力供求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环境密切相关,为了更好地理解就业问题和有针对性地展开就业政策的研究,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就业问题产生的宏观经济环境,厘清制度改革与失业问题的基本逻辑关系。
2.2.1 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
在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中我们已经知道,失业率变化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将经济周期波动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概括为“奥肯定律”。
知识链接1:奥肯和奥肯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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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M. Okun. 1928-1980年
阿瑟·奥肯(Arthur Melvin Okun,1928—1980年),经济学家,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城人。195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耶鲁大学。1961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4年,被聘为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8年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奥肯定律是奥肯依据美国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它描述了失业率与产出变化之间的数量关系,即实际产出每增加3%,失业率将大约降低1%。这种产出变化与失业率变化的比值又称作“产出的失业率弹性系数”,简称“奥肯系数”。由于奥肯定律连接了产出和失业这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因此一直备受重视,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奥肯本人的原创性工作及后来的发展,奥肯定律可以归纳为差分版本、缺口版本、动态版本、生产函数版本和不对称版本这五种版本形式。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不同版本的奥肯定律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在五个版本的奥肯定律中,差分版本和缺口版本是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介绍奥肯定律(Okun,1962)使用的是时常用的基本形式。
1.差分版本(difference version)
差分版本是奥肯定律最基本的形式,它直接表示了产出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关系:ytg=a+bΔut+εt, t=1,2, …, T。
其中是产出增长率,ut是失业率,Δ是差分算子,Δut=ut-ut-1, εt是干扰项,a和b是参数(常数),其中b衡量的是失业率变化所引起的产出增长率变化的大小,而1/b即为奥肯系数,表示产出变化所引起的失业率的变化程度。这一表达式说明的是同一时期产出增长率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式中,一般认为b是负数,即产出的增长将伴随着失业率的下降,或者是产出下降时失业率会上升。通过差分版本的奥肯定律,我们可以计算出为降低一定的失业率,产出所必需的增长速度。在差分版本的奥肯定律中,产出增长率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关系清晰,并且所涉及的失业率和实际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都是可以直接观测到的,容易得出产出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比较明确的结论。但是,由于经济时间序列往往都是单位根过程,如果产出增长率和失业率变化这两个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差分版本的奥肯定律会由于遗漏二者的长期均衡关系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此时尽管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但得出的结果也不再是差分版本意义的奥肯定律了。
2.缺口版本(gap version)
这个版本中的“缺口”是指产出缺口和失业缺口。所谓产出缺口指的是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失业缺口指的是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之间的缺口。按照奥肯的解释,潜在产出指的是充分就业时的产出,而充分就业指的是没有较大通货膨胀压力下,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就业水平,此时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或正常失业率 。
其中yt是实际产出t是潜在产出,
表示失业率,
表示自然失业率,εt是干扰项。一般认为,参数c是正数。这一关系式表示的是,如果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的部分就会按照比例c下降,反之则以c的比例上升。这一模型隐含的假设是,如果存在高失业率,则经济中一定存在闲置的资源,由此可以推断此时产出一定低于潜在产出水平;而产出的增长必然导致闲置资源的减少,从而使失业率下降。缺口版本的奥肯定律体现了经济周期中的产出和失业围绕趋势波动的情况。但是缺口版本中的潜在产出和自然失业率都不是可以直接观测到的经济变量,尽管计算潜在产出和自然失业率的方法有很多,但孰优孰劣没有定论,不同的潜在产出和自然失业率的估计方法可能会影响奥肯定律的估计结果。
观察欧洲国家经济波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的负相关性(图2-1),经济衰退的国家往往伴随失业率高涨(图2-2),这表明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还在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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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欧洲国家失业率与实际GDP增长率:1962—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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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10年欧洲国家失业率与实际GDP增长率
2.2.2 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和就业问题
进一步观察组成GDP的各个部分可以发现,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与就业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以欧洲为例,部分欧洲国家近十年来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希腊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已经突破70%,即使在经济危机之后,其消费份额仍在上升,2011年达到了近80%(图2-3)。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构成,原本应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过度依赖消费,尤其是借贷消费,非但无助于失业问题的解决,反而造成负面影响,即:恶化国内财政,引发债务危机,加重失业;影响投资的储蓄积累,降低投资的经济拉动作用;加剧进出口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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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部分欧洲国家消费占GDP比重:2000—2011年
从投资和储蓄的角度来看,失业问题较严重的国家近年来国民储蓄率及储蓄—投资比重持续下跌,国民储蓄越来越难以支撑投资所需。对比德国和失业状况比较严重的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可以发现后五国的国民储蓄率普遍低于20%,有些甚至下跌至10%以下(图2-4),由于收入多数用于消费,国民储蓄越来越难以支撑投资所需,国民储蓄与投资之比基本都在80%以下,在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初期,一些国家甚至低于50%(图2-5),严重制约了国内投资,而德国多年来基本保持国民储蓄在20%以上,保持了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平衡,从而保证就业有基本的投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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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德国和欧债危机国家国民储蓄率:1995—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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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部分欧洲国家国民储蓄/投资:1995—2011年
从理论上而言,私人投资不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充分就业实现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得到缓解。但这一逻辑的成立前提是政府有充分的经济实力支撑充分就业的投资需求。从欧洲的经验来看,近年来高失业国家政府基本上都入不敷出,并且有恶化趋势(图2-6)。希腊、葡萄牙、匈牙利、塞浦路斯等国财政近十年来一直处于赤字状态,导致财政自动稳定器效果下降,拖累经济复苏,加剧失业。财政自动稳定器是指财政制度本身存在的一种会降低经济波动幅度的机制,从财政转移支付(包括失业救济金和各种福利支出)的角度来看,在经济繁荣阶段,失业率下降,失业人数减少,失业救济金和其他的福利支出会自动下降,从而抑制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需求增长;而在经济萧条阶段,失业率上升,失业人数增加,失业救济金和其他的福利支出会自动上升,刺激经济复苏。然而,财政自动稳定器在经济萧条期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有足够的空间支撑增加的失业救济金和福利支出,而当前欧债危机国家恰恰无法满足这一前提。有人将之怪罪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但实际其主张是财政政策应“逆风而行”,经济高涨时,多收税,少支出,财政积存用到经济萧条时增加财政支出,以此平衡周期,但危机国家无论经济高涨还是萧条,都是赤字财政,造成了两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公共服务的“棘轮效应”,只进不退,只涨不降;二是当真正出现经济危机时,政府财政无力负担拉动就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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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部分欧洲国家政府收支占GDP比重:1999—2010年
从进出口状况来看,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的出口对于一国的就业而言,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国家宏观经济长期出现进口大于出口的赤字状态,那么对其贸易部门的就业将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从欧洲的经验来看,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等国大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历长时期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赤字,而且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图2-7)。这些国家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达到了历史最大值,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贸易赤字导致国内失业问题加剧,但国内企业投资动力和能力不足导致出口无法改善,消费者又不愿改变消费习惯,导致贸易赤字进一步加剧,失业问题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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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部分欧洲国家经常账户占GDP比重:1980—2010年
阅读推荐1:中国的奥肯定律
请你查阅这些资料阅读并撰写一篇读后感:
(1)蔡昉,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研究》,2004.9。
(2)蔡昉,《为什么“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再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宏观经济研究》,2007.1。
(3)邹薇,胡翾,《中国经济对奥肯定律的偏离与失业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2003.7。
(4)卢锋,《破解奥肯定律在中国不适之谜》, 《中国财经报》,2012.10。
(5)李碧花,《“奥肯定律”中国悖论的再解释——基于中美劳动力变动差异视角》, 《经济问题》,2010.6。
2.2.3 制度性因素和就业问题
随着GDP增长率变化,如果劳动力工资也能随之发生波动,那么从理论上说,失业问题并不会非常严重。但实际中我们往往能够观察到,工资增长具有刚性,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调节机制受到影响。比如,欧洲各国普遍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且刚性很强,其占中位数工资的比重甚至在经济下滑时上扬(图2-8中的阴影部分),依赖低收入的劳动者在经济不景气时遇到较多困难,因此可能更会要求上调最低工资水平,这就使得市场价格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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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欧洲实际GDP增长率、单位劳动补偿和最低工资水平:1975—2011年
对于具有较悠久工人运动历史和劳资协商传统的国家,工人运动也是影响工资的重要因素,在欧洲国家,罢工现象一般与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涨同步出现,其主要目是反对降低工资、社会保障待遇和裁员,作为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对于劳动力供给、市场灵活度具有重要影响,罢工也是一种左右劳动力市场政策走向的政治压力,从而能够进一步影响未来的失业率。
从劳工社会保障与失业率的关系来看(图2-9),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水平高低与历次经济周期,及相应阶段的失业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分水岭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一阶段中,经济周期波动对社会保障的催生、发展和膨胀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危机中出现的失业问题、工人阶层生活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工人运动,促进了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而在后一阶段中,“高福利保障养懒人”的现象日益突出,不仅不利于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而且社会保障支出日益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潜藏债务隐患,每次经济危机发生均成为社保制度改革的推动力。经济危机、失业率波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也与欧洲国家工会力量之间高度相关,欧洲工会密度发展趋势恰好也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界线,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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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经济危机与社保制度的发展趋势:1830—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