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西方民主危机背后的原因

第一篇文章刊登在《福布斯》杂志（2014年2月23日），作者是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文章的标题是《颠倒的宣传：中国如何愚弄了〈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一厢情愿的人》。作者在文章中说道：

“近20年来，北京通过各种有意和无意的代理人（其中很多是西方人）说服美国和欧洲相信中国的崛起只是某种假象。北京很显然正在动用其看似无止境的能力对西方那种过于一厢情愿的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动机也很明显，就是要助长那些一直相信这个故事的人的自满和拖延他们的觉悟。这里的要点在于，对世界强国的版图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这一点，西方人理解得越慢，那么他们试图削弱北京野心的效果就会越差。”

作者引用了很多由诸如《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时代》等西方媒体做出的错误预测作为例子，说道：“现在我们知道了，先前的预测不仅被证明是错的，而且与事实恰好相反。中国不仅没有轻易地崩溃，而且继续以高于历史上任何其他主要国家的速度增长着。”

我不确定中国政府是否真是在花大力气故意愚弄西方媒体，中国的很多媒体也都常常惊讶于自己这个国家的迅猛发展。我可以确定的是，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中国的未来。但是芬格尔顿指出的一点是对的，即先前所有那些关于中国崩溃的论调和预测都被证明是言之过早了。我个人觉得，学者的责任在于解释世界，对事实解释清楚了，就可以知道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可以知道其未来。不过，现在很多中国研究者就像算命先生，常常一厢情愿地在“预测”中国。这个市场很大，很有吸引力，不时吸引着很多人去加入这个队伍，结果，中国研究领域产生着太多的（我把它们称为）“假知识”。

我要说的第二篇是发表在《经济学人》（2014年3月1~7日）第6页上的文章，标题是《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挽救》。这篇文章讨论了世界各地的民主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怎样的困难时期并寻找其根源。的确，正如作者所言，民主正在全面衰退。在西方以外的地区，民主的发展通常只是走向崩溃。作者说道：“在独裁者们被赶下台的那些地方，他们的政敌几乎都没能建立可行的民主政体。即便是已经在西方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中，体制的漏洞也明显得让人忧虑。当政治操纵大行其道时，民主的幻想也随之破灭”（第47~48页）。在西方，“民主在国内和国外都变得太经常与债务和功能失调扯上关系”（第48页）。民主陷入危机的观点如今广为流传。作者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危机很显然。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来，我觉得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颜色革命”的时代。一些内外因素的结合很容易造成一场廉价的革命，就是说，较之早期的民主革命，“颜色革命”简直就是不费吹灰之力。人们普遍相信，“颜色革命”之后便是民主，但事实上并非这样。人们看到，“颜色革命”之后便是无政府。不仅这样，发达国家，大多数是民主国家，也面临着另一类“颜色革命”。发达国家的“颜色革命”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这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政权更替，这是民主政治的优势。不过，问题不在于《经济学人》文章作者所说的“债务”问题，而在于西方民主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最近，我看了《经济学人》另外两位编辑约翰·米克勒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共著的新书《第四次革命：重塑国家的全球竞争》（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4）。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首相和美国里根总统所进行的改革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半次革命”。我想，自从撒切尔和里根之后，西方就产生不了能够进行改革的强势领导人。民主政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产生不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领导人，这是今天西方民主所面临的困境。

我对《经济学人》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兴趣在于作者所认为的当今民主危机背后的两个原因。按照作者的观点，这两个主要原因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根本弱点，从而削弱了西方人对民主政治的自信，而这个自信一直以来是西方的重要资产。近代以来，西方一直对外推行西方式民主，在这方面花费了巨大的人、财、物，自信是其巨大推动力之一。今天，很多西方人对他们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已不再抱有幻想，尤其是当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挽救金融资本，当金融家们继续给自己发放高额奖金时无能为力地站在一边的时候。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心脏地带，不难理解这场危机对西方民主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作者为什么要把中国单独提出来？在西方看来，中国并不是民主世界的一分子。既然这样，中国如何影响了世界的民主进程呢？中国如何影响到西方民主呢？《经济学人》文章的作者认为，原因很简单，即中国的经济崛起。我想在此处大篇幅地引用原文：

“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对经济发展的垄断。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差不多每10年就将生活水平翻一番。中国精英认为他们的模式——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加上不懈努力吸收人才进入党的高层——比民主更有效率且更不易出现僵局。政治领导人每10年更换一次，由于党对干部的选拔是基于他们完成目标的能力，因此新鲜的人才供给源源不断。中国的批评者们正当地谴责政府以各种方式控制公众舆论的行为，从监禁异见人士到审查网络发言。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对控制的执着意味着这个政权正密切关注着公众舆论。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能够解决在民主国家需要花费数十年才能解决的重大国家建设问题。比如，仅仅在两年内，中国的养老保险就新覆盖了2.4亿农村居民——远远超过了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从非洲（卢旺达）到中东（迪拜）再到东南亚（越南）的国家都在认真对待这一模式。”（第49页）

作者继续说道：“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美国和欧洲失去了它们作为榜样的号召力和传播民主的欲望。当美国政府甚至连财政预算都无法通过，更别说规划未来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要将民主作为理想的政府形式呢？当欧洲的精英们因为民选领导人妨碍了传统财政政策的实施而将他们赶下台时，独裁者们为什么要听从欧洲的民主宣讲呢？”（第51页）

因此，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中国比以往的社会主义更加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那种民主天生优越并终将大行其道的西方观念。

这两段话令人深思。我第一个感觉是，今天西方人的心态类似于晚清中国的心态。现存体制出现严重问题，一些人仍然抱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另一些人则拥抱环境尤其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被彻底打败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才懂得了“巨变”的道理。今天的中国便是近代以来“巨变”的结果。而西方今天所持的心态可能要等待更大的危机才能得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