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拨乱反正和商品经济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主要进行的正是经济自主化的改革。在这一阶段中，改革的取向（方针和策略）主要是建立和改进一个经济机制运行良好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和环境。通过这十多年的改革，一个经济机制（特别是市场经济）运行良好所需要的四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承认个体利益、给予经济自由、实行分散化决策以及引进激励机制，这些在中国已差不多具备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与实行这四项基本的经济原则是分不开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冰已经开始被打破，而农村改革则成为第一艘驶出的航船。中国的经济自主化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经济现代化程度低，改革试验的风险较小，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政府对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基本判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会议认为，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首要要务就是调动中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就是激励问题。那么，如何去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呢？1980年中共中央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对于这个时期的基层探索有一段概括性的总结，即“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改进劳动计酬办法”，打破生产上的主观主义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是生产责任制却能激励农民努力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统计，截至1980年麦收前后，全国90%的生产队已经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包产到户占到20%，农业增产效果明显。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业的1号文件，形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第一次改革与发展的高潮。

由于经济自由化将生产与交易决策分散到企业与家庭，并且直接针对集权化决策缺乏激励与信息这两个基本弱点，即使在市场体系没有完全建立或完善的情况下，它也导致了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1987年，邓小平在同南斯拉夫政府访问代表团谈话时，曾讲道：“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之所以比国营企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在于它有更多的经济自由选择权和对职工有更强的经济激励。乡镇企业有权决定雇用什么样的工人、能自行决定产品的价格和工人的报酬、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定投资取向和生产什么产品、对工人的辞退有自行决定权，所以乡镇企业在生产活动中有着较大的自由度。与乡镇企业崛起相伴的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体制外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并很快出现了雇工突破政策规定人数的现象，“傻子瓜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傻子瓜子

改革开放初期，安徽芜湖的个体瓜子商贩年广九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由于生意越做越好，他雇佣的工人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130多人。按照当时的说法，雇用7个人以下算“姓社”的个体经济（不要小看这样一个具有相当局限性的说法，对中国经济改革之初的个体户蓬勃发展，从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雇用8个人以上就变成“姓资”的私营企业，于是有人指控年广九是搞资本主义雇工剥削，提出要限制“傻子瓜子”的发展。其实，“傻子瓜子”只是众多在政策夹缝中生存的企业中的一个代表，类似的还有很多。对此，邓小平说：“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在农村改革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之后，政府希望把农村经验运用到城市中去，推动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改革纲领性文件和顶层设计，尽管其所确立的阶段性改革目标是商品经济而非市场经济，但“市场”二字在这个文件中就出现了16次。决定还指出，“由于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复杂，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些情况”，这无疑正确地认识到政企不分条件下政府的信息成本巨大、信息效率低下。从这些改革文件可看出，政府已深刻认识到个体逐利（通过松绑改革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信息不对称（通过放权改革使决策分散化）是最大的两个客观现实约束条件。由此，《决定》强调不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并对其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一些战略性部署，比如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同时扩大指导性计划，计划工作的重点要从年度计划转到中长期计划上来，对非国计民生的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

回过头来看这一阶段的改革，尽管经历了1988年的恶性通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改革开放的总方向一直没有变化，它使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商品经济和发家致富成为社会的潮流。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体（无论是国家、企业、单位、家庭还是个人）的自利性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通过这些年的改革，经济选择自由有了明显改善，分散化决策方式取得了很大进步，一些经济权力得以下放，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等被确立起来，很多计划手段被取消，农民、城镇居民和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约束条件做出消费和生产的决策。另外，中国当时已经在许多部门和行业建立了各种激励机制，大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正是导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具体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