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辛亥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探索（1911～1949）
辛亥革命推翻了绵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皇权统治，宪政
这一于清末从国外引入并萌芽的现代国家制度开始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尽管有诸多的先天不足和曲折反复，但是这样一个在形式上体现了公权力委托—受托（委托—代理）关系，并将公权力置于全民监督之下的民主宪政尝试，还是给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变化，使中国经济开始逐步纳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基于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不同政治、军事背景，近代民国经济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民初的宪政探索时期（1912～1916）、军阀割据混战时期（1916～1927）、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1927～1937）以及抗战和内战时期（1937～1949）。无论是军阀混战、抗战还是内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得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公认的，特别是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出现了显著下降。宪政民主也好，经济发展也好，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在这近50年的时间里真正具有建设性和实现发展的，还是上述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
在民初的宪政探索时期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清末状元、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和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张謇，他对民初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主导力量民间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张謇的经济改革计划中蕴含着许多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想元素，他主张：第一，将建立健全经济法规作为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前提，指出农林工商部的第一计划即在立法，1914年一系列立法得以推出，包括新的《商人通例》、《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商业注册规则》、《商业注册规则施行细则》、《商会法》、《矿业条例》、《矿业注册规则》等；第二，改变传统金融市场以钱庄、票号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建设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市场，让振兴实业建立在坚实的国家金融基础之上；第三，全面改革官办企业制度的官方政策，对于隶属于农工商部的官业，“概行停办，或予招商顶办”，对于今后新办的矿冶企业由官民分类兴办，对于那些军需和铸币所需的矿，也是选择一两个富矿为官矿，作为民间开办的示范；第四，根据国家财力重点奖励和补助那些重要产业的民营大企业，对幼稚产业进行保育，奖励之道是保息，在民营企业三年筹办期内予以补助；第五，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以振兴实业，采用合资、借款、代办三种形式以化解国内资本严重短缺的局面，通过与外资利益共享实现激励相容。遗憾的是，在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即愤然辞职了，很多经济改革措施并没有持续，在实施过程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民族资本和民营企业真正取得快速发展是在1927年至1937年间，亦即近代民国经济史上的黄金十年。当然，它也是建立在此前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规模的基础之上的。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为经济建设和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借此机会，国民政府通过撤销厘金制度、统一财政行政、确立预算制度、划分国税地税、实行关税自主、推动废两改元、施行法币改革、设立四行两局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试图从财政、货币、金融等方面为经济发展构建符合国家统制需要的制度架构。在此期间，尽管经历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外部冲击，中国的工业发展还是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据美国学者张约翰的估计，整个中国从1927年至1936年的工业产值增长了83.2%。不过，近代工业的产值仅占了全部国内产品总值的3%，农业在整个经济中还是占据着压倒性的比重，且在这个时期持续停滞。
表2.1 1926～1936年全国（包括东北）工业产值及增长指数
资料来源：John K.Chang（1969）,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a Puantitative Analysis,Chicago,Aldine.转引自[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
如前所述，从这个时期国民政府所实行政策的实际内容和发展轨迹看，已显示出统制经济的倾向，开始强调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统制权。特别是在西方主要国家陷入大萧条之后的1934年，国民政府对经济的统制倾向已开始转化为经济政策，陆续出台了《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运输动员与统制初步计划》、《粮食存储与统制计划》、《统制全国钨锑矿方案初稿》以及对“食品及重要农产原料、矿产品、工业、贸易、交通、财政金融、人员等七大类数十项临时统制动员计划”。随着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开始将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统制计划真正付诸实施，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战备供给。与经济统制相伴的，就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金矿局等直接投资和经营的国有资本企业在金融行业、基础工业、重工业等领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交通运输、商业外贸等方面也有显著发展。这算是近代以来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第二次尝试。
尽管国民政府在抗战结束后提出经济政策要从战时状态向常规状态转变，但是战后国家资本的垄断强化和扩大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1945年12月成立）、中国蚕丝公司（1945年12月成立）、中国石油公司（1946年6月成立）以及资源委员会下属国有大企业的批量涌现，将国家资本和国有经济的膨胀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国家资本向一些原来由民营资本占据主导的纺织、丝绸等轻工业行业转移。当然，这里面有大量是将日本在华资产转为了国家资产，但是相对于民营资本和整个经济发展来说，这种转移并不是一种最优转移，而是一种与民争利的行为。以纺织为例，1947年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开工纱锭数、线锭数和织布机数已经分别占到全国的37.62%、65.84%和60.1%。这种国有资本垄断的强化，毫无例外地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极度低效率和大量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贪腐现象，滋生了庞大的官僚资本。
民族资本、民营企业一方面不仅要面对国有资本对市场空间的侵蚀，另一方面则在诸多方面还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面对政治经济的困局，国民政府1948年陆续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这些条令、办法实施后，民营企业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等环节均受限制，如对纱布销售，政府不仅管价格，还管运销范围。面对集规则制定者、裁判者和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于一身的高度干预经济的政府，民营企业无法发挥优势。这样，民族资本、民营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难以有大的经济作为。
总体上，由于没有稳定的政权和社会环境，这个阶段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动荡，极端、激进的变革思维和方法，也使得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稳定基础阙如，最终滑向了统制经济，国有经济再度成为临崩溃前执政当局的救命稻草，然则事与愿违，经济繁荣仍然可望而不可即。作为一种制度，中国经济20世纪中叶仍停留在“前现代”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前期，效仿西方的民主政体被中国地方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没有实质改变，民国政府的强国战略仍然没有摆脱满清政府的困局，变革的结局也只能是失败。一个脆弱的中央政权难免会导致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也不能实行富民政策。在这个阶段的后期，面临着国共内战和日本侵华的内忧外患，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变革的旗帜到底应该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逐渐在与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角逐中胜出。但是，极端的变革、激进的革命、流血的战争，其代价十分高昂。当前，很多处于动乱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结论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稳定的社会环境，无论采用什么经济体制，经济的建设最终也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