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可以避免吗？

建立一座座战争纪念碑，这样做有意义吗？那些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当作无名英雄来歌颂的“一大批人”，真的就是为了如下的理由葬送自己生命的吗？

为了尊敬的国王和国家

为了挚爱的家园和帝国

为了公平正义这一神圣的理由

以及一个自由的世界（？）

撇开上帝、国家和学校不谈，那些在温切斯特大学纪念堂被人们缅怀的学生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事业而放弃生命”的吗？那些汉普顿勇士真是“为了保持一颗为国效忠的心，为了‘我们光荣的誓言’，为了自由，以及宪法赋予我们的义务”而牺牲的吗？

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耸立在欧洲各大广场、学校和教堂庭院的战争纪念碑——无论是刻画理想中的勇士形象以及哀悼的妇女，还是诸如在索姆的蒂耶普瓦尔的那些纪念碑一样，仅仅在石头或青铜底座上镌刻上名字——都在试图传递一个道理：那些人的牺牲精神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为自己的国家而死”是我在法国战争纪念馆最常见到的一句碑文，这些纪念碑可能是为了缅怀英雄、普通公民，或者专门为葬礼而设立。当我还在汉堡上大学的时候，每天路过达姆托尔纪念碑时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句铭文：“德意志必会永生，就算我们必须要为它献出生命。”只有很少的纪念碑有勇气道出事实：这些所谓的“牺牲”根本毫无意义。

因此，本书试图解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每个来到蒂耶普瓦尔、杜奥蒙或其他祭奠死者的纪念碑前的游人都要扪心自问的问题：这些人——有900万之多——死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要解答也相当复杂。说得更确切些，英国在1914年遇到的巨大威胁，真的足以迫使其将数以百万计、来自四面八方的征召入伍的同胞推向死亡，从而达到“消耗”德国及其同盟力量的目的？德国政府发动战争的初衷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本书前6章所要探讨的，我还将评估双方真正面临的（或是想象中的）“威胁”究竟有多大。

战争一经打响，这些威胁仿佛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消失了。正如泰勒所言，战争开始后，那些政治家和将军们开始变得惴惴不安，只顾思考着如何赢得战争。同时，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及无意识流露出的追求轰动效应、剑拔弩张的情绪的双重作用下，报业开始倾向于打压妥协的立场，转而高歌只有取得一场彻底的胜利，才能吞并他国以及达到其他“战争目的”。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被历史学家们反复提及的“媒体号召人们响应、支持战争的煽动性力量（至少在战争初期）”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取得彻底的胜利为何如此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应当从经济层面入手。战争双方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已过度消耗国家财政和物力，只为了在战役中获得暂时胜利的一方，必将在那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吞食失败的苦果。它们已弹尽粮绝；它们的劳动力数量——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数量——大幅度锐减，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它们供给士兵和平民的食物储备已所剩无几；它们已在国内外债台高筑，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这一切都与前线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经济历史学家的反思内容与军事历史学家的一样丰富。然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结论已经或应该在预料之中了，因为与德国及其盟国相比较，英、法、俄组成的阵营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第九章将探讨为什么身处如此的优势，若无美军介入，英、法、俄仍旧会败北的原因；同时对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提出质疑：德国的战时经济管理真是如此混乱、效率低下吗？

战略是否是结束战争的关键？本书第十章将会聚焦此问题。在某些方面，西线的胶着状态及其他战场毫无成效的“间接行动”是军事技术发展带来的必然后果。然而，人们在那些因缺少决定性的突破而导致的鏖战中采取的战略本身也弊病丛生。双方的指挥官都从那些煎熬般的对峙中总结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目标：敌方被杀死的人数要大于己方损失的兵力。在此基础上，践行严格的军事条例、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便成了家常便饭。通过每月统计的“净阵亡人数”（一方阵亡数减去另一方阵亡数）以及其他具体的伤亡数字，战争的军事效益便得以评估。实际上，一个阵亡士兵的价值可以通过其生前理论上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敌方士兵的死亡人数来衡量。因此，评估军事效益成为了一件围绕死亡主题而展开的可怕的差事（事实上，许多读者或许已经认为我的方法非常无聊）；但这种逻辑不是我的独创，而要归功于当时那些政治家和大将军。因此，很明显，同盟国在这一方面占尽了上风；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它们为何还输掉了战争？一种可能性（在第十一章中有所介绍）是，经济和军事效益需要相互结合。换句话说，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哪一方损失的人数比另一方少，而是需要衡量我方杀掉一名敌军所付出的代价。但这样也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同盟国仍旧是占上风的一方。

为了揭开德国失败的原因，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同样不能忽略那些虽然受了伤或被俘但却没有丢掉性命的士兵。在俘虏问题上我也做了一番研究。因为尽管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命运比那些牺牲的或身受重伤的战友要幸运得多，但从他们上司的立场上来看，这一部分被俘的人却统统被归为阵亡者的名单了。在某种意义上，战俘所造成的损失甚至要更大一些：他们还活着，因此便有可能效力于敌方或成为敌方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统计一方的伤亡对另一方所造成的影响时，比起伤者，我更倾向于关注被俘虏的士兵，因为许多伤者之后仍然可以重返战场。然而这样一来反倒会出现一些更基本的问题：个体的情感问题。如果堑壕中的惨烈状况与那些反战文学所描述的毫无出入，那他们为何还要继续去送死呢？这些可怜的人为何不选择逃跑、叛变、投降呢？这些问题是第十二、十三章所要探讨的。

最后，缺少了关于战后和平局面的评价，对这场战争的分析就不能算是完整的。战争的确给那些声称自己已经从中醒悟过来的人以当头棒喝，但《凡尔赛和约》——暂且不说胜者在巴黎郊区签署的其他条约——是否成为战后和平的温床中滋生的寄生虫呢？我在第十四章将做出解释。

读者会注意到，在提出上述问题时，我经常试图想象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并指出了一些“与事实相悖”的情况。的确，阅读这本书，就像在探索和想象战争的另一个面孔和结果。假如英国1905年没有在帝国问题和之后出现的欧陆问题上向法国、俄国做出让步，会产生什么后果？假如德国1914年加强了防御能力（实际上，它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会怎么样？假如某些内阁大臣所期待的事情变成现实——英国在1914年8月没有插手战争，事情将如何发展？如果法国军队在马恩河地区没有对德军进行有效控制（考虑到法军的伤亡人数如此巨大，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呢？假如英国保存整支远征军的实力用来对付土耳其，能否成功占领加利波利？假如俄国人能够更加理性地行事，它会不会与德国人私下和解？再比如，如果1917年的英法军队中出现叛乱了呢？假如德国人没有卷入无休止的海战，或是没有采纳鲁登道夫1918年提出的进攻策略，会不会不至败北？假如1919年强加给德国一个更严厉的惩罚，抑或是一个更仁慈的条约，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分别会有什么影响？就像我经常说的，这些与事实相悖的问题可以在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理解：一则可以重现当时决策者的优柔寡断，对于他们来说，未来仅仅代表一连串的未知的可能性；二则可以评估当时的决策是否是最佳的。总之，我的论述表明，当时的决策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