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之战
坚持认为战争是“一件坏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战争诗歌”（它们通常含有“反战”意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这些诗歌是英国学校的必修课程。
战争结束前夕，士兵们就开始写诗歌来描写战争了，内容则力图一扫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和乔治王时代的浪漫主义文风，而这种改变则不仅体现在诗歌的传统结构变异上。萨松于1916年2月写下了他的第一首“直面现实”的战争诗《一切安好》，并在次年5月的《老猎人》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数篇作品；1918年，“大反攻”开始，理查德·奥尔丁顿的《年轻人的鲜血》（The Blood of the Young）也于同年发表（“我们对鲜血和它的腥味已感到厌倦”）。直到1918年欧文去世，他总共写了100多首诗，但这些诗在战后才拥有更大的读者群。埃德蒙·布伦登生平所作的最不浪漫的诗作《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以及艾弗·格尼的《奇怪的地狱》也都于战后才发表。
在颓废的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笼罩战后诗坛的同时，萨松和欧文也遇到了诸如威廉·克莱姆、卡尔·祖克迈尔以及在战争爆发两个月后便英年早逝的阿尔弗雷德·利希滕斯坦这样的可敬对手。利希滕斯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反战诗人的先驱。他的《战前祷告》在萨松转变其写作风格一年半之前就已经问世了：
愿上帝保佑我远离苦海，
圣父、圣子和圣灵，
让我免受炮火侵袭，
让我们的敌人，那群恶棍，
永不会带我走，永不向我开枪，
愿我永不会殁于污秽，
为我们深爱的祖国。
瞧，我仍珍恋人生，
享尽田园生活，终有女眷陪伴，
教训那莽夫约瑟夫，
酩酊大醉度过人生，
直到无忧地长眠九泉。
瞧，我将诚心祈祷，
一日七省，
若你，万能的上帝，给予我仁慈，
予我生的希望，
而选择让我的战友，或许是胡伯，
抑或是迈尔，殒命沙场。
若我生还，
莫要我奄奄一息。
就让我受一点儿腿伤，
抑或是割伤前臂，
我便可衣锦还乡，
把故事娓娓而讲。
此外，祖克迈尔于1917年所作的关于年轻士兵的诗歌比欧文要狂野血腥得多——饥饿、杀戮、腐朽、酗酒、殴打、自慰……这也代表着战争诗歌已突破其英国式的风格特点，包含了更多元素，并在其他国家兴起，代表人物如法国的纪尧姆·阿波里奈和意大利的朱塞佩·温加雷蒂。近期出版的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集收录了50余位作家的诗歌，其内容几乎涵盖和代表了所有主要参战国，毫无疑问，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加。随着这本书以及其他诗集越发受欢迎，战争诗歌也越发被中学和大学教育所青睐。
随后诞生了反战散文，包括各种文选、战争回忆录以及战争小说等，许多作品由于自传性太强而摇身一变成为了回忆录。事实上，最先以散文为武器抨击战争的却是那些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作者。1914年冬，乔治·萧伯纳苦心研究了敌人对自身行为的官方辩解后，就着手写作《战争常识谈》（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一书（糅合了其社会主义思想并体现了他本人独特的偏执性格）。在这本书问世前，报纸上曾刊登过一篇说服双方士兵“击毙自己的上司，而后凯旋”的文章。弗朗西斯·梅内尔于1914年12月发表的文章《战争即谋杀》真实地描写了“令人咋舌、尸无全身、散发恶臭的可怕战役”以及“对普通百姓的杀戮、伤害、奸淫”等场景。相比之下，克莱夫·贝尔1915年的作品《曾经的和平》（Peace at Once）则没有那么耸人听闻，贝尔赞同萧伯纳关于战争仅惠及“一小撮资本家”的论断。通过以调查者的视角审视索姆河战役，他更为真实地亲历了当年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所描述的让人大为不解的场面：“百万大军前仆后继……共赴恐惧的地狱。”
第一位试图以科幻文学形式对战争进行批判的人是H·G·韦尔斯。在他1916年的作品《看透一切的布瑞特林先生》（Mr.Britling Sees It Through）中，他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过去为何而战？我们现在又为何而战？有人知道吗？”两年后韦尔斯说，这场战争已经沦落到仅仅是“无畏、丑恶的拼命和浪费”。两位女作家阿格尼斯·汉密尔顿和罗丝·阿拉提妮分别在1916年和1918年更加强烈地表现了她们的反战意图。D·H·劳伦斯在1916~1917年针砭时弊，指出了战争的“暴力、不公和毁灭性”，并预言“枪林弹雨将彻底摧毁这个世界”，这场战争已经“碾碎了正逐步成长壮大的欧洲文明”。
甚至有许多媒体人和宣传家在战后都改弦更张。不同于战时报道，前战地记者菲利普·吉布斯在其1920年出版的《战争的真面目》（The Realities of War）一书中写道：
当人们流血牺牲，当投机者伺机牟利，当愤怒的火焰通过动员晚宴以及宣传演讲被疯狂煽动，我们的童年便注定充满杀戮和血腥……现代文明在燎原战火中毁于一旦……只因为被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哲学家和他们的媒体点燃了仇恨之火，这些同样进行虔诚祷告、同样向往美好人生、平日素无恩怨的人们之间竟展开着一场惨烈的屠杀。德国的士兵痛骂将他们推向死亡的军国主义。英国的士兵……回视他们的阵地，幡然醒悟……原来，秘密外交将下层贫苦百姓的生命玩弄于股掌之上，将他们强行置于战争的阴霾之下；原来，那些表面上痛恨德国军国主义的统治者……仅出于击败对手的野心；原来，人们可以变得如此愚蠢，去憧憬那场如同光荣的冒险一般的战争……
幡然醒悟的人不止吉布斯一人。在哈罗德·贝格比眼中，战争已然成为“屠夫的屠宰场，丧心病狂的杀戮和残虐，肮脏的狂暴者的狂欢，是世人未曾经历过的悲剧”。
如塞缪尔·海因斯所示，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虚构文学中，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福特·马多克斯·福特《队列之末》（Parade’s End）中的主角克里斯托弗·蒂金斯正是由于国内阴谋家的背叛而颓废、堕落的英国精英阶层的一个缩影。弗吉尼娅·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一书中描述了另一类战争受害者：自杀的退伍士兵塞普蒂默斯·史密斯成为那些“陡然如释重负”的人的典型。在那些心灰意冷的人眼里，战争已然让世界失去了理智。
让人震惊的是战后的阴郁氛围已弥漫整个知识界。就连诸如约翰·巴肯——他的战时著作《绿斗篷》（Greenmantle，1924）成为“沙漠枭雄”神话的先驱——这样咄咄逼人的激进作家都无法幸免于难。在他的《俘虏王子》（A Prince of the Captivity，1933）一书中，那位奉行禁欲主义的主角——战争英雄亚当·梅尔福特努力在战后那个更为密不可分、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世界格局中，为其强迫症一般的自我牺牲的勇气寻找用武之地。然而这次，巴肯不得不说服自己，这场战争不会这么简单。就连那些没有亲自上过战场的年轻作家也加入到批判大军。刘易斯·格拉西·吉本的《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1932~1934）中的关键事件便是对女英雄克丽丝擅离职守的丈夫尤恩的处决。C·F·福雷斯特的《将军》（The General，1936）极力向人们灌输愚蠢至极的英国指挥官的刻板印象。
然而事实证明，退役士兵的证词（虽然它们常常是半虚构的）总归要比那些虚构的文学作品更有影响力。英国老兵A·P·赫伯特的《秘密战役》（The Secret Battle，1919）便是早期最成功的小说之一。该小说基于海军上尉埃德温·戴特因懦弱罪而被处决的真实事件展开；它试图向人们揭示，那位“哈里·彭罗斯”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小伙子，只不过长期受到战场环境的影响，以致最后精神崩溃、行为失常。1922年，《卫报》主编、退伍兵C·E·蒙塔古出版了他颇具争议的回忆录《觉醒》（Disenchantment），这本书可以说拥有战后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影响力。“在那些年轻人的眼中——那些人曾目睹堑壕里满是被毒气杀死的人，目睹在贝蒂纳妓院门口排队等候的战友——战役失去了昔日的光环。”蒙塔古写道。他将这场战争用一句至今还颇能赢得共鸣的话来总结：“雄狮们自认为它们已经发现驴子了。”
蒙塔古于1926年发表的小说《不公正的审判》（Rough Justice）标志着战争小说的兴盛——之前的十几年仿佛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越发通俗易懂，同时也更具有表现力。T·E·劳伦斯于1926年私下出版了《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但直到第二年，这部著作才被编辑加工，由此诞生了其节本《沙漠革命记》（Revolt in the Desert）。同样在1926年，赫伯特·里德的《大撤退》（In Retreat）出版。这之后，一大批后起之秀崛起，包括1927年的马克斯·普洛曼、R·H·莫特拉姆，1928年的布伦登、萨松和E·E·卡明斯，1929年的理查德·奥尔丁顿、查理斯·埃德蒙兹、弗里德里克·曼宁以及罗伯特·格雷夫斯；萨松、曼宁、亨利·威廉森、理查德·布莱克以及利亚姆·奥弗莱厄蒂等人更是在1930年大放异彩。我们很容易在上述这些类型的书中找到类似于萨松那句尖锐的讽刺——“战争即为一场欺骗了我、欺骗了一代人的肮脏阴谋”。
萨松的谴责同样能够在其他国家找到共鸣。亨利·巴比塞的《火线》（Le Feu，1916）——截至战争结束，该书达到了30万册的好销量——揭示了法国人对西线战事的反感心理，能够超越它的只有亨利的政敌路易斯–费迪南德·赛林的作品《暗夜旅程》（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1932）了。1936年，罗杰·马丁·杜·加尔出版了《1914年夏》（The Summer of 1914），这本书成为其长篇巨著——《蒂博一家》（The Thibaults）（书中，主人公雅克·蒂博由于1914年8月在法国和德国军队中散发反战题材的印刷品而被杀）精彩的收尾卷。这本书问世后，作者曾致信一位朋友：“任何事都胜过战争！任何事！……任何磨难、任何奴役，都无法与战争相比……”
所有关于反战题材的小说中，最著名的当属德国人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该书拥有英语和法语两个版本，出版后遭到疯抢。但雷马克并不是魏玛时期德国唯一的反战作家。早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路德维希·雷恩的作品《战争》（Krieg）、奥地利作家安德里亚斯·拉茨科的《战争中的人》（People at War，1917）以及阿诺德·茨威格的《格里斯查中士之案》（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1928）就都表达了同样的反战情绪。在维也纳，人们将那些充满智慧的批判写入剧本并搬上舞台，如克劳斯1915年开始动笔、直到1922年5月才完成并出版的《人类的最后时光》（Last Days of Mankind）。美国人同样热衷于回忆、反省这场战争。对于美军飞行员埃利奥特·怀特·斯普林斯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一场浪费人们精力的荒诞不经的喜剧”。
人们同样用画笔来描摹这场罪恶战争的可怕场景。保罗·纳什试图通过其笔下怪异、泥泞的景象——如《梅嫩街》（The Menin Road，1919）——来“收回那些推动战争的命令，并摧毁发号施令者的邪恶的灵魂”。马克斯·贝克曼决定放弃虽然短暂却让他身心都饱受摧残的戎马生涯，转而成为一名艺术家。这一转折以他那些刻画受伤战友的作品为标志，这些画作在风格上类似于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国“伪画家”。乔治·格罗斯的作品与他作为一名志愿军的特殊经历不无关联（最后他本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风格怪诞的卡通作品《信仰治疗师》（The Faith Healers，1918）讲述了一位军医把白骨当成现役军人的荒谬事。从今天看来，那些灵感来源于战争的前卫画作仍发人深省。还有什么能比乔治·勒鲁的《地狱》（Hell，1917~1918）更让人对战争心生厌恶（该作品刻画了在泥土、浑水和浓烟中戴着防毒面具的法国士兵和时隐时现的尸体）？还有什么能比马克斯·斯莱福格特的《母亲》（The Mothers）更让人悲恸欲绝呢（作品中，无数的女人俯身在一个无边无际、满是尸体的堑壕边高声恸哭）？
英国近代虚构文学中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最能够体现这场战争的罪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便是帕特·巴克1990年的三部曲：《再生》（Regeneration）、《门里的眼睛》（The Eye in the Door）和《幽灵之路》（The Ghost Road）。实际上，巴克试图通过塑造一个双性恋、出身贫寒而又愤世嫉俗的虚构形象——比利·普赖尔，将萨松的作品，如《舍斯顿的进步》（Sherston’s Progress），以及心理学家W·H·里弗斯的作品以符合现代读者要求的语言重新予以解读。在萨松的原著中，出于作者本人的顾虑以及当时严格的审查制度，对“性”这个话题是避而不谈的。但在比利·普赖尔那里，“性”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重读不符合时代特征，但它着实是小说成功的关键。它并没有直接表现比利对战争的厌恶，但其实他对战争的厌恶要比对自身的不满更胜一筹。
通过在《幽灵之路》这本书中对4位军官（其中一位便是威尔弗雷德·欧文）在战斗间歇进行的辩论的描写，巴克清楚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战争的态度。一位名叫波茨的曼彻斯特的大学生首先发言。他赞同费边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为投机者的老巢锦上添花”。“出身传统军队世家、接受贵族教育却培养出鲁莽性格”的哈利特反驳道：“我们是为祖国的合法利益而战的。我们要打破比利时的中立立场。我们在为一个独立的法兰西共和国而战……因此，这场战争终归是合理的。”性格更为冷静的比利听到他们的说辞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不过是黄口小儿之言。”很显然，比利的认识更为客观：任何合理的自我辩解都已荡然无存，它已经退化为永不停止的系统。无人从中受益，无人被其操纵，也无人知晓如何给它画上一个休止符。哈利特最终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在他痛苦的弥留之际（他的脸大部分被子弹打烂了），他最后说的话可称得上是上述辩论的总结。大家在他含糊的话语中只听懂了一句话——“不值得”。就像是要把这句话牢牢铭记似的，病房里的其他病人都加入进来，反复温习着那句“不值得”，那“嘤嘤嗡嗡的叨念不是对悼念死者的恸哭的抗议，反倒像是和弦一样”。伊文·里弗斯，这位劝说萨松、欧文和普赖尔重返战场的仁兄（其中两个人后来在战场上牺牲），这时也备受激励，加入了他们。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同样大获成功的作品《鸟鸣》（Birdsong，1914年）以战前发生在法国的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为开端。在1916年，当故事的英雄斯蒂芬以一名士兵的身份重返家园时，他那曾经的快乐生活已经被轰炸得满目疮痍。他亲身经历了被困井下的孤独的惶恐——那种井坑是专门在德军占领的地区埋放爆炸物用的。矿工杰克的不幸经历更是向世人再现了狄更斯式的苦楚，他那被病痛折磨的儿子先他一步去了。于是，故事的主人公年纪轻轻就对战争隐约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想法。“他被连长痛斥了一顿，”福克斯写道，“因为他在士兵中传播消极信息，他认为战争将会越发惨烈，直到遇到某个转折点。”
最初，他只是觉得战斗打响后不久便会以传统方式迅速告一段落。但后来他看到狙击手疯狂向德军先头步兵射击……对他来说，似乎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邪恶天性在背后推动着这些人……他开始相信，事情将越发糟糕……他鄙视这场战争……
大部分现代读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印象和了解并不是来自于历史学家的文献，而是通过关于此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当然还有报纸、电视、剧院和电影院。我提到过的《多可爱的战争》——于1963年由一家戏剧工作室首演——它向人们传达了20世纪“60年代的信息”，即只要权力掌握在上流社会的蠢货手中，战争总会再次发生。彼得·韦尔的电影《加利波利》是对其最好的诠释，它将澳大利亚的理想主义与波姆的愚蠢行为之间的矛盾揭示得淋漓尽致。电视纪录片同样对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26集系列片《第一次世界大战》（1964年首播于英国广播公司频道）和之后的《1914~1918年》，都赢得了广泛好评。尽管早期的系列节目在多数情况下都旨在客观阐述战争，而非谴责战争，但是许多观众似乎对那些节目的评论充耳不闻，而是在那些残酷的历史镜头前，更为笃信他们既成的想法：“恐怖无比堑壕战”和“骇人听闻的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应当遭到唾弃”。相比之下，《1914~1918年》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它将镜头聚焦于“普通人忍受已久”的战争的文化历史因素，因此反复呈现出战争的罪恶和无谓。就连罗恩·阿特金森的喜剧系列《黑爵士》都能够给人们留下指挥官愚蠢无能的印象。
此外，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来到曾经的西线战场，试图“亲眼目睹”那里的场景，一种对战争的缅怀和战争旅游业之间的奇怪交叉在战争一结束就出现了。当然，那些游人所看到的场景与当年浴血奋战的士兵所看到的截然不同。他们只能看到由埃德温·勒琴斯爵士等人设计的呈几何图案的宏伟公墓，以及已经恢复了昔日平静的乡村。时至今日，只有从关于战场介绍的旅游指南上，人们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曾发生过的悲惨的一幕。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80年之久，但我们仍旧不难发现，它依然备受当代社会的关注：不同于近期的几场战争（如朝鲜战争），它历久弥新。在英国，那些关于审判逃兵的争论还在继续，许多人还在竭力为那些已经枪决了的人们平反。在我动笔写这本书之前的一个月（1998年4月），英国的报纸上还出现了3则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逸事的报道：一个是关于传言中德国人为了阻隔荷兰和当时已占领的比利时而修建的“死亡地带”；一个是关于那位“在加利波利战场上提醒阿斯奎思所犯的错误”的巴特利特的密电；还有一个是关于两位战功卓绝的英国士兵的葬礼，考古学家在蒙希勒普勒附近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其中一位士兵的亲人还说：“我是真的不理解，这场战争怎么会发生。我不懂人类为何把自己送去当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