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约翰·吉尔摩·弗格森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约翰·吉尔摩·弗格森年仅16岁。他向负责招募新兵的军官隐瞒了他的真实年龄，军官也相信了他——抑或是故意相信了他。但就在招募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母亲及时赶到，将他强行带回了家。如果说这个来自法夫的男孩可能因为错过这次参加战争的机会而懊悔，那他完全是多虑，因为次年他便如愿以偿。同时，任何关于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想法都化为了泡影。数月的常规训练之后，他成为驻扎在瑟福斯高地二营堑壕里的一名二等兵（编号s/22933），该营隶属于英国远征军第9师26旅。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应征入伍的55万多名苏格兰人中的一员。他们中有26.4%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只有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军队才有过如此惨痛的伤亡情况。

我的祖父是幸存的73.6%中的一员。他的肩膀曾被一名狙击手射中，如果伤口再往下几英寸，那他很可能性命不保了。他从一场毒气战中死里逃生，但肺部却因此受到了永久性的创伤。他关于这场战争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至少他曾跟他儿子讲过的——是一场抗击德军的战役。当敌军部队冲向他所在的堑壕时，他和战友上好了刺刀，等着反击敌军的命令。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冲锋陷阵的命令竟然下达给了潜伏在堑壕下面的苏格兰步兵团。接着，双方进行了激烈交锋。伤亡是如此惨重，以至于我的祖父认为如果接到命令的是他们，那么他的生命恐怕在那一刻就会终结。

有关约翰·弗格森的参战记录寥寥无几。就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绝大部分士兵（他们有数百万人）一样，他既没有发表过相关题材的诗歌，也没有写过回忆录，就连家书也无处可寻。有关他服役的文件无从查找，他所在兵团的记录中也很少有关于他的信息。他很有可能参加过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在比利伍德、卡诺伊和朗居尔等地的激烈交火中，短短14天，他所在的750人的营队中就有70人战死，381人受伤或被俘。他可能3个月后又来到埃纳修道院，战斗刚刚打响仅数分钟，整个旅伤亡人数就已达到70%。又可能，他在阿拉斯附近的圣洛朗负伤了，缺席了帕斯尚尔那场血战。在突袭齐格尔的战斗中，他所在的旅有44人牺牲，另有214人受伤或被俘。这算是种幸运吗？或许，他就是在那里被毒气所伤的。他在负伤一段时间之后便离开前线，去协助招募新兵了：此事有照片为证。照片上他和一群人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一块黑板，上面画着手榴弹。但是，他回忆，在1918年春那场与德军的血战中，在鲁登道夫孤注一掷要赢得战争时，他又回到堑壕里奋勇作战。仅在3月，他所在的二营就有300名战士在从古佐库尔撤退时牺牲。

然而，所有的一切只是基于现有资料的推测。除了他的军衔和编号，我拥有的唯一证据就是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本小小的《圣经》、3枚勋章以及几张他身穿军装的照片，照片上那个身穿苏格兰短裙的年轻人面无表情。第一枚勋章是国家战争勋章，上面刻着一个骑在马背上的裸体男人。这位骑士身后标注着1914年；马鼻子上，镌刻着传统意义上战争结束的时间——1918年。马的后蹄下，是一个即将被踏碎的头骨（这意味着对死亡的藐视和胜利，还是代表着不幸的德国人？）。勋章的另一面看起来就像一枚旧硬币，上面是老套的皇家剪影以及如下的铭文：

GEORGIVS V BRITT:OMN:REX ET IND:IMP

第二枚胜利勋章上的雕刻同样非常古典。勋章正面是右手持橄榄枝、挥舞着左手的长着翅膀的天使，人们不太确定它究竟意味着欢欣鼓舞的英国女人欢迎幸存者重回家园，还是死亡天使正挥别这个国度。勋章另一面的铭文（这次是用英文）如下：

捍卫文明的

伟大

·战争·

1914~1919

祖父的第三枚勋章是一枚铁十字勋章——从一个不知是阵亡还是被俘的德国士兵身上搜罗的纪念品。

我的祖父曾经在西线作战，这段历史成为他奇特的自豪感的来源，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如果深入探究这种自豪感，就会发现它与一个事实息息相关，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的祖国人民留下了一段最糟糕的回忆。活下来，即是一种充满神秘力量的幸运，而幸存同时也带来了神奇的恢复能力。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祖父重拾了那种相对稳定并且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至少表面上是）。他在一家小型出口公司获得了一份工作，并被派往厄瓜多尔销售威士忌酒和五金器具。这份工作让他见识了独特的异域风情。几年后他重回苏格兰，并在格拉斯哥定居。他结婚生子，经营五金商店来养家糊口。之后他的妻子因病逝世，他便迎娶了我的祖母，和她生了另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他晚年一直住在格拉斯哥郊区的谢特尔斯顿地区的政府廉租房里，后来那里建了一所乌烟瘴气的大型钢铁厂。尽管他的肺部因不停地吸烟而继续受损（这个习惯或许是他在堑壕作战时养成的，当时香烟是普遍的麻醉剂和提神剂），他仍然有力气在金融风暴来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妥善经营着他的小本生意，并且还能气喘吁吁地哄膝上的两个孙子玩耍。他似乎有着很强的生存能力，能像普通人一样活着。当然，他的生活也是绝大部分战争幸存者的一个缩影。

祖父很少跟我谈及他的战争经历，然而在他去世后，我却对此越发感兴趣，无法置之不理。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就读的格拉斯哥学校便已经开始正式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因此，在我6~17岁的这段时光里，我无时无刻不身处在一种缅怀的氛围中：每天早晨，当我即将踏进学校，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西路和科尔布鲁克阶梯角落处的一块黯淡的花岗岩石板，上面刻着这所学校在战争中死去的学生的名字。在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洞穴型的主教学楼二层，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个“荣誉册”。有时，我们从代数课教室到拉丁语课教室的路上就能经过它。由于楼厅过于狭窄，我们不得不排成一队走过。每当我在这种时候看到其中一个名字时，虽然我与它素不相识，但它总能让我联想到这里有弗格森家族的一员。透过那些用庄严的黑体字镌刻的死难者的名字，我逐渐知晓了一段传奇，就像我们全班每天早晨念诵的主祷文所说的：

勇者永生。

我想，我第一次对于历史的思考便是要反对这条告慰英灵的教条。他们终归是死去了，为什么要否认这一事实呢？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讽刺一般的评价：人皆有一死，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的人也不例外。从1918年11月11日签署停战协议到现在，80年过去了，即使不去查阅官方的退伍军人登记簿我们也会知道，曾在英国军队中奋勇作战的士兵们，仍然在世的只有不到几百人。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协会只剩下160名会员，西线协会的成员也仅有90名左右。据可靠数据，幸存者总人数最多只有500人，其他参战国在世的幸存者也同样寥寥无几。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会落得像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以及普法战争一样的境地——很难再听到当事人亲述其回忆了。勇者永生？一个小学生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突兀的臆断是正确的：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都是勇敢的。而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墙上真会让他们看起来没有逝去、永垂不朽吗？这还真值得商榷。

当然，从电视上，我所得到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信息要多得多（特别是那些重复播放的战后拍摄的电影中），但或许是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后来我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死亡的人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倍，但这种本能的意识原来就存在了。我12岁的时候时，学校的一个项目让我有机会完成了我的第一次历史研究。我当即选择了“堑壕战”这一课题，并提交了满满两大本从《观察与学习》这样的杂志上剪下的关于西线战事的图片资料，并做了简单的评论，当然这些评论的来源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脚注为何物）。

在我的英文老师的鼓励下，我对此课题的兴趣越发浓厚。与很多同龄的学生一样，我在很小的时候（14岁）便学习了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歌《为国捐躯》（Dulce et Decorum est），它一直冷冰冰地铭记在我的脑海：

毒气！毒气！快，兄弟们！……

如果你能听见，那颠簸而出的鲜血

从破碎了的肺，汩汩涌出，

如顽疾般肮脏，如呕吐物般酸苦，

无辜的舌头生了不治之疮，——

我的朋友，不要兴高采烈地

告诉那些胸中燃烧着荣耀欲火的孩子们，

那句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

甘美且合宜。

西格弗里德·萨松的《猎狐人回忆录》（Memoirs of a Fox-Hunting Man）是当时的指定教材。此外，我还能回想起躺在床上阅读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作品《向一切告别》（Goodbye to All That）以及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Farewell to Arms）的时光；我还记得我看过一部改编自薇拉·布里顿的《青春作证》（Testament of Youth）的电视剧，它的情节朴实无华，却相当精彩。当时那台小小的电视机还曾带我领略1930年电影版《西线无战事》，它深深地震撼了我；《多可爱的战争》（Oh!What a Lovely War）中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但心照不宣的场景也曾让我心烦意乱。但只有《为国捐躯》让我如此难以忘怀，它将矛头明确地指向教师们，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男孩生命的陨落。大清早，我们被要求熟练掌握这篇诗作；然而没想到当天下午，我们却换上少年队制服，在操场上列队行进，这着实让人觉得奇怪。

虽然我生活的年代离战争爆发已有50年之久，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深深影响了我，对其他年轻人也一样。因为年代过于久远，我们已无法亲自聆听那些最鲜活的记忆。在我还是名大学生的时候，正是一本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让我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1983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我欣赏了由格拉斯哥公民剧院表演的奥地利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的戏剧《人类的最后时光》（Die letzten Tagen der Menschheit）。这无疑是我所观看过的最让我震撼的一部戏剧。它怪诞、荒谬，但却真实地还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克劳斯犀利的语言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我非常赞同这部戏剧的中心主题，这场战争就是一场重大媒体事件。在这场欠缺事实来源和追求短时间轰动效应的媒体风波中，人们在语言上做足了文章，反而忽略了其真实性。尽管如此，这个超越了当时思维水平的观点还是让我获益匪浅：在还没有为英国媒体撰写文章之前，我对这种观点便深信不疑。很显然，克劳斯尖锐的讽刺使得他的作品在英国毫无市场。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国家才开始接纳这样的作品。相比之下，《多可爱的战争》就显得如此粗制滥造和愚钝。当晚，在离开剧院后，我下定决心要自学德语，这样就能够读懂克劳斯的原著，就可以写些关于他、关于这场战争的东西了。

之后，我遇到了对我同样有所启发的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我又产生了学习经济的念头。我下定决心掌握这两个领域（德语与经济学），并将二者相结合。由此，我的主题为“战时经济”的博士论文便诞生了（准确地说，该论文集中研究了“德国的格拉斯哥”——汉堡的恶性通货膨胀状况）。该论文经过修改和出版，成为之后长达数十年关于“一战”经济方面（其根源、发展和结果）研究的开山之作。有些内容被刊登在学术杂志上，有些通过学术研讨、讲座或教科书，向更加小众的群体传播。然而本书则希望能改变人们由来已久的偏见，让更多的研究成果向历史学家们最需要拥有、但又是最难拥有的读者群——普通读者进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