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无承诺

如果说是英国的外交手段和军事计划让这场战争势在必行，那么也是极其荒谬的。因为事实上，英国的欧陆承诺，虽在外交层面和宏大的战略层面凸显无遗，在议会政策层面却丝毫不存在。

从一开始，内阁（更别提议会了）的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在与法国的商讨中一直被忽略。正如常务次官桑德森对康邦所言，对法国的军事承诺“引发了意见上的分歧”，“政府会坚决拒绝任何稍微理智和明确的进言”。更甚，连首相坎贝尔·班纳曼最初也被蒙在鼓里；当他被告知此事时，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施加在联合准备上的压力，使得一种光荣的承诺水到渠成。”霍尔丹也相应地向总参谋部的长官内维尔·利特尔顿陈情道：“进入磋商阶段后，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轻易许诺。”外交部在1908年的官方声明中坚称，“假如德国在法国煽起了敌对情绪，英国是否进行武装干预的问题只能通过内阁来决定。”霍尔丹在1909年3月的刑事调查局下属委员会会议召开前也声明以下立场：

我们并没有保证会在陆上对法进行支援……并且法国对军事协助的所有期待只是建立在一系列半官方的对话基础上，这些对话仅发生在法国大使馆专员和我们的总参谋部之间。

下属委员会也相应进行了如下总结：“一旦德国对法国实行军事打击，向国外派遣军队或者仅仅依靠海军力量的权宜之计，都属于只能由现任政府来决定的政策问题。”当被问及英国对法国军事承诺的本质时，格雷说：

不得不避开使用敏感的词语，以免议会会察觉这些年我们都达成了哪些将国民送上欧洲战场的协议。我谨慎措辞，以便向人们传达，1904年与法国的约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终止，并可能带来比字面上更严重的后果。

像这样对两国的陆上承诺的否认越多，格雷就越会遭到来自激进媒体和政党同僚们的质疑。在劳合·乔治1911年的府邸演说结束后，《经济学人》杂志编辑F·W·赫斯特构想了之后发生的外交惨败中人们可能使用的措辞，并认为，如果一位英国大臣“要求他数以百万计的无辜平民将生命献给自己毫不知晓也并不在意的洲际争端事件”，这未免太“过分”了。《国家报》对格雷进行了指摘，认为他使英国“陷入冲突的危机边缘……但对自身又毫无益处”，并且“受到联盟的桎梏，不堪其扰”。不久后，当年11月由阿瑟·庞森比以及诺埃尔·巴克斯顿成立的新自由外交事务后座委员会也开始提出类似的观点。1912年1月，约克自由联盟——由国会议员阿诺德·朗特里成立的联盟——致信格雷，表明希望“英国政府倾其全力加强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同时谴责了“俄国在波斯的侵略性、不合理的行动”。

但格雷所遇到的最为强烈的抵抗恐怕来自于内阁。据大臣们了解（假设他们了解），军事干预的选择权仅在考量中，其逻辑后果还在探讨中。有权做出最后决定的不是格雷，而是内阁；用格雷的话来说，从整体上来看，政府是“相当自由”的。因此，在劳尔伯恩眼中，纯粹因为“一场与法国的风波”而衍生出军事干预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它只会造成一种情形（正如他向格雷所说的）——“主要由保守人士组成的绝大多数团体以及众多大臣都会将矛头指向你……也就是说，现任政府岌岌可危。”1911年8月刑事调查局的“军事会议”之后，分别担任农业大臣和渔业大臣的刘易斯·哈考特以及沃尔特·朗西曼爵士认为，一旦发生战争，将英国部队派往法国的举动是“愚蠢的犯罪”。阿斯奎思则更像一个随风倒的墙头草，他提醒格雷，与法国的军事对话“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对其进行援助”。虽然面对重重困难，但格雷抵抗住压力，禁止了英法之间的军事谈判。1911年11月初，大臣莫利子爵提出了如下问题，但被内阁以多票否决（15∶5）：

在内阁不知情的情况下，陆军总参谋部与其他国家的总参谋部之间——比如法国——进行磋商和对话，内容涉及可能的军事协作。

阿斯奎思赶忙向莫利确认，“一切政策过去或将来必须由内阁来做决定，大臣或者海军军官以一己之偏见来干涉这样的问题是种僭越的行为”；但对格雷来说，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阿斯奎思对内阁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向国王做了如下汇报：

总参谋部与其他国家的参谋部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沟通和谈判，将我们的国家置于陆上或海上干预事宜中……如果涉及陆上或海上的协同行动，那么在没有提前获得内阁准许的情况下，则不能够进行。

格雷不得不在下议院做出了如下让人难堪的发言：“在既定的条约和协议中已包括国会如何处理这类事情的约定（例如在一场洲际战争中进行干预）……自从我们上任以来，从来没有私下单独签署过任何不为人知的秘密协议。”在反对者的眼中，外交部在刻意“规避”，其策略也“泡汤”了。不难理解，法国驻柏林的军事官员会如此猜测：如果与德国开战，英国“对我们的帮助会是极其微弱的”。

计划的毁灭还不仅表现在此。1912年7月，丘吉尔（当时任职海军部）不得不强调，法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以及英国在本国海域内的舰队“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两国的全部行动自由”：

出于双方国家各自利益的考量，海军部署是由两方独立拟定的……并非来自于任何海军协议或条约……除非在必要的时机，我们要站出来，否则任何的海上或陆上部署都不能置我们于危险之中。

10月，哈考特对《每日邮报》说，“不存在实际或名义上的同盟或协议”，英国的政策是“自由而不受羁绊的”。1913年3月24日，阿斯奎思对此进行了重申：

正如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国家并没有任何为公众和议会所不知的作战义务。换言之，如果欧洲诸国开战，则不存在尚未公开的协议，用以限制或阻碍英国政府或议会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当参战。

在这样的情形下，格雷走投无路，不得不忍痛割爱，温和地与法国和俄国政府撇清关系。萨佐诺夫被告知，尽管“如果德国的魔爪遍及欧洲，英国也脱不了干系”，但英国政府还是“决定保持自身的行动自由”（这是典型的格雷式暗示）。格雷同样简洁地对康邦表态，“没有契约能保证双方政府……在战争中合作”。英俄海军谈判同样鲜有涉及承诺问题。实际上，英国对俄国觊觎近东地区特许权的心思深表忧虑。正如格雷在1914年5月对康邦所言，“就算是出现了势在必行的机会，我们也不能与俄国达成军事合作。”1914年6月11日，就在萨拉热窝行刺时间发生的头几天，他不得不再一次向康邦保证：

如果欧洲诸国开战，则不存在尚未公开的协议，用以限制或阻碍英国政府或议会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当参战。同样，也不存在正在进行的磋商，根据我的判断，将来也不会发生。

因此，对格雷的策略的唯一可行的辩护——英国会阻止德国进攻法国——也丧失了合理性。“俄国、法国和我们之间的一纸协约必须被彻底予以贯彻。”在他成为外交大臣后不久，便如是宣称。“如果有必要阻止德国，那么我们必须要付诸行动。”正基于此，他、霍尔丹，甚至英国国王在1912年对许多德国代表宣称，英国将“不会对法国的遭遇坐视不理”。在历史学家看来，德国人愚蠢至极，仍然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明确的承诺。但事实上，德国政府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它知道协约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是“绝对的”。格雷自己的党内出现的反对欧陆承诺的声音使得他无法继续迈出与法国（或许还有俄国）缔结正式联盟的步伐，这种结好外交鹰派人士马利特、尼科尔森、克劳也都赞成。1911年8月，丘吉尔甚至还敦促结盟要尽快达成。然而，克劳在1911年2月不得不勉强承认：

最基本的事实是……协约国根本不算是一个联盟。它只是未雨绸缪，一种为应付某些极端紧急事件的手段，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协约国只不过是一个理论性框架，是两国政府之间共同的政策观点，但它可能已经变得含糊不清，或者正在变得含糊其词，因此不具有任何内容。

法国人或许会如是宽慰自己：“我们一旦沦陷，英国人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伸出援手。”但从政治上来看，这只是毕业于贝利奥尔学院的垂钓者——格雷提供的私下保证：“如果法国受到不公正威胁或袭击，英国政府肯定不会拒绝为其提供军事和海上援助。”事实是，只有当格雷让绝大多数内阁成员站到自己这一边时，英国才有可能进行干预，而他在1911年的尝试却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如果他无力回天，那么或许他本人，甚至整个政府都将会退出政治舞台。似乎预示着外交官们的挫败，尼科尔森于1912年4月10日对保罗·康邦说道，“这个由金融家、和平主义者、好奇者等组成的激进的社会主义内阁……不会长存，它已走到尽头，但保守主义者不一样，从他们那儿你会看到真相”——这是由国家公务人员提出的意见。

那些左右了1906~1914年英国外交政策的人在回忆录中，竭尽全力为这种融合了外交和战略上的承诺以及实际和政治上的非承诺的政策进行辩护。他们的论述并没有多少说服力。总之，正如施泰纳所言，因为能够助长德国采取先发制人战略的信心，英国在战争中身份的不确定性或许正是催生欧陆战争的因素之一。英国的政策并没有规定它一定要进行军事干预，相反，军事干预只是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