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式的侵略者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普遍为格雷的反德政策叫好，因为英国将德国的“世界政策”视为其在非洲、亚洲和近东利益的越来越大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德国的海军建设向英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便会发现，1914年以前，无论是殖民地问题还是海军问题，都不至于使双方摊牌，一决雌雄。

丘吉尔事后说，“我们不是德国在扩张时期的敌人。”的确，双方即将达成一份协议，该协议将直接增强德国在非洲南部葡萄牙殖民地的影响力。1911年，格雷声称“我们在非洲的邻居是法国还是德国，这并不要紧”。他“站在德国的立场上”，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那些“玩忽职守”的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如何被“瓜分”。此事直到1914年才因其手下军官的反对而破产。表面上看，是因为英国不想公开背弃16年前对葡萄牙的承诺，实则是因为根深蒂固的仇德心理。牵涉其中的德国银行（特别是M·M·沃伯格公司）并没有对伯蒂等人的计划表现出敌意和对立（更不用说亨利·威尔逊），甚至当格雷倾向于在摩洛哥地区给予法国以优先利益时，德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没有因此陷入僵局。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时，英国政府义愤填膺地警告德国，不要认为英国“在这个国际内阁中微不足道”（劳合·乔治7月21日在伦敦市长宴会上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说中如是说）。但连格雷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在摩洛哥西海岸问题上毫不妥协”。在发表演讲的前一天，劳合·乔治对伯蒂说：“法国已经陷入了困境，不知所措……我们要通力合作，为他们提供外交上的支持；但我们也不能无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成果而发动战争，以换取法国在摩洛哥的实权。”最终，“基于在法属刚果地区的让步，法国与德国达成协议”。格雷敦促法国接受这一调和；实际上，这也反映了英国对该事件并无兴趣。

当德国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土耳其时，格雷同样对此没有予以强烈的反抗，他也没有在黑海海峡问题上为俄国提供便利。无论如何，英国对德国在巴尔干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并无太多指摘，对利曼·冯·桑德斯事件（这位德国将军被任命为土耳其陆军总检察长）也没有过多担忧和干涉。德国在回应英国关于“柏林–巴格达铁路”问题的担忧时所表现出的和解态度让双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贝特曼本人于1913年1月说，“我们要携手英国共同面对未来的殖民地问题”，但葡萄牙殖民地的问题还尚无定论。

就此而论，继1913年10月之后，《法兰克福汇报》又一次刊登了关于英国和德国之间“亲密和睦”关系的新闻，而它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双方政府间达成了更深层的谅解”，这也“结束了多年来两国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当罗斯柴尔德勋爵于1914年3月在特林会见德国大使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据他的所见和所知，我们大可不必害怕战争，事情也不会成为一团糟”。作为英国和德国良好金融关系的另外一个表现，便是马克斯·沃伯格曾在3个不同场合来到伦敦，确认其公司在葡萄牙殖民贸易中的角色。同年夏天，英国媒体报道了英国高级海军将领出席德国基尔的赛舟会，并援引德国海军上将冯·凯斯特的评论：“英国和德国海军的关系已经出奇地亲密。”直到1914年6月27日，萨拉热窝行刺事件前夕，英国外交部依旧认为，德国政府“拥有平和的心绪……并渴望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沃伯格也听说了一些传闻，称“德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炽热而疯狂的情感”。7月23日，劳合·乔治称英德关系“较若干年前，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两个伟大的帝国开始意识到，它们可以为共同的目标携起手来，彼此之间潜在的矛盾在更为伟大、频繁和重要的合作中被抹杀掉了。”

因此，将海军竞赛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原因”，完全是一个误导。英国和德国都为了能达成一项海军共识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两国政府都认为，增加海军军费开支并不科学。双方关于限制军备的一致意见也曾数次被提及：1907年12月，德国向英法两国提议签订北海协定；1908年2月，德皇致信特威德茅斯勋爵，隐晦地否认了德国“挑战英国海军权威地位”的野心；6个月后，他于克龙贝格又会见了外交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哈丁；1909~1910年期间，贝特曼向高慎爵士提议，“达成一项海军协议……作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方案的一部分”；1911年3月，德皇倡导“政治互信，以及签署一份限制海军开支的共同协议”。1912年2月，两国间迎来了一次最著名的合作，商人欧内斯特·卡斯尔和阿尔贝特·巴林提议，邀请霍尔丹以“大学委员会事宜”为由拜访柏林。实际上，其真实来意是与贝特曼、提尔皮茨以及德皇商讨和调停海军、殖民地和互不侵犯等问题。1913年，丘吉尔提出成立“海军建军节”，第二年，由卡斯尔和巴林发起的两国之间最后一次结好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为何这些努力都功亏一篑？通常人们认为，德国人仅仅是想在与法国开战前，首先获得英国无条件中立的保证，然后才愿意与其谈论海军事宜。然而这种解释有失偏颇。阿斯奎思之后宣称，德国关于中立的计划可能会“在他们以任意一种借口对法国进行打击时，妨碍我们助法国一臂之力”。实际上，贝特曼在文件中是如此陈述的：

订立协约的双方……不希望一方出于野心而对另一方发起不正当的攻击，或是伙同其他势力对另一方进行打击……如果另一方不想以侵略者的身份卷入战争，那么它便只能保持中立了。

这项要求同样无效，因为“就目前来看，这与已经达成的一致有冲突”。格雷充其量只能提供一种承诺，用他的话说是，“我们不会发动不正当攻击，也不会伙同其他国家对德国进行不正当攻击”，但是“中立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我们的双手被反绑了起来”。这席话（如殖民地大臣刘易斯·哈考特所言）显然不能令贝特曼满意。

霍尔丹柏林之行失败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在霍尔丹即将抵达柏林之前，提尔皮茨和德皇批准增加海军军备开支的提议。因此，这项举措“永久地破坏了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盖斯认为，“德国坚持在海上军备竞赛上增加开支违背了其之前与英国的海军协议，这将成为两国友好关系建立的障碍”。但这种解释很让人生疑。德国人企图通过海军协议，作为对英国中立立场的回应；会谈正是以这种中立为基础开展的。可以说，态度更为强硬的是英国，这并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这种不妥协是建立在无懈可击的实力上的。正如格雷1913年所说，“如果一国试图达到高于欧洲所有海军军力的绝对标准……那么相比之下，外交政策就要从简。”因此，他的态度也非常强硬。贝特曼似乎想通过承认“英国海军的永久性权威地位”，或是正如外交部威廉·蒂勒尔所言，用“关于我们在海上的绝对权威的信念”来换取什么东西。但英国为何还要对其已经拥有的东西讨价还价呢？我们不难想到，贝特曼的提议很快便被否决了。

更让人难以揣度的是，格雷坚信，几乎所有关于英德之间和睦相处的尝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德国既没有提出殖民地要求，也没有对英国海军造成威胁，为何格雷对这个国家如此无情和憎恨？答案很简单，格雷更看重的是与法国和俄国两位盟友之间的友谊。“如果我们在与德国的关系中踌躇而无所行动，”他于1905年10月说，“那么这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损害我们现在与法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如果我在德国使用了彬彬有礼的措辞，”次年1月他写道，“那么法国便会将此解读为我们对待与法国的协约过于冷淡。”1910年4月，他向高慎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无法与德国达成政治谅解，因为此举可能会让我们脱离法国和俄国的大部队。”其实，当格雷提出与德国的政治谅解必须“与维护和其他国家之间现有关系和友谊相一致”时，他的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这种谅解的可能性已经不可能达成。因为与法国签订合约的事宜尚未明了，因此任何“与德国达成的一致势必会对此造成影响”，而这种情况是根本不能予以考虑的，这是典型的格雷思维方式。这个思路长久以来被外交部同僚们交口称赞。例如马利特就曾警告说，任何与德国的亲密举动都将会招致“与法国的疏远和不和”。尼科尔森也反对1912年与德国达成的一项协议，主要是因为该协议将“严重损害我们与法国的友好关系，而这一结果又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和俄国的关系”。

如果更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格雷的理论在更深的层面上存在很多瑕疵。首先，如果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则可能会引发战争这一观点是荒谬的。在这个问题上，格雷所处的时代较之那些保守党前辈们已经相去甚远。格雷自己也承认，那时候，俄国如果想从日俄战争失败的阴霾以及国内革命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可能需要近10年的时间。同时，他也认为法国不会成为隐患。1906年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法国“爱好和平，既没有勃勃野心，也不曾焦虑暴躁”。与法国和俄国签订协约的本意是要弥合它们的海外分歧，这些目的业已达成，英国与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随之远去。格雷于1912年9月曾向《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C·P·斯科特无比天真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如果在一场法德间的较量中，英国没有支持法国，那么法国将被德国拿下，欧洲的其他国家也会相继重蹈法国的覆辙，到时它们都将会成为我们的敌人。”他仅有的稍微贴合实际的想法，便是对法国与俄国可能“向同盟国靠拢”的担忧。这种担忧使得外交部持续关注这些国家的动态。早在1905年，格雷就曾担心“失法且未获德，后者如果成功离间我们和法国，便会视我们如草芥”。马利特发出警告，如果英国在阿尔赫西拉斯问题上忽视法国的提议，“我们将……因为背信弃义而被法国轻视……同时也被德国所不齿”。哈丁也同样表态：“如果法国陷入尴尬的境地，那么法国、德国和俄国在不久的将来达成一致或结成联盟便不再是无稽之谈了。”尼科尔森的总结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我们要与法国和俄国结盟，“以阻止俄国逐渐向德国靠拢……同时也防止法国投奔同盟国”。格雷和他的军官们甚至有些杞人忧天，生怕失去自己“作为朋友的价值”，落个“茕茕孑立”、“举目无友人”的境地。法国和俄国屈从于“条顿的怀抱”，从而“使得英国不得不以匹夫之力对抗欧洲其他国家统一的海军力量”，这成为一直在他们脑海中盘旋的噩梦。基于这个原因，他们乐意将德国所有的政策目标解读为“碾碎……协约国”。格雷表示：

如果……出于不幸和失策，我们和法国间的协约行将瓦解，法国就会向德国妥协。德国将再次抓住机会，让我们和法俄之间的关系恶化，并借机称霸欧洲。届时，一场我们和德国人之间的较量就会上演。

类似的担忧还有：“德国人将游说俄国，如果它离开协约国，德国会将奥地利也拉入伙……我们无比担心俄国会站在同盟国一边。”

格雷决心与法国保持合作，并积极做出军事承诺，旨在增强对德作战的可能性，并让这一时间越早到来越好。格雷希望英国参与一场与德国的战争，因为反正也无法避免。与法国和俄国交好的政策一度很明智，但时过境迁，当情势已发生变化时，格雷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的策略。

所有的辩护声中，最激烈的声音是，德国妄尊自大的野心不仅对法国形成了威胁，对英国也同样如此。这种观点在反德团体中已是广泛的共识。在艾尔·克劳1907年著名的备忘录中，他警告德国，“在现有的物质分配条件下，德国妄图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强大、更具主导性角色的野心”可能会促使它“削弱一切他眼中的对手的实力，通过扩张领土而加强其自身的实力，并阻挠其他国家间的合作，最终粉碎并取代大英帝国”。尼科尔森在一封1909年年初给格雷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德国的终极目标是要攫取欧洲的统治地位，当它足够强大时，便会与我们在争夺海军霸主上一决雌雄。”高慎和蒂勒尔也持同样观点，即认为德国渴望“称霸欧洲”。1911年，格雷警告世人提防欧洲出现的“拿破仑式”威胁。如果英国“坐视法国失利，那么下一个便轮到英国自己了”。他于1912年向加拿大总理说，“德国的野心得到了恣肆的放纵。”

这种论调在外交官的话语中也并不罕见。在解释下定决心派遣远征军的原因时，总参谋部在1909年递交给刑事调查局下属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同样以拿破仑的历史作为比喻：“下意识地认为对海军的统率能对陆战直接产生必要的影响，是不正确的。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失利并没有阻止拿破仑征服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或者一举粉碎俄国和奥地利。”这个论点在两年后召开的刑事调查局“军事会议”上被重新提及。

如果德国打败了法国和俄国，荷兰和比利时将可能被德国吞并，法国也会支付一笔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几块殖民地。简而言之，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以德国获取统治地位告终，而这种统治并不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

这种威胁能够“使德国的海军和陆军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同时对英国的地位以及大英帝国的统一形成一种挑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将会是“致命的”。甚至连伊舍这样的海军主义者有时也会使用这样的口吻和比喻。1907年，他写道：

对我们来说，德国现在的威望已经比拿破仑鼎盛时期的威慑力更为可怕。德国试图与我们在制海权上一决高下……它必须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得到更多广袤的地盘让德意志民族繁衍生息。而得到这些土地意味着从别人手中争夺并压榨对方。因此，“德国是我们的敌人”。

丘吉尔认为，如果没有海军力量，欧洲很有可能“在一次突然的动乱之后，沦为条顿铁骑的阶下囚”。劳合·乔治还记得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军舰队是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唯一保障力量……正如在拿破仑时期一般。”因此，罗伯逊在1916年12月写下的话语就并非是对事实的极度夸张了：“德国称霸的野心横扫欧洲、北海和波罗的海，直抵黑海和爱琴海，甚至有可能波及波斯湾和印度洋。这个阴谋早在20年前就被世人所熟悉了。”

如果这些都成立，那么可以说格雷选错了绥靖对象。从传统上来看，只有当法俄对大英帝国存在威胁时，与法国和俄国的协约才有意义；但如果直到1912年，这个威胁仍旧是德国的话，那么英国则需要认真考虑是否德国才是需要缔结协约的对象了。然而让人吃惊的事实是，那些危言耸听的人口中关于德国拿破仑式侵略的设想，与真正从德国收集来的情报大相径庭。迄今为止，这一点一直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诚然，1914年的军事情报质量让人不敢恭维，然而高慎绝非等闲之辈，驻德的英国领事们发来的报告也非常让人满意。与克劳1907年的版本相比，丘吉尔在1909年11月做了更好的分析（几乎全部建立在那些报告的基础上），他认为，实际上德国正面临严峻的财政弱势（详见第五章）。这只是众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断之一。那么为何格雷以及外交部的大多数高官仍旧将德国视为拿破仑般的力量集团，坚信德国对英国形成威胁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在刻意将这种威胁论进行夸大，说他们无中生有也未尝不可，旨在证明其心心念念的对法军事承诺的合理性。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甘愿使英国与法俄结好，所以才要将那些虚浮的欧洲霸业安到德国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