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狮与雄鹰

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促使法国最终与俄国联手，但类似的事情绝不能够发生在英国和德国身上。但同时，也并不存在一股难以克服的力量能够点燃盎格鲁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敌视和不满，从而引发冲突。准确地说，相反的结果，即盎格鲁、日耳曼两个民族相互达成理解，可能不仅具有吸引力，还极有可能发生（即便两国的联手不是一气呵成的）。不止迪尔克一个人认为，德国“与英国不存在能引发两国争端的分歧”。

历史学家们总是认为以失败告终的外交创举十分多余，他们认为该发生的事情总归要发生。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英国和德国努力增进理解互信，但历史学家对此举动却尤为不屑。这种撮合两国缔结联盟的想法充其量也只能勉强对伦敦的银行家有些许吸引力，特别是那些有德国和犹太血统的银行家。关于这一点，反德人士总能敏锐地洞察。然而回首往事，我们不能武断地裁定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正逐步疏远（直至战争）。在很多情况下，关于两国相互沟通理解的论点是建立在共同的国际利益之上的。先验地看，我们没有明确理由来说明为何一个“过度延展”的强国（正如英国对其自身的察觉和定义）和一个“缺乏延展”的强国（正如德国对其自身的察觉和定义）无法在外交关系中产生共鸣。如果说“两国之间采取的最基本政策相互排斥”，那也未免太草率了。这并不是对之前所谓的英德关系中“错失的良机”（这样就可以避免堑壕中那一幕幕屠杀和死亡）的重复，因为那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的表现罢了。我在这里仅仅想表达，与那些想象中的情况相比，两国错失订立协约的机会是一种更偶然的结局，而不是命中注定。

英德两股力量缔结的可能性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根据的。1870~1871年，德国对法国进行了耻辱性的打击，当时英国只是一位置身事外的看客。而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与俄国的矛盾同样间接给了与德国结好的暗示。尽管俾斯麦在1887年提出的英德联盟提案并没有开花结果，但索尔兹伯里首相却与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了旨在维持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现状的秘密三方协议，而德国与上述两个国家之间也有三方联盟，因此英国与德国便有了直接联系和沟通的机会。

也正因如此，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海外殖民活动时，英国并未施加阻拦。自然，德国宰相手中的非洲地图无非是欧洲地图的翻版（或许也算是德国国内政治的翻版）。然而他之所以引发德国人民征服非洲的野心，也是利用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还未站稳脚跟的时机。从1884年开始，俾斯麦以埃及事务为托词，在该地进行了一系列厚颜无耻的干涉，还凭借法兰西–日耳曼“中立者联盟”对英国进行恫吓，妄图攫取非洲西南部安格拉佩克的控制权，占有好望角到西非地区的主权。然而，英国对此的反应和表态，却是姑息德国获取西南非洲殖民地之举，并出让自己已占领的喀麦隆以及东非的领土。由德国大使保罗·冯·哈茨费尔特一手造成的桑给巴尔事件是这种绥靖政策的典型体现：虽然德国在桑给巴尔已经没有经济利益（实际上德国也确实在1890年用这一地区换取了北海的黑尔戈兰岛），但它却在英国已准备将其拱手让人时宣称拥有该地的主权。1890年，双方达成协议，英国用黑尔戈兰岛重新收回桑给巴尔；此外，作为交换，德国还得到了一块能够从其非洲西南部殖民地直通赞比西河的狭长地带。

在处理中国的事务中，这种英德通力合作的可能性被放大到了极致。与以往一样，它们这次合作也是扎根于金融关系的。从1874年开始，英国向清朝提供贷款。从那时起，清政府获取外资的主要途径便是设立在香港的两家英国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和怡和洋行。英国政府还以罗伯特·哈特勋爵的名义控制了中国的海上关税。1885年3月，德国银行家阿道夫·汉泽曼来到汇丰银行，提议英德两国将中国政府和铁路财政的掌控权以企业联合的形式进行均分；1889年2月，德意志亚洲银行（德国13多家大银行联手的合资企业）建立，标志着英德两国的合作达到高峰。

日本在1894~1895年的战争中击败中国，彰显了俄国在远东地区日益增长的盘踞势力，也因此为德英两国的通力合作再一次创造了良机。实际上，银行家们（汉泽曼和罗斯柴尔德）苦心孤诣地试图促成汇丰银行和德意志亚洲银行的伙伴关系，如果这种联手能够得到各自政府的官方支持，便可以阻止俄国在中国攫取过多的霸权。但事实上，银行家们热切的渴望与外交官和政客们心中的算盘大相径庭。德国外交部的“幕后操控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更希望德国与法俄同盟站在一起，而非英国，因为这样便能与它们一道，插手阻拦1895年4月《马关条约》规定的日本占领中国辽东半岛的行为，但事实也证明了银行家们的真知灼见。根据5月份的一项声明显示，中国支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是通过俄国提供的贷款实现的，这无疑给了英国和德国政府当头一棒。很显然，这笔贷款不可能由俄国承担，因为俄国本身就扮演着国际债务人的身份。实际上，这笔贷款由法国人付账，最后的利润由俄法两个国家平均分配，俄国还由此将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延伸至满洲里，而法国则确保了其在华的铁路建设特许。这期间甚至还出现了新兴的俄中银行——当然，其建立少不了法国的资金支持。1896年，俄中正式缔结了联盟关系。这种情形之下，汉泽曼关于联合汇丰银行和德意志亚洲银行的提议变得更具吸引力了。1895年7月，两行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该联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国际资本家联盟接管中国的债务问题，以调停大国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纷争。这种情况也曾发生在希腊和土耳其身上。在这种所谓的“国际资本联合”中，德国和英国处于主导地位。经过多次外交策略的周旋，它们的目标终于在1898年向中国发放的第二笔贷款中实现了。

毫无疑问，合作仍然困难重重。索尔兹伯里拒绝以政府担保的形式贷款，这导致了英国投资的难产。1897年11月，在德国控制下的胶州湾，汇丰银行和汉泽曼就山东的铁路特许权发生了分歧。然而，俄国在1898年3月要求租借旅顺港，并敦促英国接手威海卫作为补偿和慰藉，于是，这种不快和分歧随之立刻烟消云散了。9月初，在伦敦举行的一场由银行家和政客出席的会议全体通过了一项瓜分中国的提议，为了重新分配在华铁路建设特权，中国将被分割成若干“势力范围”：英国银行接管长江流域，山东被划分给德国，此外，天津到镇江的铁路也被分割。铁路的争端还在继续，然而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却在悄然建立。1900年，中国国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了满洲里。之后，德国派遣一支探险队前往中国考察，一番调查后，他们向英国保证“俄国绝不会冒险发动战争”。10月，英国和德国签订一份协议，保留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但要求中国开放贸易通商口岸，而这也让英德在中国的政治合作达到了顶峰。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在未来几年内依然继续着。1902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银行行长会议将之后发生的一些争端（因所谓的英国福公司突然将其业务发展到黄河流域而引发）也一一化解。

旅顺港危机爆发时，哈茨费尔特在一次盛宴后与张伯伦共同商讨了建立英德同盟的事宜。正如阿瑟·鲍尔弗回忆的那样：

乔是个非常冲动的人，前几日关于旅顺港的内阁讨论让他对英国的孤立和偶尔的外交困境地位备感忧虑。他确实因为坚持与德国结成联盟而受人关注。有人认为，英国议会制的政府性质决定了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势必是危险的（这种观点也同样萦绕在德国人的脑海中），乔大力驳斥了这种观点。我认为，对于两国可能采取的协商方式，应当先拟定一个大致的方案轮廓。

根据鲍尔弗的回忆，德国外交大臣比洛的回复“相当迅速”：

在他的电报回复中，他再一次因为议会制政府的问题而踌躇不决。但是他同样坦白了德国是怎样看待英国在欧洲大局势中的地位的。他们认为我们更适合与法国结盟，而不是与法、俄同时结盟。因为在这样的竞争中，结果是难以预料的。他们不想眼看着我们消亡，不仅是因为出于对我们的情感，而且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就此屈从，下一个受害者便是他们。整个对话的主旨（至少在我看来）是想在各国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

这之后，张伯伦和赫尔曼·冯·艾卡德施泰因男爵在4月又进行过几次会谈。后者是德国大使馆的首席秘书，德皇称赞他“在与英国的官方关系中始终保持情感联系，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利，我们对此充满希望”。现在，艾卡德施泰因以德皇的名义建议“英国和德国建立可能的联盟……该联盟的基础是保证对方的殖民地等权益不受侵犯”。作为这场交易的一部分，他还说德国将“在埃及和德兰士瓦问题上助英国一臂之力”，并暗示，“一个直接的防御性联盟……可能会在不久后诞生”。“如此的共识”，张伯伦在给索尔兹伯里的备忘录中写道，“将带来和平的福音，并需要即刻进行商讨”。同样的事在1901年又以同样的形式老调重弹。

既然如此，英德合作的尝试为何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呢？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当事人的性格使然。爱德华七世不时流露出亲法的态度，艾卡德施泰因对待此事的态度也似乎过于玩世不恭。显然，比洛和荷尔斯泰因放大了英国在贸易地位中的劣势。但两国间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恐怕当属索尔兹伯里身上所缺少的最基本的激情了。张伯伦也以特别的方式为同盟的失败做出了“贡献”。私底下他如是说：“德国和英国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事务上的相互信任为基础，订立和达成长期的防守性条约或备忘。”而在公开场合，他瞬间变得高谈阔论：“条顿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最伟大的两个分支，构成了一个崭新而伟大的三方联盟。”此外，他还相当不切实际地期许德国人民也能以如此高涨的热情予以回应。比洛在1899年12月11日的国民议会演讲中的措辞如下：“我们要做好准备，以互利合作为基础，与英国和平、和谐地相处。”张伯伦听闻后勃然大怒，称其“冷漠和怠慢”。当矛盾出现的时候，张伯伦再也无法抑制自己，他咬牙切齿地说，“如果他们的目光如此短浅，如果他们没有发现，一颗新星正在世界上冉冉升起，那他们就真没救了。”

然而，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领导人的性格缺陷说更具说服力。殖民地争端是影响英德友好邦交的最大阻力。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发表于1899年的文章曾经红极一时。他在文章中称，“我们可以选择和英国一起执行殖民地政策，也可以选择排除英国的干扰，独自行事。与英为善，意味和平；与英为敌，必有战乱。”但实际情况却是，德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与英为善的基础上，开展其殖民政策的。因此，1898年，德国与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特别是德拉瓜湾）的无休止的争端终于画上了句号，双方达成一致，英国和德国共同向葡萄牙提供一笔款项，以确保其殖民地利益；但私底下，英德两国却通过一项秘密条款，在葡萄牙的领地上划分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西非殖民地的利益问题上，两国同样没有产生冲突。1899年4月太平洋上的萨摩亚危机也于同年年底顺利消除。它们甚至在1902年委内瑞拉的外债问题上通力合作（但关于此事，英国许多媒体都曾抱怨过）。

在英德的伙伴关系中，还有一个在战略上颇为重要的地区，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在德皇1889年第一次访问君士坦丁堡之前，该地区就对德国的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只要俄国意图出手黑海海峡问题，这一地区的英德合作就会呈现良好的势头。因此，在土耳其1897年对希腊予以重大军事打击之后，两国间的关系空前亲密；它们共同花费心思，试图从细节入手，控制雅典的金融。1899年，即德皇第二次访问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次年，土耳其君主同意了修建从奥斯曼到巴格达铁路的提议（此为德意志银行格奥尔格·冯·西门子的伟大而独特的创举，被称为“柏林–巴格达铁路”），这是两国联手的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西门子和他的接班人阿瑟·冯·格温纳总是想将英国（以及法国）一同拉入这次冒险的尝试；但问题是，对方对这座城市并不怎么感兴趣，尤其对该地区的政治制度及其未来更没有信心。1903年3月，双方在将铁路线延长到巴士拉的意见上达成一致，在这件事情上，财团中的英国成员控制了25%的股份。但事实上，德国投资者却可以分得35%的收益。该消息遭到了右翼媒体（如《观察家报》、《国家评论》等）的猛烈攻击，当时已身为首相的鲍尔弗也选择退出合作。

南非问题同样成为英德可能爆发冲突的导火索。威廉二世在詹姆森偷袭失败后致电南非总统克鲁格，盛赞其击退武装匪徒的功绩，这种行为让伦敦大为光火。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后，德国向布尔人表达了他们的同情，使得英德之间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1898年，英国与德国在葡属莫桑比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英国人是想借此阻止德国人民支持克鲁格，然而战争的爆发让人不得不对这种刻意的安排心生疑虑。德国与英国在1899年年底重新开启了建立“欧洲联盟”的讨论，但这对于两国关系的修缮帮助不大；而且，英国于1900年1月对在南非水域行驶的德国游轮进行了拦截。然而，外界对于布尔战争将大大损害两国关系的担忧总体上还是有些夸张了。战前，德国的银行毫不犹豫地申请向英国德兰士瓦提供战后贷款。虽然英国的自信遭到沉重打击，但这场战争打破了孤立的外交局面。然而，像“国家效率”这样的矫饰语言以及军事“联合会”的举措，都无法弥补战争带来的恐慌。大家担心英国是否还能担负得起维持其广袤的海外殖民地的花销，鲍尔弗还对此夸张地进行评判：“眼下，各种原因使得我们成为一个三流国家。”在这个越发显得复杂的帝国策略制度框架之外，双方达成了一种共识。对英国来说，不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策略方法上，都无法同时顾全殖民地和自身，因此打破外交孤立势在必行。这就意味着，英国要与一个或多个帝国竞争对手达成外交上的理解和信任。的确，布尔战争进行期间（1901年上半年），在“与德国的合作以及恪守三方联盟的基础上”（以张伯伦的说法），张伯伦和新上任的外交大臣兰斯多恩爵士与德国代表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

双方需要郑重讨论的是摩洛哥问题（最先由张伯伦在1899年提出）。由于后续发生了一些事件，使人们都认为英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但在1901年，这种分歧仿佛自动消失了一般。实际上，法国在整个非洲西北地区的规划和构思（1900年，法国与意大利秘密合作，将其付诸行动）看起来能够积极地促成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联手。实际上，英国在当时已经因为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防御工事一筹莫展了，因为这一设防将直接对地中海的重要门户——直布罗陀海峡造成威胁。法国与西班牙联手在摩洛哥展开“清算行动”已经成为现实。显然，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在摩洛哥划分出英国和德国的势力范围，于是英国获得丹吉尔，德国获得大西洋海岸。基于这种信任，5月和12月双方又进行了讨论，并时断时续一直到1902年。实际上，德国对摩洛哥并无兴趣——比洛和德皇在1903年已隐晦地表达出这一点——而这种无谓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双方拟订方案的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