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帝国主义、协约以及爱德华时期的绥靖政策
帝国主义：经济与实力
1907年，在斯图加特第二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这正是对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解释战争根源方法的经典诠释：
通常说来，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是因为这些国家追逐世界市场而处于敌对状态。每个国家都试图征服、开拓新的海外市场，而不仅仅将眼光局限在巩固其自身市场上……再者，这些争端还缘起于无休止的军国主义军备竞赛……因此，战争便成为资本主义固有的本质；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战争才有可能随之停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第二国际便陷入混乱之中，但该理论却被“左翼”社会党人奉为真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于1915年1月进一步指出：
一切伟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过去的10年内不断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对市场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随市场争夺而来的是对领土的争夺……因而，经济冲突变成了政治冲突，变成了军备的扩张，最后演变成了世界大战。
列宁（公开表明希望自己国家在战争中失败的少数社会主义领导者之一）指出，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帝国主义从中作祟。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迫于本国低迷而每况愈下的经济颓势的压力而发动一场争抢海外殖民地的战争，这无异于自掘坟墓；但反过来，这些冲突产生的社会影响会促成蓄势待发的国际无产阶级发动一场革命，以及列宁本人从战争伊始便强烈要求进行的反对统治阶级的“内战”。
共产主义阵营的历史学家一直沿用这一观点，1989~1991年的一系列革命验证了列宁那些还不确定的理论。在柏林墙倒塌一年后出版的一本书中，民主德国历史学家维利巴尔德·古切依然认为，1914年之前，除了“矿业和钢铁的垄断者，那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银行家代表、电气工业和造船厂的大佬……也都支持以非和平手段达到目的”。他的同事齐尔希对国家银行总裁鲁道夫·哈芬施泰因在战前表现出的“含糊其词的侵略性目的”表示不满。
从表面上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资本主义者会从战争中赚得盆满钵满。特别是军事工业，如果有大规模的作战，巨额订单就会像雪片般飞来。罗斯柴尔德银行英国分行被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形容为国际资本的邪恶力量，它与著名的枪械生产商马克西姆·努登费尔特公司有贸易关系，后者生产的优质机关枪被作家希莱尔·贝洛克形容为“夺取欧洲霸权的关键”；它还帮助维克斯兄弟公司于1897年收购了马克西姆·努登费尔特公司。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对军工生产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在威特科维兹的铁厂是奥地利海军最重要的钢铁供应商，后来还为奥地利军队生产子弹。再例如，海军元帅提尔皮茨的造舰计划让德国造船厂收到了纷至沓来的政府订单。1898~1913年，86艘战舰中有63艘是由私人公司委托生产的。汉堡的大型巡洋舰垄断生产商布罗姆公司，其建造的超过1/5的船只都销往德国海军部。
但让马克思主义者挠头的是，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些商人面对战争的到来会表现出热情高涨的情绪。在伦敦，绝大多数的银行家都心惊胆战，主要是因为一旦爆发战争，那么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支持的主要承兑行都可能濒临破产（见第七章）。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对这场英德大战退避三舍，到头来也只是徒劳，这一担忧还被《泰晤士报》的编辑亨利·威克姆·斯蒂德指责为“为了使我们采取中立立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进行了一次肮脏的国际金融合作”。“七月危机”期间，在那些对政策了如指掌的屈指可数的德国大商人中，不仅大船商阿尔贝特·巴林对开战持消极态度，大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也同样抵触战争。1914年6月21日，在一次盛宴结束后，德皇向沃伯格分析了德国国内的“概况与大势”，这次分析可谓臭名昭著。在分析最后，他“暗示，目前恐怕不是攻打俄罗斯和法国的最好时机，还是要等待观望，伺机而动”。沃伯格“果断反驳他出兵的想法”，具体内容如下：
我简略地梳理了英国的国内政治现状（地方自治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于掌控）；同时发现法国在推行3年兵役制中面临重重阻碍，金融危机对法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俄国则面临军队很可能出现动荡和内讧的情况。总之，我强烈建议您耐心等待，再屈尊等待若干年。“我们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强大，而我们的敌人已经从内部开始衰退。”
1913年，德意志银行经理卡尔·黑尔费里希出版了一本名为“1883~1913年德国国家财富”（Germany’s National Wealth 1883~1913）的书，书中表达了与沃伯格相同的观点：德国的钢铁生产已经超过英国，国家收入已经远远将法国甩在了后面。然而黑尔费里希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严重阻碍这种良性发展的灾难置若罔闻，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巴格达铁路建设的洽谈中了。尽管德国电气工程公司（AEG）老总瓦尔特·拉特瑙在经济动员的问题上下了一番功夫，但他还是无法说服德国军官成立“经济总参谋部”，贝特曼完全无视他反对1914年借奥地利问题出兵宣战的建议。相反，当国家银行总裁哈芬施泰因于1914年6月18日召集8家主要合股银行老总，要求提高准备金比率（为了降低战争可能带来的货币风险）时，他们礼貌而又坚决地回绝了。唯一能够证实资本家从战争中试图牟利的是克虏伯军工厂经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那一纸报价单，这本身毫无代表性。重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出于对宣战的反感，甚至于1914年在唐克斯特建立了联合矿业公司，旨在将德国的技术传授并应用到英国的煤田开采中。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战争起源的解释束之高阁了。然而，关于经济在1914年所起作用的另外一种解读却保留了下来。保罗·肯尼迪为了普及经济是“外交政策背后的真相”这一观点而奔走。他认为，经济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我们可以从人口、工业产值、钢铁生产以及能源消耗等方面搞清楚这个事实。在他的观点中，政客手中握有更多筹码，因此拥有“自由意志”进行帝国主义扩张，而不必成为商业利益的附庸，但是他们本国的经济资源却成为其扩张的终极瓶颈，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便无法继续维持。英国便是个很好的例子，1914年过分扩张版图的意图让这个强国每况愈下，而其对手德国却蒸蒸日上。肯尼迪和他的许多追随者根据经济、工业和出口增长的指标得出结论，认为这场发生在衰退中的英国和崛起中的德国之间的战争虽然不能说无法避免，但至少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对此，盖斯提出了一个很典型的观点，即正是德国“最强大的现代工业经济”的全速发展，才使之成为“欧陆的超级力量”：
由于德国拥有强大的力量，且一直不断扩张，它就像一个没有保护壳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经济上的强势使得这个国家从1871年重新获得的自信逐渐膨胀，到了傲慢和自负的地步，这驱使着德意志帝国在其世界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870~1871年，德国统一。这给予德国“一夜间攫取霸权的能力……这个由所有或大部分日耳曼人凝聚成的统一体将昭示着欧洲最强大力量的诞生”。因此，鼓吹德国统治欧洲的观点不证自明，至少，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如果整个欧洲想团结起来，那么德国以及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陆国家必须要与逐渐崛起的经济和政治集团亦步亦趋，保持自身实力……并且这个统一的欧洲会自动由最强大的力量集团——德国来掌控。”很显然，对于大部分英国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威胁需要受到抵制和反抗。
因此，1870~1914年的欧洲历史始终是一部经济上的对抗史，主要的两个竞争对手便是英国和德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建立在经济和实力基础上的强势仍然漏洞百出。
毋庸置疑，1890~1913年，德国出口量的增长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其国内集资总数额在欧洲也是高居榜首。表2–1总结了肯尼迪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德国对英国的威胁程度。此外，如果计算一下德国的人口增长率（每年1.34%）、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2.78%）以及钢材产量增长率（每年6.54%），人们就会对其在1890~1914年全面超越英国和法国的事实深信不疑了。
表2–1 1880年和1913年英国和德国工业实力的对比
资料来源：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256,259.
然而事实上，对20世纪早期的世界政治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因素并不在于高速增长的德国经济。相反，英国金融实力的崛起也不容小觑。
19世纪50年代左右，英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就已经达到了约20亿英镑。然而在后来的50年里，英国掀起了3场资本出口的浪潮。1861~1872年，外国净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4%上升到7.7%，之后在1877年跌至0.8%。1890年，这一数字又回升并保持在7.3%，直到1901年再度猛跌至1%以下。第3次高涨出现在1913年，当时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1%，这个纪录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打破。按绝对价值计算，这为英国积累了数目可观的外国资产，从1860年的3.7亿英镑一路飙升10倍，到1913年达到39亿英镑。这个数字占到了英国国家财富总量的1/3。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对外投资方面都没有如此成功的经验。表2–2显示，紧随英国的法国，其国外资产额还不到英国的一半，德国也只是英国的1/4。
表2–2 1913年国外投资总额
资料来源：Kindleberger，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p.225.
如表中所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4%的欧洲投资主要来自英国。此外，英国的大部分外国投资并不在欧洲本土；相反，德国在欧洲的境外投资则更多。1910年，贝特曼·霍尔维格将英国定义为“德国经济扩张政策执行中所遇到的最重要的对手”。如果贝特曼指的是海外投资，那么他完全正确，但在出口增长方面，英国还略逊德国一筹。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显示，德国的出口商在英国市场已经所向披靡（在其本国市场中也是如此），这对英国的公司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实际上，外界并非对这场商业暗战毫不知晓，但由此认为由媒体发起的“抵制德货”运动将成为这场英德大战的先兆，就有些荒谬了。就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虽宣扬日本经济“威胁论”，但双方也没有爆发军事冲突。
有些经济历史学家认为，如此高水平的资本出口无疑会一点一滴地蚕食英国的经济，有些人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生产高于服务、生产是收入和就业的摇篮，这些人最常提到的替罪羊便是伦敦。然而事实是，资本的出口只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对英国的投资产业产生威胁，即只有出现资本短缺，工厂的现代化道路才会受阻，然而却鲜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一点。尽管对外投资周期与国内固定投资之间是逆相关的关系，但资本出口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外流”，它也不能被看作是英国贸易赤字扩大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这些投资的收益远远超出新资本的出口额（如果算上那些“隐性”的收入），就像它一直远远超过贸易赤字一样。19世纪90年代，外国净投资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3%，与此相比，国外财产净收入为5.6%。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两个数据分别是5.1%和5.9%。
英国的经济为何能够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海外投资中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组合投资”，而非“直接投资”。换句话说，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销售债券和股份成为其中间人，并代表了外国政府和企业。埃德尔施泰因认为，外国证券之所以能够带来“推动力”，是因为即使有相当高的风险，与国内的证券在1870~1913年的平均收益相比，它们带来的收益还是能更高一筹的（大概高出1.5%）。然而，这种平均值背后也暗藏了相当大的波动。在分析了482家企业的账目之后，戴维斯和赫腾巴克认为，国内投资的回报率有时候也高于国外投资，比如19世纪90年代。他们的研究也很好地用数字说明和衡量了英国投资者们非常重视的一点，英国投资的回报率与那些不受英国政府控制的国外投资的回报率是有天壤之别的：1884年以前，前者高出后者67%，之后却又低于后者40%。英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加是否因此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一种不合理的产物（资本流向并不是朝向最大利润）？戴维斯和赫腾巴克指出，实际上，大英帝国资产从整体上看并不是投资的最大目标：1865~1914年，帝国的投资额仅占总额的25%；与之相比，30%的投资用于英国的经济发展，45%的投资则流向海外。这足以说明，在那些富有的英国投资人中，存在一小部分精英分子，他们以英国作为跳板，利用它来稳定国际资本市场。
英国大量的海外出口是其全球经济地位的整体体现，它是制造业的出口大国，食品以及其他原产品的进口国，此外它还是人口的“出口大国”。1900~1914年，从大英帝国移民海外的净人口总数达到了让人吃惊的数字——240万。英国国家银行也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后的贷方。1868年，英国和葡萄牙是仅有的两个实行金本位制度的国家；然而到了1908年，整个欧洲都实行了这种制度（但奥匈帝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货币还不能直接兑换成黄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帝国主义是19世纪末期随着经济发展而诞生的政治附加物，这与20世纪末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一样。在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中，全球化与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出现紧密相关。与今日的美国相比，当年英国的霸权中透露出一种正式而拘谨的特征。1860年，大英帝国的领土扩张达到950万平方英里
；到1909年，这一数字达到1270万平方英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人口数为4.44亿，但仅有10%的人生活在英国本土。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大不列颠的海上霸权，它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力量（1914年，英国战舰的吨位是德国的两倍）以及最大的商业舰队。正如J·L·加文在1905年所说的，这是一种“超越自然的广博而宏伟的霸业”。从其他强国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对它们并不公平。“在这里我们不谈侵略与掠夺，”《沙岸之谜》中的卡拉瑟斯说，“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杰出的国家，他们大可对我们表示羡慕和嫉妒。”
然而，在这个人员、物资和资本流动空前自由的时代，我们无法立刻搞清楚其他国家究竟如何才能撼动这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战争前20年的时间里，当英国扩大其移民人数和资本出口时，德国却停止了本国居民向外移民的脚步，并减少了资本的出口。我们无法得知这种分歧是否源自于两国国内经济现状的不同，也不知道是否正是这种分歧才导致了两国的不同现状，但两者的国际实力对比还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奥弗最近所说，英国输出的大量移民使得这些人通过血缘关系紧紧团结在一起，并保证了他们对祖国统治地位足够的忠诚。与此相反，德国本土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增强了其对东欧强大人力资源的认识。诚然，德国在出口方面的成功对英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但德国人同样担忧出口的增长（以及其结果：对原材料进口的继续依赖）将会由于更强大的殖民国家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而陷入困境。尽管1914年之前英国在帝国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但“帝国优惠政策”以及约瑟夫·张伯伦灵光一现而发起的关税改革引起了一些争论，这也成为其他出口经济体无法忽略的隐患。
总体来说，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出口无疑增加了其政治影响力。泛日耳曼联盟在其早期的出版物中抱怨道：
我们是拥有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我们举全国之力开展兵役制度，我们每年花费超过5亿马克的财政预算用于国防事业……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无法让我们获得合理的权力，从而需要听从英国的高贵批示，那么我们所做出的血与金钱的牺牲便全都是一场空。
比洛曾痛心疾首地说：“法国在国际社会中巨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财富资本和流动性所创造的。”经济历史学家对德国银行出手投资国内工业赞不绝口，但这种投资根本无益于德国海外实力的加强。德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因此大大缩水，1895年以来，德国在工业增长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国际贸易地位却反而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