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笔文人与间谍

那些投身于战争预言大军的人，无疑出于两种动机：向读者炒作作品（或是推广连载报刊），以及宣传个人政见。因此，鲁鸠那些近乎偏执的虚构小说对于那些像诺思克利夫勋爵（他曾经将作品中德军入侵的路线更改为《每日邮报》读者群集中的城市，以制造声势，拉动销量）以及D·C·汤普森（他将《帝国间谍》一书连载在《每周新闻》中，广告上还宣称提供10英镑的奖金，奖励举报“外国势力在英国开展的间谍活动”的读者）的报商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报纸究竟该卖什么？”诺思克利夫手下的一位编辑曾发问。他的回答是：“战争。战争不仅能制造大批新闻，同样能够带来巨大的阅读需求。战争本身的魅力以及它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效应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报刊标语牌上只需用‘一场伟大的战役’等类似的标题吸引眼球，即可增加销量。”布尔战争后，英国遭遇了战争报道的短缺与人们急切了解战争内幕需求之间的矛盾。鲁鸠等人用虚构小说缓解了媒体的燃眉之急。（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德国官员为何于1914年拒绝为《每日邮报》柏林特派记者签发护照，“因为他相信极可能由此引发一场战争”。）

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还在推广宣传改良军队的政治意见方面功不可没。鲁鸠的《1910年大入侵》颇为露骨地为陆军元帅罗伯茨所坚持的兵役制度做宣传，罗伯茨为此制度甚至不惜辞掉总司令的职位。“人们都为忽略了罗伯茨勋爵1906年的严肃警告而懊悔不已，因为如果当时他的意见被采纳，如此可怕的后果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些语句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实际上，正是罗伯茨本人鼓励他写这本书的。另外两个鲁鸠感兴趣的人是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爵士以及他的政敌约翰·费希尔勋爵，前者对后者部署海峡舰队的意见颇为不满。这些希望营造紧张气氛的作家还含蓄地表达了将外国人和间谍混为一谈从而限制移民的观点，“不能让全世界的浑蛋肆意将伦敦变成他们的避难所”，奥芬海姆《缔造历史的人》一书中的英雄如是说。

如鲁鸠这样的作家对于英国现代情报机构的建立功不可没。代笔文人和军事野心家——如陆军中校詹姆斯·埃德蒙兹（之后他成为关于西线战事历史的官方写手）以及上尉弗农·凯尔（即“Major K”）——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正当的联盟关系。由于他们的联手游说，作战办公室军事行动局第五处（英国军情五处的前身）的分支机构，一个全新的反间谍“特勤局”成立了。该机构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媒体曲解了英国战前对德搜集的情报，并诞生了一批如饥似渴的情报搜集者。

但这一切并不代表间谍活动就完全没有开展。德国海军部门的确曾派出过特工，他们的任务是向柏林传回有关英国皇家海军的情报。从1911年8月到战争爆发这段期间，军事行动局第五处逮捕了10名间谍嫌疑人，并对其中6人予以监禁。反间谍人士还识破了德古斯塔夫·施泰因豪尔——负责在英情报工作的德国海军军官——手下的22名间谍；除了其中一人，剩下所有人都于1914年8月4日被捕，但仅有一人获刑。正如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所言，凯尔和他手下的11人“彻底粉碎”了德国的威胁，即便这种威胁仅仅是“三等”威胁。之后，又有31名所谓的德国间谍在1914年10月到1917年9月之间被捕，其中19人被判处死刑，10人被监禁；另外还有354名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德国人在其东部和西部边境处（开战后可能会部署兵力的地区）也布下了情报网。因此，当俄国在1914年8月采取军事动员时，德国政府能够及时获取信息。

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间谍体系。1907年，英国陆军部开始在比利时靠近沙勒罗瓦的地区（如果对德开战，英国远征军有可能会在此地与敌人交火）开展调查。同时，埃德蒙试图建立军事行动局第五处在德国的间谍系统。指挥官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一位热衷于跑车和私人飞机的退伍海军军官）受其之托，在国外开展间谍活动，由此成立了英国秘密情报局（英国陆军情报六处的雏形）。1910~1911年，他手下的特工马克斯·舒尔茨（一位来自南安普顿的保持中立立场的德国船商）以及4名德国探子在德国被捕并遭到监禁。无独有偶，两名狂热的军官在未经军事行动局第五处委任的情况下，私自决定借休假之机侦察德国的海岸防备力量，一位现为律师的伊顿公学校友试图成为一名双重间谍的愿望也成为泡影。英国的间谍足迹同样遍布鹿特丹、布鲁塞尔和圣彼得堡。可惜的是，目前关于这个海外机构的档案没有公开，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当时英国针对德国开展的情报工作究竟到何种程度（如果从英国远征军1914年连发现敌军的方位都有困难这一情况来判断，他们的工作成绩并不太理想）。事实上，英国间谍搜集来的大多数情报似乎都聚焦在对方的潜艇和齐柏林式飞艇上，没有人愿意把功夫花在破解敌军军事行动代码上，而这无疑是个巨大的纰漏。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英国高级军官和大臣都相当重视那些预言家的主张。在一份1903年给英国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陆军情报部上校威廉·罗伯逊指出，如果英德之间发生战争，那么德国“取得卓有成效的收尾的最佳时机在于，赶在英国海军投入其全部力量进行防备、封锁敌方舰队、摧毁敌方商船贸易以及重创其部队之前，对英国的核心地区进行闪电般的进攻”。尽管罗伯逊承认“远涉重洋攻打一个国家是一件充满变数的难事，而且敌人一定会遭到警告，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对方已经枕戈待旦（即使他们的航行是安全的，在登陆英国后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然而，他还是坚信德国能够顺利让一支“15万~30万人的大军踏上英国东海岸”：

侵略军一旦登陆，便没有回头路，在数周没有供给的情况下孤立无助。同时，外来者对英国密集的人口产生了道德影响并建立了信任感，即便英国不会完全降服，但至少会同德国签署一份协议，甘愿成为其海外卫星国。

1908年，甚至连爱德华七世本人都担心他的堂弟德皇威廉二世预谋“以维多利亚女王外孙的名义，而不是敌人的身份，向英国派遣一到两个军团，把这个国家从社会主义恶徒手中解救出来”。英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也有同样的担忧，次官查尔斯·哈丁勋爵、出生在德国的外交官艾尔·克罗及外交大臣本人爱德华·格雷爵士，所有人都承认“德国人已经并一直在苦心孤诣地制造侵略的事端”。

格雷深信“一大批德国军官来到英国东部和南部海岸度假，并分散在多地……在那里，他们除了记录我们的海防设施之外，别无他事”。军政大臣理查德·霍尔丹对此也表示了赞同，但他的观点可能被陡增的地方自卫队志愿者人数所影响（那正是他的杰作，发生在杜莫里哀的《一个英国人的家园》舞台剧散场之后）。尽管前任首相公开贬损了鲁鸠的主张，1909年，阿斯奎思还是成立了英国国防委员会的下设机构，针对他以及其他人对外国间谍活动的披露进行调查。正是在此下设机构的秘密报告的基础上，特勤局才得以建立。报告中指出，“铁证之下，本机构明确表示，德国人确实已在我国境内布下的一张广泛的间谍网。”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时，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于1911年7月命令士兵把守伦敦附近的海军弹药库，以免“20名记录在案的德国人……全副武装，于夜晚潜入”。但事实却并非那么耸人听闻。尽管凯尔和他的同事历尽千辛万苦搜寻形迹可疑的人，但英国根本就不存在德国军事特工。其实，鲁鸠及其手下所认为的、德国间谍千方百计想获取的大部分信息都无关紧要，是花些小钱就买得到的海军军事地图和地形测量图。战争爆发后不久，根据一份前一年4月便拟定好的、涉及28830移民的名单，有8000人被怀疑是间谍并遭到审查；但事情很快便得到澄清，这些人并没有受到外部势力的控制。甚至到1914年12月，英国国防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仍然警告世人，“2.5万名身强力壮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英国境内阴魂不散”，而这可能足以导致“数名英国内阁大臣的人头同时落地”。但那些危险的秘密部队从未在真实的世界中出现过。同样，传说中德国人可能放置大围攻所需的大炮零件的密封水泥板，经搜查也不存在。

在德国，也有一些作家为了谋求政治或者商业利益而对战争进行猜测。最典型的一位便是弗里德里希·冯·贝恩哈迪将军。他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1912）一书着实加重了英国对德国侵略野心的焦虑。他是一位有过总参谋部档案室工作经验的骑兵将军；此外，他与奥古斯特·凯姆关系甚密，后者是德国陆军社团的首领。这个游说团队十分热衷于鼓吹扩军政策。作为普鲁士军国主义教科书，这本书堪称陆军社团宣传读物的典范。同时，它成功地以压倒性优势挫败了和平主义、“左翼”的反军国主义，打击了德国政府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期优柔寡断的作风。最重要的是，它使得普鲁士军队内部保守派的控制军队人数的意愿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