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三合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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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灯吧！妈妈。”我说。

四楼祠堂外的天色，已全然暗下来了。夜风从阳台上吹进来，有些寒凉，妈妈的身子瑟缩在供桌的一角，看起来更加弱小忧伤。我打开了大灯。

“总是要试一试。说不定，血块清干净，爸爸就好起来了。”我试着安慰她。

“会这样呢，是最好啦。若是不能如此，你爸爸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是很没伴啊……现在这样，虽然他不能说话，总是有一个伴……”妈妈轻轻摩挲着桌面。

夜色已浸透祠堂，温度降下，天气转冷，那烧了一半的沉香挂着白灰，一柱白烟上飘了半炷香的高度，遇上冷空气，便缓缓下沉，飘向妈妈的左边。浓郁的味道，在祠堂里扩散。

“如果不开刀，会一直恶化下去，医生说，很快失去感觉，人就这样过去了。”妈妈说，“我只是在想，这样过去，说不定好一点。他老年痴呆好几年，每天呆呆躺着、憨憨坐着，不能吃，不能喝，活着也只是拖磨，真的很可怜……”

“妈，你不要这样想……”

“走了，会不会比较轻松……”她止不住哽咽，低头拭泪。

“唉，人的生命，要活多长，也不是我们在决定的。生死，还是让上天来决定吧。”望着她的泪水，我明白，她依然万般不舍。

仿佛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妈妈静静抚着桌子，手指无意识地画圆圈。

“如果你爸爸走了，”她细声说，“我会在这里，早晚，总要有人来上香。”

望着妈妈的脸，我想起祖母生前每天早晚拜拜，专注的眼神，凝望祖先牌位，一个人可以站上许久，嘴唇轻轻掀动，仿佛诉说什么。我很好奇，曾问她到底说什么。

“憨孙仔，什么都说啊，家里的事，你爸爸的事业，你的功课，什么都有。”祖母微笑说，“有一次我站这里，骂你祖父，足足骂了一个多小时，你知道吗？”

“祖父都过世这么久了，二三十年了，还骂什么？”

“那时候你骨髓发炎，很严重，住在台中加护病房，我就骂他：你都当了神，看着自己的孙子这样生病，你做什么阿公，你做了神，怎么不来保护咱的孙子啊？”祖母眼神温柔，微笑诉说。那神情，不像在说她生了气，而是说她跟祖父还有另一种联系，一种亲密。

几十年岁月，生死两隔，仿佛没有分开彼此，反而让他们变成一种絮絮相依的精神伴侣。

而祖母，也走入这家族的牌位，成为祖先中的一位。

他们会在天上相会吗？

在红色的长明灯里，祖母细长而明亮的眼睛，是不是静静地凝视着？

1 石头公

每天早晨，阳光射进来的时候，老家三合院祠堂上的“弘农堂”三个字闪闪发光，迎向早晨的阳光。那祠堂向东迎光，高敞明亮，温暖舒服，常年有燕子筑巢，清早就叽叽喳喳，快快乐乐，忙进忙出，穿梭在屋檐下。

这是两进式三合院，中间最高大的主屋作为祠堂，正上方挂着“弘农堂”三个大字的堂号，黑底金字的匾额，并不富丽，但字体厚实端正，有如门风的展现。它的两侧才是环绕的厢房。厢房后面还有增建的另一进护龙[2]。

整个家族有七房，六七十个人，全部聚居在这里。除了中间的祠堂是祭祖的地方，其他各房分配在两侧的厢房。如果人丁旺盛，就在旁边加盖。

我家就住在祠堂右边的两房，以及后面护龙加盖的另两间房。这大约是祖父时代所分配，所以左龙住着另一房的堂叔。其余六个叔公也分别住在三合院的各个厢房里。

因为紧临祠堂，我喜欢在比较宽大的祠堂里玩。下雨的时候，晒谷场湿答答，无处可去，祠堂里至少可以打打弹珠，跳跳格子。实在太无聊了，我们就拿神明前的香炉上烧尽了的香脚当游戏。香脚一把，握在手上，撒开之后互相重叠，再一支支挑出，以不移动其他香脚为原则。若因挑动而移了其他的，就输了，换另一方。谁拿得多，谁就赢了。当然，有时也免不了躲在神明桌下，将它当一个小家庭的房子，扮起家家酒。

奇怪的是，神明桌下正中央，有一块石头，不是特别大，约莫就是一个人的半只手臂长一点，宽不足一尺，不规则的椭圆形，石灰色，看起来是一块极平常的石头。我们玩家家酒时，老觉得它碍事，就把它搬到旁边靠墙角的地方。但因为有点重量，得两个人一起推。后来推得兴起，竟玩了起来，满祠堂地乱滚。

不料此时，祖母走了出来。她看了大惊道：“啊哟，你们这几个夭寿囝仔，这石头公是你们玩的吗？”

我一回头，祖母一脸惊怒神色，忍不住调皮说：“推它去洗澡，落雨啦！”

“憨囝仔，这是石头公呢！不许玩，给我推回去。”祖母笑骂道。

“什么石头公？”我问。

“石头公就是咱祖先带来的唐山石，是跟着祖先来的，你们不可以玩。”

祖母走过来，拎起我的耳朵，“去！给我放好。”

我推着那个相貌平凡的石头，心里嘀嘀咕咕想着：这样一个笨石头，你不说，谁知道它哪里来的？而且随便捡一个石头，都可以替换，干嘛这么生气？

晚上，等祖母气消了，我才问她：“阿嬷，你说那石头公，是阿公的石头吗？”我的祖父在我三岁时过世。

“呵呵呵，憨孙，不是阿公带来的，是咱的祖先，阿公的阿公呢！古早古早的以前的以前了。”她笑着说。

“那唐山呢？”

“唐山啊，就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祖先来的地方。”祖母安安静静地微笑着。

“那时候，祖先从唐山渡海来台，什么都没有，穷得只有几件衣服一包米，包成一个小包袱。他用一根扁担挑着，走呀走的，实在很不方便，就找了一条绳子，绑了一粒石头，让扁担的两边平一点，挑着走路。这样来到了台湾。这石头，他一直带着，无论走到哪里，一代传一代，最后，传到了今天。”

“可是那石头长得很普通，跟路上的石头一样，谁知道它是祖先带来的？”

“这个，只要我们自己人知道就好了。”祖母说。

“可是，他为什么要用扁担挑石头，很重呢，拿着包袱就好了呀？”我问。

“呵呵呵，囝仔人，问这么多做什么？”祖母笑着说，“我也不知道，那是清朝的时代，也许可以用扁担打坏人吧！”

夜雨细细地下着，祖母的眼睛，微微地眯着。

这个石头，随着最早的祖先渡海来台，落地生根，祖先想念家乡，便舍不得丢弃。中间经历漳泉械斗，家族互斗，传说祖先也曾流离过许多地方，辗转逃亡，但这个石头，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它被放在祠堂里，作为一种不能遗忘的象征，象征着我们祭拜祖先的时候，没有遗忘自己的根。而留传下来的渡海故事，或许不被提起，但每一个后代都知道，这是“祖先石”。

“咱台湾人的老祖啊，就是挑着这石头，一根扁担，一个人，来到台湾啊！才有这些子子孙孙……”

2 大年初一

我三岁的时候，祖父过世了。那时我曾半夜站在灵堂前，仿佛失了魂，不知站了多久，直到祖母发现了我……

祖母总是说，祖父极其疼爱我这个长孙，常常骑着脚踏车，用一藤椅架子搁在前座，带去乌日街道上，叫一碗咸汤圆给我吃。人问他：“阿永伯仔，你自己不来一碗吗？”

“唉哟，我省一点，明天他又有一碗可以吃了。”祖父总是这样回答。他的节俭因此出了名，他的正直也出了名。日据时期日本人警察曾向乡人说：“如果人人像海永仔，乌日就不必设警察局了。”

祖父因牙龈生了肿瘤，远赴台北的台大医院开刀。当时交通不便，就由大姑姑北上照顾。祖父住院检查，开刀后还治疗许久，医生以为切除干净了，不料癌细胞迅速扩散，医生眼看没希望，赶紧叫他回家准备后事。回来没几天，就病逝了。

依习俗，灵柩要停在祠堂里，举行家祭法事。

有一天晚上，祖母半夜醒来，原本睡在她身边的我竟然不见了。她吓得起身找，床下没找着，她找到隔壁房间，找到厨房，都没找着，最后到了祠堂，才见到三岁小孙子，小小的身躯，站在祖父的灵堂前，呆呆望着遗照，不知道已经望了多久。

她大惊失色，赶紧抱起我，发现全身冰冷，立即焚香祭拜，向祖父说：“我知道你这么疼这个孙子，你就千万不要吓到他。他还小，你已经去天上做了神，就好好做神，全心保佑他，让他平平安安，乖乖长大！”

此时我妈妈刚生了弟弟，她白天忙农事，晚上还得哺乳，我便由祖母照顾，一路由祖母带大。我仍记得，刚上小学时，要准备考试的冬天清晨，祖母怕我冷，从后面抱着我，让我躲在她的怀中读书。她不认识字，却总是说：“好好读书，学会写字，懂得道理，长大做贤人。”

祖母一出生就和祖父指腹为婚，还不到十七岁嫁来杨家，非常了解家族的历史。她没读过书，民间故事两下子就说完，只好讲起家族的故事。我们祖先如何从唐山迁徙而来，二叔公是如何跛脚的，六叔公去了南洋当军夫，三叔公如何娶了一个上海婆子，她的娘家如何淹大水，如何重建等等；甚至父亲小时候如何好强赌“倒骰九”而几乎成为职业赌徒等等，都是她隐隐约约，东说一句、西道一点地说出来的。它像珍珠，多年后我才有能力把它串起来，成为连贯的故事。

虽然日本曾统治台湾五十年，后期更厉行皇民化政策，要求台湾人改姓名、改信神道教，可我们家族的传统信仰和名姓都未曾改变。

每年春节是家族的共同祭典。大年初一早晨，各家族把三牲四果各种供品和香烛，摆满了供桌，祭拜神明和祖先，为新的一年祈福。

神桌正前方，供着神明，左边则供奉祖先牌位。牌位旁边，放着一块旧旧的、色泽灰黄灰黄的木牌。木牌上，用不整齐的毛笔字，写了一些名字。男性写上姓名，女性是嫁过来的，就写杨氏某某。

每年祭祖，老一辈的人会拿下来看一看，用布擦拭一下。

曾祖母去世的那一年农历春节，一个叔公拿下来擦拭时，看了看说：“也该把她写上去了。”

在祭祖的缭绕香火中，写字比较好看的七叔公被推出来写。他磨好墨汁，拿着毛笔，整整齐齐、一笔一画写上“杨氏□□”，写在最后的位置。墨迹未干，字体仍新，七叔公用嘴巴轻轻呼了呼，拿起来端详，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大家都高兴地说：“这样就一起做伴了。”

仿佛把她的名字写上去，灵魂就归队，重新和我的曾祖父，以及所有的祖先团聚在一起。

3 流亡渡船头

事实上，这一个写着“弘农堂”的家族，隐藏着一段曲折的历史。

在祖母隐隐晦晦的传说中，清朝时代，祖先原居住福建平和一带，因与人有仇隙，迁移来台，在各地流落当长工，后来到了今日的丰原、神冈一带，租佃土地种作维生。

然而，祖先在平和县的仇家竟追杀而来，最后在神冈找着了。在当地“头人”的安排下，双方进行谈判。“头人”表明大家都历经台湾海峡黑水沟的生死艰难，能活着到台湾，已经很不容易，不妨好好解决旧怨，重新在这一块土地上生活。“头人”既然说了话，官府也已经知道，双方因此表示愿意和解。

不料当夜，地方“头人”就差人来传话，说对方打算夜半发动袭击，正在调集人手，武器大刀，来抄家灭族，大人小孩，一个不留。

眼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找帮手，聚众人，搏杀到底；一是立即躲避逃亡。据说当年祖先在福建平和就为了互相寻仇，杀红了眼，最后杀了对方家族的人，还砍下人头，他的家人不堪奇辱，誓言报仇，才千里追踪到台湾。祖先可能也觉得做过了头，有意避祸，就远走异乡，想重新做人。此时此刻，毕竟已到台湾，他只想新天新地，从头来起。当夜，立即带上家小，一行四五个男女，背上简单包袱，连夜逃亡。

当时夜半无灯无火，他们摸黑走啊走的，走累了也不敢休息，直到天亮，最后碰到乌溪。

乌溪河口宽广，沼泽如湖，水流湍急，夜半无渡船，过也过不去，就先停下，找到一间小小妈祖庙，在廊檐下先借住。后来妈祖庙的人看祖先拖着家小逃亡，也不是办法，就把庙产的田地，佃给他们种作。

就这样，贫困流离的一家傍着乌溪，在乌村定居了下来，绵延成一个家族。

在老一辈的叙述里，这一段家族历史有如谜团。有一说是因为抗日，才流离神冈。但日本警察应不会有“抄家灭族”之说，且其追缉不会因逃亡而停止。另一个谜团是：为什么逃到乌村以后，就没再追过来了？是找不到？还是因为乌村有许多杨姓的家族，所以不敢来寻仇？

祖先到达乌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宽阔的沼泽地。靠河岸的地方，有一大片石板的码头，停泊了几十只小型木帆船，沼泽芦苇丛中，还有十几艘竹筏作为摆渡之用。唐山来的中小型船只常在这里靠岸，再转往上游的雾峰一带，运输从草屯、埔里等地带出来的山产作物，如米粮、兽肉、鹿皮等。而运进去的则不外乎盐、农具、铁器、衣服、布料等等。

当时雾峰林家已经在阿罩雾拓垦，农产山产相当丰富，都是靠着乌溪做转运，销往大陆。两岸的货品在鹿港、彰化一带交换，这些地方成了重要的水陆码头。

当时的乌溪河面宽阔，水泽饱满。清晨，初升的太阳穿出中央山脉，映照宽阔江面，河水平缓如湖。人立河边，东望上游，雾气蒸腾，缠绵环绕着中央山脉，山峦重叠，由远至近，由翠绿至墨绿，层次极是分明。那便是雾峰。

晨风中，白鹭鸶贴着江面飞行，偶尔停下，啄食江中小鱼。黄昏西望，但见溪流向宽阔的出海口延伸。天地远处，红彤彤落日，映满河面，白茫茫芦苇，遍洒金光。河水平静如湖，这一带被称为“湖日”。

到了日据时期，日本人不知闽南语本意，遂依其发音，改成没人知道的“乌日”二字，仿佛这是有着“黑色的太阳”的地方。和日本的红色太阳旗，恰恰成了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