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读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1)
赵刚
九月中旬，杨渡兄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有一部新近完成的名为《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的书稿，想请我写点东西或是给点意见之类的。这本书主要是以他父亲，一个原本注定只能是台中乌日的乡下农民，在一九七〇年代磕磕碰碰起起落落，终而成为成功的锅炉制造业者的一生故事为纲，但也兼写了头家娘、地方、家族、信仰、中小企业、工人的故事。“这本书或可作为台湾史的侧颜一读吧！”——杨渡如此说。
老实说，我有点狐疑。儿女不是不能写父母（或反之），但要写得回荡婉转写得有公共意义，也的确比较难，因为常常作者那一厢情愿的耽情，不见得也能让读者们产生共鸣。最近这些年颇流行作家爸爸写儿子写女儿，我就常不免诧异于这些作家的胆大，这样亲密切肤的关系也敢动辄写一本书？对象越写越近，世界越写越小，就不担心如此的写作泄露的不是经验的逼仄与创作力的枯竭？于是我想起陈映真的一句我以为的名言：“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写作！”
利用课余事亲之余，我一页页读下去，竟然发现，没有勉强，感到兴趣，颇有收获，甚多感慨。《左传》里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而杨渡兄不正是一个孝子吗？而且还是一个对大家都可以有所馈赠的孝子。杨渡说得很精准：这本书“告别的不只是父亲，是一个时代”。
这本《一百年漂泊》在一个伦理的意义上，是一个孝子为亡父作的一本巨大“行传”，虽然我必须说它和传统的行传不类，因为它并非只是旌表扬善而已，而更是子对父的善恶清浊都试着去尽可能地认识理解，从而认识理解他自身的一个努力。但在一个知识的、社会的意义上，它更是对台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的极其压缩的“短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见证与一纸吊文，以他的父母亲为陀螺，画出小人物在时代的快速旋转中，在社会的坑坑洼洼中，颠扑冲撞的线条痕迹。因此，这本书的难得可贵恰恰在于它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维度中的书写，而是以饱满的对亲人的感情为底气，努力展开对一个时代、对一群轰轰烈烈但却将被彻底遗忘的人群的认识与反省。而正由于所书写者是小人物，因此完全没有某些作家写大人物父亲所带着的浓浓翻案风，因为这样的小人物在历史上根本是无案可稽的。杨渡的写作救赎了他的父亲，更救赎了整整一代的小人物，使之免于被体制化的大官大腕才子佳人的历史书写所遗忘。
因此，这本书的确是“可作为台湾史的侧颜一读”的！
岂止，透过“魅寇”（杨渡父亲名字“铭煌”的日语发音）的不寻常的旺盛生命力，我们看到了一般社会经济史所难以勾画出来的隐密而惊人的线条，因为魅寇虽是一般意义上的小人物，但却在他力所能及之地，努力撑破体制与现实所加诸他的种种限制，而这或许是众多关于台湾当代的工业化或发展叙事所无从着墨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它们太强调那些既存的结构或文化条件了。杨渡在“终曲”里也如此说：“是的，一个时代，一个属于工业时代的风景，正随着父亲的离去，慢慢结束了。”读这本书，让读者在魅寇的翻腾不定的无畏人生结束后，深刻地感喟于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又将如何安身立命？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并迎向未来？我们，又将如何被后人回忆与理解？
以魅寇（一九三〇——二〇一四）的一生为主要线头，杨渡编织出一个兼具深广度的社会、人文与历史的交响风景。又，如果也可以说魅寇的故事是一个被他儿子诗人杨渡所镂刻出来的一片生动、可信，乃至可爱的浮雕风景，那么，之所以能如此，恰恰是由于魅寇的一生是镶嵌于一个由小至大、由迩至远的多层次背景架构之中，包括了家族中的女性、父亲与母亲的家族史、乌日（或台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史，以及作为大背景脉络的日本殖民史与政权更迭史。
这本书是以主人公魅寇的老病临终为楔子，引领出每一章的历史回溯。今昔交织，使得叙述张力饱满。从铭刻着“弘农堂”这个堂号的一间老三合院，作者讲起台湾的一九六〇年代，一个工业化的马达声即将响彻全岛之前的酝酿蠕动时代。在书写中，杨渡将这段工业化前的农村史和先人渡海来台、日本殖民统治、美军大轰炸、成功岭的马场、神风特攻队以及父系与母系的父祖辈的湖海漂泊或神鬼离奇或兼而有之的命运，以一种蒙太奇的方式拼贴起来，使读者在平静的叙事中隐隐地感受到远方的风雷与脚下的震动。读杨渡的书，让我不免想起台湾这个岛屿的故事的离奇荒诞与血汗现实，丝毫不让于拉美，但为何终究没有出现那样的“魔幻写实”的文学？这当然是离题了。
“乌日”是一个和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成年台湾男性都发生过关系的地方，因为著名的军事训练中心成功岭就在乌日。千千万万的大专生新鲜人都曾在乌日的星空下睡过六周，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对这个地方可说一无所知。一九九一年后我来台中教书，乌日虽是紧邻台中市，但却是一次也没去过，直到近些年有了高铁，才常常“到”乌日，从高架公路到乌日高铁站赴台北；这也还是一次也没去过。我服兵役时，连上有一个背后刺了一幅裸女图的悍兵的家乡就是乌日，乌日让我联想起黑道。那时，我就对这个地名很好奇，感觉这个地名诡异离奇得很，令我无端想起一首黑人灵魂曲《午夜的太阳》。读了杨渡的书，才知道乌日的地名由来。原来，先民因为乌溪河面宽阔，在静静如湖的河水上见到“红彤彤落日，映满河面”，就称这一带为“湖日”，然后到了日据时期，日本人不索本意，只凭发音，改成了如今的“乌日”二字。但这个误会还算是“美丽的误会”，因为相对于“玉井”则是让人哭笑不得了。在杨渡的书里，因为讲到他来自玉井的工程师大姑丈，而有了这一段黑色插播：“玉井原名蕉芭年，余清芳在那里发动袭击事变，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日本派出军队，机枪大炮全面镇压，为了报复，日本人在村子树一根竹竿，约一百二十厘米高，凡是超过的男子，一律枪杀……它被改名玉井，那是东京一个风化区的名字，殖民政府有意用它来诅咒它的后代。”
借着自家亲见与长者口传，杨渡带我们回到一个曾经风景迥异的乌日，在那一方水土之中“天空是澄蓝的，溪流是干净的，土地是柔软的”，而每一个早晨“都是用晶莹的露水去冰透的风景”。这是杨渡对一九六〇年代乌日的风景记忆。但杨渡并不是一个田园派诗人，他在明媚的大地上看到阴暗的皱褶，从晴空深处听到霹雳。在谓之乌日的那块地界上曾终日行走着一个遭受白色恐怖荼毒的“在自己家乡流浪”，被人叫作“空竹丸仔”的斯文疯汉。那里的朴实的农民也曾因为干旱而极其恶毒地抢夺水资源乃至亲戚反目。而更之前，在日据时期，则因为成功岭是日本人的军事养马场，而使乌日成为经常要躲美军轰炸的一块恶地；曾经，成功岭上、岭下有过马匹在如雨的炮弹下，失魂落魄、尖声嘶鸣、左奔右突的风景，而杨渡的二叔公就是在这样的空袭下失去了一条腿。这样一个乌日，在“二战”末期，又因日本的军事需要，成为暂时军服生产的最重要纺织基地，而这个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下的少有例外，却成为战后的重要纺织厂——吴火狮的“中和纺织厂”——的前身。
然后就进入了这本书的主要乐章——轰隆隆的台湾一九七〇年代。魅寇关闭了他脱农转工的第一个工厂——瓦片厂，开启了他的“铁工厂时代”。那是一个雄性的、躁动的、任性的、喜新厌旧的开创时代。
一九七〇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转变年代，世世代代绑在土地上的人们开始受到无处不在的“发财”诱惑，于是有人开始种植各式各样的经济作物，甚至养一种名叫“白文鸟”的经济鸟，以为可以牟取暴利，但潮起潮落，总归是一场热闹的空，搞得很多人血本无归。虽然欲望的心血无时无刻不在剧烈地翻搅着，但是一头热的人们对于如何理财、如何借贷、何谓信用、何谓规划，可谓一窍不通，而这只要看到那时的主要金融机构仍是碾米厂或是各种寄生于地上的信用合作社的地下钱庄就可略见一斑了。而魅寇就是这个时代旋涡下的一个屡遭灭顶但仍奋泅向前的小人物。而那时的乌日已经和一九六〇年代初的乌日风景迥异了。一九七〇年初，那个原先叫作“台湾纺绩株式会社”（村人习称的“布会社”）的中和纺织厂，已经扩充到一千五百人的规模，而由于大多数劳动者都是女青年，又给这个小镇带来了无限的青春风光与爱情故事。也就在此时，琼瑶的爱情电影也成为人们的必要精神商品，让无数盼望城市生活的年轻男女得到一种梦想的投射。同时，出现了所谓的“钥匙俱乐部”，青年男女工人于假日骑摩托车冶游，而女方怀了孕则还要请头家娘代为提亲。与全岛的摩托化同时，骨科被时代造就为一重要生意……
杨渡投入而不失冷静地描写了魅寇这样一个台湾男性农民创业者像一条蛮牛般地冲撞、任性，以及整个家族，特别是他的妻子，为他的发达欲望所付出的包括流亡与坐牢的众多代价。杨渡不掩其轻蔑与遗恨地速描了那群只想把这只仅余其勇而闯入工业化森林中的小兽魅寇吃干抹净的无情掠食者的嘴脸，但又以一管热情如火的笔，描写了这个时代的新兴工人阶级群像；他（她）们的挥霍的青春、爆发的生命力、饱满而压抑的情欲，他们的肌肉与她们的娉婷，以及工人的粗鲁而率真的义气世界。杨渡把他的脑袋发烧的父亲和那个全身滚烫的一九七〇年代写得极为鲜活。合上书，我还能记得魅寇要周转，回到家里，非要他母亲和妻子答应卖田地的“张”（闽南语，怄气的意思）样。“你们啊，憨女人！世界就要翻过来了，你们知不知道？再不抓住机会，难道要一辈子趴在田中央，做一只憨牛？”——魅寇的那兼男性愤怒与小孩撒娇的声口，在我书写的此刻仍余音不绝。虽然这个年代有很多问题，带来很多的伤害——尤其是环境生态，但杨渡对他父亲的这个一九七〇年代却抱持着一种对英雄与英雄主义的敬重与惜别。一个农民出身的、日据时期小学程度的魅寇，竟然能够为了自尊，能够独力钻研出一种属于当时日本锅炉工业的高端技术。一九七〇年代末的某一个冬天，魅寇在夜暗的埔里乡间公路上，语重心长地告诉和他一起出差检查某客户锅炉的尚在大学就读的儿子：“这人生，终归是一句话：终生职业之奋斗。”
一九七〇年代结束时，这本书的十章已经走完八章了。最后的两章不能不说是泼墨似的快速走过一九八〇年代之后的三十余年。读最后两章的感觉不能说不好，但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而且还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苍凉。后来，我猛然一惊，咦，这不是很典型的中国式的历史文学书写吗？原谅我个人化的联想，我的确深深地感到杨渡的这两章书写很类似《红楼梦》或是《三国》的尾声，一种景物萧条人事全非的大苍凉：三合院空荡荡了，慈祥智慧的老祖母先是不养鸡养鸭，然后过世了，魅寇老病残矣，曾经是乌日美人的小姑姑去世了，纺织厂前朝气蓬勃青年男女工人进出的盛景消失了……而乌日既没有了一九六〇年代的山明水秀，也失去了一九七〇年代的朝气拼搏，而陷入了一片大家乐赌风，处处是挥金如土的“田侨仔”。这当然不只是乌日唯然，全台湾都变成了“一条大肥虫，从加工出口型工业吸饱了血，张着大口，饥饿无比，仿佛什么都可以吞进肚”。这股怪风甚至吹到了昔日“弘农堂”的杨家，连一向鄙夷魅寇好赌的魅寇妻也不能豁免于此。而之前非要卖地开工厂的魅寇，此时又为了向家里讨钱而“张”（怄气）了，但不是为了开办实业，而是为了要买宾士轿车。一九七〇年代终了以后的魅寇唯一的（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全力投入乌日的妈祖庙的筹划兴建。魅寇从一个无所依凭无所畏惧的壮年，走入了一个回向传统与宗教的初老之人，而大略从时代的浪头淡出了。魅寇的下一波，也就是他的儿子——书写者杨渡，则淡入了镜头，携来了这个社会的变动音讯以及家族的繁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