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华阳国志》中的文翁生卒研考

摘要：西汉官学创始人、著名水利专家文翁因研究其生卒的资料甚少，在研究文翁所涉及的教育、水利历史文化方面产生了不少的误区，使准确定位西汉时期教育、水利历史事件遇到了难题。本文通过对班固的《汉书》和常璩的《华阳国志》分解剖析，并以此为事实论据，认为班书、常志“文”“景”之说时点统一，并不矛盾。结果表明文翁生于汉高帝末年（公元前195年）或稍前，卒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之后。

关键词：教育　水利　人物史　文翁　生卒　研究

西汉文翁以“化蜀”之功，名垂青史；殊不知其治水兴蜀，千古流芳。由于文翁留给后世研究的资料甚少，尤其因文翁的生卒不详，学术界驳文颇多，更有《家谱》文翁（公元前156～公元前101年）的“记载”，出现“少（15岁以下）任蜀守”之谬，给文翁作出杰出贡献所涉及的教育、水利两大领域的历史文化研究，带来了不少的误区，使准确定位西汉时期教育、水利历史事件遇到了难题。本文仅通过对班固的《汉书》和常璩的《华阳国志》熟读深思、支分节解认为，两本书在记述文翁事件的时点上并不矛盾，各在其理。尤其班固的《汉书》虽然描述文翁的文字不多，但在描述文翁时，从汉初（公元前206年）到文翁去世多年后的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210年，用了近二十个时间词来表述文翁从“生”至“终”，为研究文翁生卒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一、文翁在文帝末年入蜀

《汉书·文翁传》：“景帝末（公元前141年），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华阳国志》：“孝文帝末年（公元前157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

多数学者认为，“文帝末年”为“景帝末年”之“误”。本文认为，《汉书》《华阳国志》“文”“景”之说各在其理，时点统一，并不矛盾。

（一）《汉书》《华阳国志》所述文翁的角度不同

《汉书》所记是因文翁在蜀创办官学，教化蜀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文翁为循吏之首，重点描述了文翁治学的过程。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是指文翁担任蜀守时通过一系列的工作，至景帝末年已经取得了仁爱好教化的丰硕成果；《华阳国志》所记是指文翁到蜀后担任蜀守时“穿湔江口”扩大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事迹。

（二）《汉书》《华阳国志》参考的资料来源不同

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主要取材于家藏图书和皇家档案；常璩著《华阳国志》主要资料来源于地方馆藏和涉事藏家。《华阳国志》既充分发挥了方志记载地方的优势，也填补了正史难以究达的史料空白，所以我们不能就《汉书》和《华阳国志》论其正野和“时间间隔”。

（三）文翁并非在景帝末才任蜀守

（1）《汉书·文翁传》列举了文翁化蜀有这样一个时间过程：移风易俗→教民读书法令→培养骨干→创办官学堂，且在记述中用了诸如“数岁”“为用至”“又”“见”“数年”等多个时间概念词。这既说明文翁取得的成就是循序渐进的，也说明了文翁的成就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过程才能取得。因此，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应当理解为：文翁身为蜀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采取多种措施和方法教化蜀民，于景帝末年，通过多年仁爱施教，得到了教化蜀民的目的。而非来蜀任蜀守的短时间内，使蜀民被“化”了。

（2）如果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守时才开始施教于蜀，那么文翁取得的化蜀成果应当在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之后才能展示出来。这样，就与《汉书·循吏传》：“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相悖而自相矛盾。

这里要阐明，《汉书·循吏传》由概论、各循吏传、结论三部分组成，尤其在概论中采用了“断限”手法，足以证明班固之用心正说明：到了文、景时期，已成功移风易俗，其中“至”指到，“遂”指成功。而非起于武帝。同时在循吏排序上也是为了表明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这一结论而安排的。

（四）文翁因佐百姓农耕和治理水旱疾疫之灾而入蜀

《汉书·循吏传》：“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云云，是说汉初，社会经济衰弱，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自汉高帝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通过“文景之治”太平盛世，逐步恢复经济，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尤其汉文帝刘恒是大倡“农耕”的西汉第一位帝王。因多年诏民耕种，但官吏执行不力，于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提出了“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的征诏，使得安徽庐江舒人文翁才有机会离乡别井为蜀守。

1．文翁入蜀的时代背景

汉文帝是一位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帝王，据《汉书·文帝纪》他在任上23年中曾5次诏曰并多次亲率群臣农耕劝民务农。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两次下诏，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但时间过去了10年，农业生产依然停止不前，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文帝深刻地认识到，民不耕种，是举贤之道有问题，官吏没有认真贯彻落实诏令，于是文帝经过深思熟虑研究后，于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也。”

就是在“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这样的背景下，安徽庐江舒城人文翁才有了机遇被察举应诏，大概于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背井离乡到四川，肩负蜀守佐百姓农耕的重任。

2．文翁来蜀的任务是佐百姓农耕、治理水旱疾疫之灾

《随书·循吏》：“……，文翁之为蜀郡，皆可以恤其灾患，导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费。其晖映千祀，声芳不绝。”如文帝诏告所述，文翁来蜀的主要任务是佐百姓农耕、治理水旱疾疫之灾。因此，《华阳国志》：“孝文帝末年（公元前157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的记载就不难理解了。

二、文翁在世淘掘

（一）文翁在安徽

《汉书·文翁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说明文翁生于庐江舒（今安徽舒城），少年勤奋好学，精通《春秋》，是用郡县吏察举方式选拔升任蜀守的。

（1）敬老慈幼，幼学壮行是中华传统美德。《汉书·食货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据理，文翁20岁之前应当为学六甲、五方、书计、先圣礼乐之时。

（2）察举是从西汉高帝起采取的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至武帝时达到完备。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二月首下求贤诏曰：“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才真正开始了西汉严格意义上的“察举制度”。文翁弱冠之年正遇察举制度的推行被郡县选为吏。

（3）汉初就制定了明确的官吏晋级制度。《汉书·高帝纪》：“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汉书·惠帝纪》：“（高帝）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汉书·食货志》：“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文翁入士为吏，从小吏至长吏当经过十多年时间（从吏年龄应为20～35岁）的磨砺方能显示出被察举为郡守的基本才能出来，要出任郡守，文翁必定是一名通过选拔考察且具有县、郡丰富工作经验、踏实工作的地方官吏。因此文翁任蜀守年纪应在35岁左右或以上。

（二）文翁在蜀郡

文翁在蜀的主要贡献是治水和化蜀，直至终于蜀。从《汉书》《华阳国志》和相关史料中不难看出文翁在蜀的工作轨迹。

1．穿湔江口

《华阳国志》：“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多数学者认为，文帝末年（公元前157年）有“误”，《汉书》中两处表述为景帝末（公元前141年）文翁为蜀守。本文前述认为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文翁受荐入蜀为“文帝末年文翁穿湔江口”提供了前提。

文翁入蜀的主要任务是“佐百姓农耕”。而农难无水之耕。兴修水利成为了文翁首当其冲的考虑。时下，都江堰灌域遍及成都，但在成都北部虽有青白江自然河流，而因靠天集雨，春灌期严重时段缺水。文翁通过实地查勘，在彭州海窝子关口下将原来流入沱江的水从湔江蒲阳河开口分酾，并通过山脚扩建一条高干渠，将沱江上源水注入青白江，自流灌溉成都北部繁县（地跨今新都、彭州）高地12万余亩。

这项工程建设任务艰巨，通过3～5年扩建，于文帝末年（公元前157年）竣工。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穿湔江口’指开蒲阳河，一为自彭县关口流出的青白江。”

2．开六水门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史分册》：“西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岷江流域筑湔堰，在武阳县（今四川彭山东）引岷江水筑大堰，开六水门灌溉。”“湔堰”指前述的湔江（蒲阳河）口；“六水门”为今成都南部仍然发挥灌溉效益的通济堰，现灌新津、彭山、东坡、青神4县（区）52万亩农田。

此处是西汉景帝时还是文帝末年？后世有许多争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纠驳了前人的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但就“景”“文”相驳之说未加校补。从两书记载判断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文翁既在岷江流域筑了湔堰，也在岷江流域开了“六水门”；二是两处水利工程应当是在同时开辟的，且在景帝时发挥工程效益。

3．移风易俗

文翁入蜀的第二大功绩就是移风易俗，使蜀民精神抖擞，以勤补拙。《汉书·循吏传》：“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遂”即顺利完成；“是时”即这个时期，这里特指“文、景”期间（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41年）。文翁化蜀应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为民办实事，居以廉平感化民众；二是整治官风，谨身帅先教化官吏。《汉书》这段文字足以说明：文翁在文帝任上在蜀，在景帝期间顺利完成了“而民从化”的任务。

4．教民读书法令

《汉书·地理志》：“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

景、武期间（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是班固针对文、景（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41年）特意在时间上的推移。在这段时期，是文翁从化民至教民的升华，他针对各类不同类型的民众，让其随从不同的老师或教民读书或教民学习法令。

5．培养骨干

《汉书·文翁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欲”指想要；“诱”指诱导；“饬”指治理。

文翁在全面完成了“而民从化”的任务后，想到了治理官风，他采取诱导的方式选郡县小吏亲自告诫勉励并诣京受业或学律令。学成回蜀后越级使用，为后来办官学打下基础。

文翁这项举措至少在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前。俗话说“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汉书》记述中的“数岁”一定有较长的时间。不然，一个个郡县小吏，通过短时间的培训不可能胜任“右职”“次察举”“郡守刺史”的。正是文翁这项举措取得了成果，所以才有《汉书》赞曰：“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6．创办官学堂

《汉书·文翁传》：“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经过培训骨干作基础，又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在蜀地传教子夏“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始创“官学”，首倡“读书为官”论。经过数年大化，“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进京求学的蜀人赶上了齐鲁人。至此，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7．往抚蜀人，耆俊告终

《华阳国志》：“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汉书·文翁传》：“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

文翁在蜀投身水利建设、潜心教化蜀民，一恍时间过去了二三十年。由于化蜀成果得到了世人和帝王的充分肯定，文翁晚年决定往抚蜀人，直至生命终结。吏民为之立祠堂，岁时祭祀。

8．推广官学，南阳立祠

《汉书·文翁传》：“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不仅化蜀成果辉煌，而且礼官劝学瞩目，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举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正式在全国推广官学。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

三、《汉书》《华阳国志》另证

（一）文翁与张叔

《汉书》《华阳国志》中提及与文翁有直接关联的人，主要记录了张叔其人。《汉书·文翁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华阳国志》：“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孝武帝皆徵入叔等为博士。叔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叔文播教，变《风》为《雅》。道洽化迁，我实西鲁。张宽，字叔文，成都人也。蜀承秦后，质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於是蜀学比於齐鲁。巴、汉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国皆立文学。由翁唱其教，蜀为之始也。宽从武帝郊甘泉、泰畤，过桥，见一女子裸浴川中，乳长七尺，曰：‘知我者帝后七车。’适得宽车。对曰：‘天有星主祠祀，不齐洁，则作女令见。’帝感寤，以为扬州刺史。复别蛇莽之妖。世称云七车张。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

第一，张叔必为文翁后生。

第二，《汉书》《华阳国志》均记有“受业博士”，《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

第三，《汉书》《华阳国志》均记有“官至刺史”。《华阳国志》明确提出因张叔陪武帝到甘泉祭祀天神遇裸女点化而感动武帝，之后命张叔为扬州刺史。《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二）文翁卒年

宋·宋祁《府学文翁祠画像十赞·文翁赞》：“天挺耆归田俊，有德有文。汉天子命公，往抚蜀人。”是说文翁到了“归田”之年仍然具有天生卓越超拔的有德有文之人，一如既往地抚育着蜀人。“耆”：古六十岁曰耆，亦泛指寿考。说明文翁卒于60岁以上。

四、文翁生卒研考

如果前文设定论据成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文翁入蜀（35岁左右）进行前后推导，得到《汉书》和《华阳国志》中所记事件清晰的线条（见表1）。

表中表明：

（1）文翁（约公元前195～约公元前129年），高帝末年（公元前195年）或稍前出生于庐江舒（今安徽舒城）。文帝中期任郡县吏，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受察举应诏任蜀守。文帝末（公元前157年）穿湔江口、开六水门等水利工程建成。景帝初（公元前156年）思索化蜀，开始培养骨干，并通过与返蜀弟子共同创办官学，以多种措施教化蜀民，于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取得了辉煌的化蜀成果。景、武帝均嘉之并令天下立文学、办官学。因难舍其业，坚持往抚蜀人，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之后终于蜀，吏民为之立祠，岁时祭祀不绝。为了表彰“有益于民官”，元始四年（公元4年）平帝下诏立祠祭祀。

此研文翁生年考，误差5岁左右，卒年可从60岁延寿至90岁左右。

（2）文翁的学生张叔，景帝初（公元前156～公元前152年25岁左右，）为郡县小吏，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公元前151～公元前147年30岁）还以教授，并始作《春秋章句》。（公元前146～公元前143年35岁）与文翁创办官学；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45～40岁，）武帝授予《五经博士》；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70～65岁）陪武帝到甘泉祭祀天神，并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75～70岁）为扬州刺史。

此研究结果表明，张叔年小文翁约二十岁，共事年代与文翁在蜀事件基本吻合。

五、结论

《华阳国志》：“碧珠出不一处，地之相距动数千里，一人之血岂能致此？……《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齐鲁当无文学哉？汉末时，汉中祝元灵，性滑稽，用州牧刘焉谈调之末，与蜀士燕胥，聊著翰墨，当时以为极欢，后人有以为惑。恐此之类，必起於元灵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文翁生于高帝末年（公元前195年）或稍前，卒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之后，事历文、景时期，身跨高、文、景、武四朝，在世66岁有余。文翁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安徽精学《春秋》仕至长吏；壮老年时期在异乡四川把他乡当故乡，兴水利、化蜀民取得丰硕成果，以至吏民和帝王为之立祠祭祀。文翁生卒跨度表明，《汉书》和《华阳国志》“文”“景”时点之说各在其理，并不矛盾，乃至于后人名家为《汉书》和《华阳国志》原著校、补、注等“文”“景”之说时，保持原本，未加冗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