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二十一次口述(1)
2008年11月20日下午
蔡德贵：我看您上次提到的唐月梅，她和叶渭渠是两口子。[71]
季羡林：嗯。对。是啊！
蔡德贵：当时知用中学的。
季羡林：唐月梅是。叶渭渠？
蔡德贵：叶渭渠也是。
季羡林：那也是知用中学。
蔡德贵：您在南京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做过讲演？
季羡林：是。
蔡德贵：也是做吐火罗文吗？
季羡林：我就是西域这一套，别的我不知道。
蔡德贵：教育部长朱家骅[72]还请您吃过饭？
季羡林：没有请吃饭。
蔡德贵：他让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73]宴请了您。
季羡林：这个可以。那个教育部长不会宴请我的，不会的。那时候我……
蔡德贵：但是您当时已经很知名了，胡适已经知道您了，他不会跟别人说吗？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讲演就是蒋复璁宴请之后安排的。
季羡林：嗯。
蔡德贵：1946年回国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回济南。
季羡林：回哪儿？
蔡德贵：1947年才回济南，坐人家的包机吗？
季羡林：不是私人包机，私人哪里包得起啊？就是运货的飞机，运输机，乘客大概就是我一个人。它不是运载乘客的，在南苑机场。
蔡德贵：买机票了吗？
季羡林：忘记了，反正飞机上装的是汽车轮胎，运货的。
蔡德贵：那时候济南能降落飞机吗？
季羡林：可以。
蔡德贵：那时候您从飞机场回家还是很困难的，当时也没有出租车的。
季羡林：也没有出租车的，不记得怎么回去了。
蔡德贵：就是这一年王耀武宴请了您一次。
季羡林：王耀武，还有阴法鲁。
蔡德贵：王耀武做东，阴法鲁陪同。
季羡林：也很难说陪同，都是北京去的，王耀武要接待教育界的几个人士，给自己贴点金。
蔡德贵：1947年的春天，王耀武和张天麟、王昭建一起吃饭，闲聊时王耀武提到对留德学生比较看好，觉得留英美的学生不怎么样。王耀武务实，认为留德的学生扎实。他们提到当时的留德学生，有一个叫丁基石，是民国元老丁惟棻的侄子。他们吃饭时提到了当时留德的十几个学生，王耀武问张天麟，对他说的留德学生好的意见如何？张天麟说王的见解很对。而王昭建和张天麟是世交，所以说话也不避讳，直接对王耀武说，你们提到的十几个，不如一个季羡林。所以他要宴请您。
季羡林：嗯。当时阴法鲁已经在北大工作，回来探亲。
蔡德贵：现在是不是该谈北大了？
季羡林：我去北大是陈寅恪介绍的，这个问题我提过，当时陈寅恪是清华的教授，为什么他不介绍我去清华，介绍我到北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过当时啊，北大那个门槛很高。我们去见……当时胡适不在国内。汤用彤文学院长，兼管这个学校。那时候北大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北大六个学院，汤用彤是文学院的院长。是不是院务委员会主席，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去见汤用彤，在路上走的时候，中间有傅斯年，傅斯年是北大的副校长，代理校长，胡适的校长。路上走，他主要介绍北大这个门槛怎么怎么难，讲到别的大学教授要进北大，要降一级，教授改成副教授。就是介绍这个门槛高。一路就讲这个。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当然出我意外啊，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当时，你要说我没有资格，我1941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这是1946年了。
蔡德贵：那五年是不是博士后？
季羡林：没有这个名词。
蔡德贵：您不是在哥廷根大学已经当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吗？
季羡林：那个“讲师”啊，就是翻译就完了，其实跟大学讲师不是一码事。德文的Lactal，就是外国语教员，不是进入教授、副教授、讲师，不是那个系列。所以它不要求你获得什么学位，你只要会那个国家的语言，就当那个国家的Lactal。Lactal这个字，英文里不知道怎么翻，英文里的lecturer那是真正的讲师，它Lactal，英文里面没有这么个词。
蔡德贵：德国没有博士后吗？
季羡林：（德国）没有这个名词。不过德国有一个，一个是拿了博士以后，就是doctor，拿第二个博士，就是habil，这就是第二个博士，这个habil就可以当教授了，也可以副教授，也可以教授。没有habil，光一个博士doctor，不行。这个制度啊，别的国家没有。
蔡德贵：那就是德国唯一的。
季羡林：还有毕业这个词，德文里面没有毕业这个词，为什么原因呢？这个德国的大学里面，没有毕业这个行动。有的人骗人，德国某某大学毕业，一看这个说法就是骗人的，德国没有毕业这个词。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得到博士学位，就是毕业了。德国有个词，叫永恒的学生（eternal students），因为德国的那个大学是，入学随便你入，离开学校随便你离开，可是没有得博士学位。它根本就没有毕业这个词。得到博士学位，就算完了。所以有人讲，是德国某某大学毕业，光是这一个词本身，就是骗子。没有这个玩意儿。美国有这个玩意儿。德国那个学生自由，你愿意上哪一个学校，随便，没有入学考试。你随便考，随便上。你转系啊，随便转。你学了文科，愿意转这个医学院，也可以，随便。所谓永恒的学生啊，什么意思呢？永远拿不到学位。
（此时钱文忠到。）
季羡林：有时候，虚荣心啊，不是好事。虚荣心也能以催人前进。我就是虚荣心（催我）前进的。在初中毕业（以后，高中的）那一年不知道怎么回事，文理科十个班，我的最高，平均分数97分。十个班，（平均）97分，我并没有争取这个。后来这个王寿彭，状元，他们说不是最后的状元，刘春霖是最后的一个。他看到了，大为欣赏，给我写了一副，那个还有。一副对子。
钱文忠：羡林老弟雅察。
蔡德贵：扇子面和对联都有。还有雅察，是个繁体字。好像对王寿彭评价不高，但是他发现人才，功不可没。
季羡林：对王寿彭评价不高，怎么评价啊？他那个人啊，前清状元啊，大概，我也不敢说，前清翰林真正有学问的，前清翰林是凤毛麟角，没有学问，翰林一堆废料，就是除了八股文以外，什么都不懂。偶尔出一个，袁枚[74]是翰林哪，他那个《随园诗话》，袁枚后来不在北京混了，在南京，搞了一个“随园”。“随园”是干吗的呢？来了巡抚，两江总督，他就以这个随园的（名义），人家知道他是翰林啊，那时候不得了的，就先送一座酒席。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送一座酒席，后来，那个银圆就源源而来了。当时叫作“清客”，他也不用（什么东西）。他那个《随园诗话》写的还是挺不错的。我以前经常挺愿意看那个《随园诗话》的。
钱文忠：赵翼也是翰林，钱大昕也是翰林。
季羡林：袁枚就是清客，反正是自己也不用劳动。他那个诗写的，他那个《随园诗话》，讲这个佛手（《随园诗话》里面收录了镇江布衣李琴夫的《咏佛手》）给我印象忒深：白业堂前几树黄，摘来犹似带新霜，自从散得天花后，空手归来也（总）是香。佛手啊，散花以后，我觉得这个意境是真不错的，白业堂前几树黄，摘来犹似带新霜，自从散得天花后，空手归来也（总）是香，有点意思。
蔡德贵：老是记在脑子里啊？
钱文忠：没有办法，我记性也不行。
蔡德贵：你脑子够用的啦！
钱文忠：跟老爷子不能比。
季羡林：钱文忠他这个人，聪明人啊。我说你（钱文忠）将来要是搞这个科研啊，搞大点的题目。搞小的，施展不开啊！
蔡德贵：您不是也提倡小题大做吗？糖不是也是小题目吗？
季羡林：像糖不是小题。每天人人都要吃的。
蔡德贵：但是谁都不注意的。
季羡林：不注意。它糖这个（历史），世界上原来有两本，一本是德国人的，一本是英国人的。德国人的那本主要说糖suger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阿拉伯国家在里边起很大的作用。有一次，他们一个敦煌卷子，敦煌卷子那时候，谁拿到敦煌卷子就如获至宝，一定拿到手就写文章，那个敦煌卷子传来传去，不知道怎么传到我这里来了。因为里面有一个词，谁也解释不了，“煞割令”。
钱文忠：在《东方研究论文集》上第一次发。是卢向前帮老爷子对了对照片，卢向前现在在浙江大学工作。
季羡林：嗯。有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那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代表作。我们两个同一期（发表的），我有一篇，你有一篇。
钱文忠：您那一篇是写米勒的，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十周年的纪念特号上的。
季羡林：那个很不容易的，那是代表中国社会科学，应该说最高水平的。我们两个在一期啊！
钱文忠：那是老爷子门下弟子里唯一的一次。而且这个事情，我后来知道的，那是老爷子受陈寅恪先生影响的结果。当时您的《浮屠与佛》，就是刚从德国回来，您去看陈寅恪先生，给他读一遍。陈寅恪看完以后，说你把稿子留下，结果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的。我的那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学士论文。老爷子说，看着看着，说挺好，把前边的话，一个括号删掉了。和瓦尔德施密特删老爷子的博士论文一样。老爷子都有来历的，老爷子也把我前边的也删掉了。他看了以后，也没有告诉我，老爷子那时候，是李铮老师给送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等发表以后，我才知道的。当年陈寅恪先生对老爷子也是这样子的。
季羡林：我在德国那个博士论文哪，就是那种学风很不正，费了很大的劲，看了很多书，写的很长一篇文章，自己扬扬得意，过了不久，送给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前边一个圆括号，后边一个圆括号，统统作废。
钱文忠：您在我的论文上也有圆括号，我现在还留着呢。一看这个圆括号，铅笔的，就知道作废了。我的学士论文和硕士论文，都是老爷子指导的，老爷子给的全是100分。大概在北大文科里面是没有过的。
季羡林：就是这个，不要讲废话。
蔡德贵：非常难啊，文科论文不讲废话太难了。
季羡林：是很难啊！
蔡德贵：博士论文逼你讲废话，要求8万字，不够8万字就不合格，这是不合理的。
季羡林：不过，这个规定多少字，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