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落花飘逝的年华

唐逸

有谁观看过落花的情景吗？那千树万树的梨花、杏花、桃花，一夜间火焰般吐蕊怒放的花朵，就在这盛开的瞬间已经开始了衰落的进程。起先只是仿佛不经意间从群芳中悄悄飘落，零零落落，并不明显，因为你只留意于那兴盛的外貌。继而飘落的花瓣越来越浓了，而枝头尚存的花朵越来越淡了，这时你才讶然喟叹，花落去了，盛开的花不再了。然而这毕竟是悄悄推移的进程，你不必跟踪它，而你在每一瞬间看到的常常是芳华正茂。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夕之间的狂风暴雨，可以将那千树万树的美妙芳华，摧残殆尽，只剩秃秃的枝丫。此时你踏着泥泞中湿漉漉的残瓣，仰望颓枝，只有感叹造物之不仁吧。

花，究竟不是血肉有情的人类。人的命运，有幸与不幸。回首当年，又如之何？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多少同窗，你感到最亲切、最难忘的是谁？大概是在天真时期就走到一起，由浑浑噩噩到渐渐省事，开始以各自的慧眼观看这奇怪的世界和这个特殊人生阶段的老朋友吧。这段人生道路，是塑成人格的紧要关头，是解读一个人内心秘密的原初参考系，也是生命中一切抉择、一切成败、一切快乐与痛苦、一切结局的起点。起点，也许就是终点，到头来一个人还是会回到那个托起自己生命的支点吧？仰望颓枝，你看到的不仍是那发苞的嫩绿吗？

蓦然回首间

今年难忘的一件事，是小学同窗霍宏暹从美国回来探亲，承蒙他和夫人钱美芳、小女儿霍楠在“白家大院”西花厅设宴邀请白洁玺夫妇、郭正谊夫妇、方复之夫妇，还有我忝居末座，共话当年。一起度过童年的老朋友，在他们的亲切的目光中，在他们叙说陈年往事的交谈中，心中那埋藏了几十年的光景，顿时鲜活了起来，真是“光景宛如昨！”——这是小时候唱的李叔同《忆儿时》里的一句词。

这时，我的脑海里，当年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清晰极了。我们的报子胡同实验小学，亦称北平师范附属小学（北师附小），本校在报子胡同，分校在受璧胡同，同学多住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下学以后也常常到各家去玩耍，顽皮的孩子，可以把同学的“家底”翻个够！

报子胡同中间朝南有一个大红门。门内是影壁墙，前院的一排南房，是会议室，迤西的一间是会计室和注册处，窗外面有一个葡萄架和水龙头，在夏天，是孩子们玩耍的去处。垂花门内有影壁，走进去便是正院。这个院子，西厢房是六甲教室，东厢房是六乙教室，北房是四甲教室。这个教室东侧是颇宽的带房顶的通道。穿过通道，是格局相类的院子，西厢房是五甲教室，东厢房是五乙教室，北房是四乙教室，西跨院内有乒乓球台，而四乙教室东边通道内，东边是一个狭长的房间，一排玻璃窗面对通道，这是日本教官的居室。穿过通道，是进深较浅的后院，只有一排北房，是教员休息室。西头是后门的门道，后门开向受璧胡同，往西几十米，就是分校了。

与本校的四合院格局不同，分校是西式建筑。大门是颇宽敞的浅绿色木门，顶呈微弧形。大门内还有一道较窄的木门，直通操场，大小约为一个篮球场。在大门与操场之间的通道，两侧是两排房间。西首是“管役（工友）房”，住着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工友，职务似乎是看门和打铃，还在他屋内经营一个小小的食品店，卖一些不大新鲜的廉价吃食，如烧饼、茶鸡蛋、果丹皮之类。记得有一种极细的肉肠，叫鸡肠，色红而味劣。他房间内有一个平顶的火炉，冬天课间，常有小顾客围炉取暖，或在火炉上热饭盒。他桌上有一个双铃的闹钟，掌握着上下课的时间，到时只见管役手摇木柄的铁铃从大门直抵操场北头，再回到门房。由门房往北的一排西房，是卫生室和教员休息室。对面，一排东房是三年级的教室。从通路往北，就是操场了。西面有一个音乐教室，后窗临北沟沿（今赵登禹路），过路者常常可以听到歌声。音乐教室的北边是体育教室，内有垫上运动的设备，雨天就在这里上体育课。操场北端有几间小平房，是住校年轻教师的宿舍。操场东面是一个二层的楼房，入口在中间，是一个穿堂，左右是一年级的教室，楼上是二年级教室。穿堂通向楼后的狭长小院，对着穿堂，几间东房是劳作（手工）教室。这个小院在冬天常常被泼水改造成一个小小的滑冰场。由于本校没有操场，上体育课就排队从后门进入分校，故此高年级同学也常出没于分校。而本校院内唯一的体育器械，是对着后门的木制天梯，课间少数爱活动的男同学常在这里玩耍。此外就是打乒乓球，或在两个大院里玩“骑马打仗”，分成两队，一人背着一人，冲上去把对方拉下“马”为胜。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环境，六年的成长期，在我们的人生里演出多少人间喜剧！

童心敌忾

不知为什么，那天席间的话题，竟然从日本教官开始谈起了。教官的出现，大约是在我们四五年级的时候。在日本占领时期，从五年级起始，设必读的日语课，每个小学有一个教日语的日本教员，称为教官。我们小学的教官叫乔本龙太郎，大约四十来岁，沉默寡言，平时不苟言笑，授课而外，甚少露面，常在居室内拉小提琴。我第一次听到《荒城之月》，就在那时。当时正谊与复之是班上身材最小的两个，被同学称为郭豆与方豆（而中学以后他们长得最高，尤以郭豆灵活，喜“跳桌子”，就是在一排课桌上面跳着跑过去）。有一天，乔本教官课后对同学深鞠一躬，说：“我明天请假，去领我儿子的骨灰，他战死了。”第二天，趁教官不在家的时候，郭豆和方豆也不知怎么打开了教官居室的玻璃窗，由方豆托着（复之自述），郭豆爬进屋去，把桌上的蓝墨水倒在红墨水瓶里，并把桌上的东西搅了个乱七八糟，然后出来关好窗子，如同没事人似的（正谊自述）。

后来，后来竟什么也没发生，乔本压根没提此事。只不过，此后乔本发下来的作业，原来的红墨水批改，变成紫墨水了。我们也不记得乔本训斥或惩罚过学生。有一次在乔本刚进屋的时候我用弹弓打他的门，也没事。但同学们还是不喜欢日语和日语教师。除了乔本，学校还有一个教日语的女老师，姓董，大概是从东北日占区来的，有点像日本人，看上去不如其他老师亲切。同学从来不给老师取外号，却给董取了一个不雅的诨名，叫“董大妹子”，在她背后听觉可及的地方喊“董大妹子”，她也当没听见。其实她是一位颇宽厚的老师，常常为我们考试交的白卷或类白卷发愁，最后她说：“这样好不好，我把试题写在黑板上，凡是把试题抄在卷子上的，就算及格！”

宏暹是转学来的，他讲述了他和西四北小学的同学挑战日本教官的故事。那位小教官才十九岁，同学们问他：“你是日本人，到中国来干什么？”小教官颇尴尬，嗫嗫嚅嚅地说：“我，我也不想来，是天皇叫我来的。”于是同学们在黑板上大书：“日本是王八蛋！”小教官在一旁看着而已。倒是上课老师见了，大吃一惊，当即叫同学擦了，说咱们是被占领了，千万别惹事。

此外和日本人的接触，就是每星期六有几个日本兵到学校来，意思是和同学一起游戏，顺便学中国话。但同学们很少理他们。他们多半坐在台阶上，看着同学玩耍，过一会儿也就悻悻地走了。

报子胡同住着少数日本人，他们的孩子上学路过我们学校，有时被我们打了，他们就绕路走，从来没有发生对我们兴师问罪的事。

如今回味这些往事，是颇有意思的。我们被日本占领，孩子恨占领者，是极其自然的事。然而恨一切“日本人”，则是把这个符号当做个体的日本人看待了，其实是一个逻辑错误。一个个的日本人，是否对侵略负责，要看他是不是支持和参与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者，或是对中国或中国人作恶的日本人。除此之外普通的日本人，很难对侵略负责，而各国的普通人在人性深处是相通的。我们那时还小，不可能区分这些是非。我们的童年时代，正值日寇入侵，兵燹赤地，生民涂炭。然而在北平这座城市的小环境里，我们这些孩子却平安度过了安适的童年。在这种局限而显得虚假的安宁中生长，幸欤？不幸欤？我记忆中唯一的“逃难”，是卢沟桥战事爆发后，日军往城内投了两枚小炸弹，在城根一带，似乎也没爆炸，然而人心慌了，要逃避轰炸。西什库天主堂被认为是日本“不敢”轰炸的处所，而院内紧挨教堂的什么房也就出租给一些家庭。我家的女眷和小孩，带着几个女仆，就这么搬进去暂住了。记得是在大厅搭地铺，我家在角落用白布帘隔开，这对于四五岁的孩子不啻是一次过家家的游戏，在教堂院子里玩耍也是新奇事儿。没过多久，也就搬回家去了。

家居嬉戏

李叔同的《忆儿时》中有一句是：“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那时小学下午3点放学，星期六下午没课，而作业极少，故而一天里，尤其在长夏，颇有自由玩耍的余裕。放学以后，总是有同学来我家玩。我家在南魏胡同，是一个四进、带车库和甬路的四合院。甬路南端是连接车库的带顶晒台，而甬路往北中间有一段也带房顶，在这里可以搭起乒乓球台，或利用各种木板搭成“机关”，扮演自编的武侠故事。再有就是在大院踢皮球，或在外院南书房下棋、弄电唱机、看热带鱼，甚至在门院的大海缸内捉鱼。也曾爬到房上，在屋顶上追逐玩耍，因为危险，被管家劝阻过，其他的一切游戏，从没人干涉。

我觉得，那时北平的故家，经历过民国的自由时代，大抵颇开明，并不“管束”孩子。而不喜欢孩子的多半是管家或姨太太之类，正经家长多很宽容。我记得，在帅府胡同范永才家，有一段颇长的白墙，较矮，平顶，我们常在上面跑。在石碑胡同李家，院子多而且大，有一次在东院内踢皮球，突然一个女人推开足有半丈宽的棉门帘，闪身出来，面色苍白而腰甚纤细，她左手叉腰，将秀发一甩，右手直指我们的鼻子：“出去！”我幼时已经知道了，女人不好惹，尤其是姨奶奶之类。她们所处的地位，使她们常常处于“过度防卫”的心理状态。有着内在的自信和安详，才能对人坦荡宽容，而这似乎是颇不容易的事，要有先天和后天的条件吧。而那位李姓同学，面方而黝黑，笑起来愣愣的，很快转学走了，他的名字也走出我的记忆。其他常去的同学家，还有石老娘胡同田鸿茂家、张芷超家和傅熹年家，受璧胡同白洁玺家，武王侯胡同马鹤琴家。

我的印象，“小家庭”倒喜欢管束子弟，不准多玩，唯恐他们不用功。我在同学家多受家长欢迎，除了田鸿茂家。他家与多户分住一个大庭院，园内有土山和草坪，后门开向南魏胡同，据说原是王揖唐的宅子。我有时在山上跑，或捉蟋蟀，鸿茂跟着我跑，被视为不学好。有一次我从后门出来，田鸿茂的大哥竟然跟了出来，似乎将有不利于我。走向家门，刚巧我叔叔站在大门外，高大而威严，问来人是干什么的。那人只赔笑哈腰，搭讪了两句就回去了。

男孩子淘气，大概也是人之常情吧。傅熹年家后花园有土山，还养了一两只梅花鹿，我们有时在土山上“逐鹿”。还有一次在东院（藏园）小水池内，骑在木板上浮水，被管家劝阻。旧年三十，熹年穿了长袍马褂，戴了有“红顶子”的帽盔，在我家中院踢皮球。天已薄暮，尚未回家，刚好我父亲经过，看见他说，“在我们家过年吧”，一句话倒提醒了他，连忙回家过年行礼去了。

我们也不光淘气，也有办“实事”的时候。有一次我父亲拿了一张难得的古纸，希望求藏园老人法书。熹年带我到他祖父的院子，窗外有竹林，他似乎有点怕那位姨奶奶挡驾，在竹林边上趑趄不前。果然，姨奶奶板着脸出来了，摆手叫我们离开。然而他祖父隔着玻璃窗看见了，就出来叫我们过去，我说明来意，老人欣然接过纸，答应写字。第二天熹年就把写好的字送过来。这样求过两次字，都如愿以偿。

那时家父似是颇为人知的摄影家。他原是30年代的留日学生，“七七”事变后被当做“敌国侨民”遣返，于是家父闭门谢客，下帷读书，暇时唯以摄影自娱。他的作品风格，被摄影界耆宿张印泉誉为“幽静清深”。那时期，他交往的人也多为艺术家，如齐白石、陈半丁、吴荣唐等。齐白石看了他的相册，在那幅惟恍惟惚的印象主义作品下面题了四个大字：“离形得意”。这幅作品，至今犹存。1949年后，金山创办东北制片厂，专函邀请家父为摄影师，家父未首肯，后来他的艺术也就埋葬于“运动”了。当年他在公园水榭办个展，作品都标着“非卖品”字样，而颇有求购的参观者。熹年的父亲似属意于此，于是家父送了他一幅连镜框的写生《白猫》。我最后一次去熹年家，是在1947年。走到后院，但见熹年和其父正在观看他叔叔伏案操觚。熹年解释说，一帮拍马官僚，动员尚存的前清翰林作字，给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祝寿，这是在代父执笔。到屋里，见到墙上挂着的那幅《白猫》。多年以后，大约在2001年吧，老同学在程永江家聚会，熹年还提起那张照片，说仍挂在他屋里。而藏园老人给家父写的字，连同张大千那幅丈许长的彩色山水以及若干古今字画，皆已散佚，不肖子弟愧对先辈甚矣！

幼时的游戏方式，别出心裁，不胜枚举。比方过年放炮，不只放而已，还制造过“定时炸弹”（亦称铁鞭）。其法以两根同样长短粗细的香，点燃一根，计时。一分钟时，比照未燃那根，用墨笔做一记号，这就是定时标准。如果需要定时五分钟，就在香上量好五度，稍留空余，截断，将铁鞭的导线绑在一端，点燃另一端，放在需要吓人的地方，扣上一个洋铁罐，五分钟之后就会自动爆炸。如果需要很长时间，可以用一盘蚊香计时。我还发现，把强力的起花（火箭）插在铁管内，可以定向发射，比如去攻打风筝。

最好玩的时候，自然是暑期。常去的公园是北海、后海、中南海、景山和天坛，城外则是三贝子花园，就是后来的动物园，以及高粱桥、紫竹院（只是一个庙宇和湖水，还没有围成禁区似的公园）、五塔寺、万寿寺、钓鱼台。至于颐和园、玉泉山和香山，已经算“远郊”了，交通不太方便。除了乘自家汽车或马车，还可从西直门乘公共汽车，但车少而间隔颇长。还可从西直门外骑驴去，那就太慢了。更远的郊区风景区，如潭柘寺，简直是“外地”了。

在城内附近，我家的孩子倒是有一个特殊的“城市乡村”似的玩耍去处——祖母捐的药王庙尼庵。它近在厂桥，院子颇大，古树参天，绿荫蔽地，还有果树和葡萄架，夏天比家里清凉，也是我们喜欢的地方。真正的乡村，则是南苑外祖家的稻田和庄园。我小时候跟着大舅在田间或树林里打猎，往往是他把我放在一个山洞口，耳边不时响起他在附近打野雉的枪声。礼拜天有的时候，他先带我到国泰看早场，多半是《月宫宝盒》、《泰山历险》之类的儿童片，然后到西单商场吃饭，遛书店。虽在学龄前，我已经能读一些书了，穿行于比我略低的书台，几乎是贪婪地寻找我能懂的东西。这种遛书店的习惯，成了我终身的爱好，从小学一直到“文革”取缔旧书店为止，如果有一个星期没逛旧书店，就甚感无聊。那时北平的旧书店和书摊，集中在几个地区，宣武门到西单，约有二十几家书店；东单和东安市场、皇城根、鼓楼大街、琉璃厂等处有几十家；正月在琉璃厂以北的大街上也满是书画棚摊，是正月由内城逛厂甸的必经之路。正月逛白云观，往往从阜成门骑驴去，再回来逛厂甸。

除了私下嬉戏，也有学校组织的活动。教音乐的沈凤林老师组织了一个小合唱团，要我参加。课后有时需要练习，每星期六下午被广播电台用汽车接去，在儿童节目中现场唱歌，电台就在六部口，后来文化局那个院子里。学校还组织我参加过两次儿童剧的演出，一次在长安街的新新大戏院（后来的首都电影院），一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这都是初小时的事情。

四年级以前，骑车、滑冰、游泳、钓鱼都已学会。夏天到中南海北门内的游泳池去游泳，或到瀛台东岸钓鱼。拿着渔竿进公园，需要买“鱼票”，比门票贵几十倍，不管钓到鱼与否。而我们往往钓不到鱼，觉得不大公平，于是想出一种瞒天过海的办法，把渔竿从中南海北门旁桥边扔到里面去，然后买普通门票入内。孰料有一次，狡猾的门卫已经在扔进去的渔竿旁边恭候了。我一时情急，佯称某亲戚是市府大员。那家伙偏着头想了想，做出笑脸，放我们过去了。冬天的游戏是滑冰，常去的是北海的两个冰场，而换鞋的茶座有四个：双虹榭、华园、道宁斋、漪澜堂。星期天我常常是和白洁玺、吴让礼去北海滑冰，天色向晚还不肯回家。晚上睡觉，那腿已经累得抬不起来，只好用手把腿搬到床上。

四年级时候，我还参加了一次全市儿童滑冰比赛。母亲带我在中华门下车，进门右手就是滑冰场，颇大，比北海双虹榭、漪澜堂的滑冰场大多了。回家以后，四叔问我：

“听说你参加全市儿童速滑比赛了？”

“正是。”

“得了第几名？”

“第二。”

“不错嘛，亚军！一共多少人参赛？”

“两个人。”

我的缪斯

希腊神话里的九位文艺女神，仿佛各司其职，就是史诗、历史、抒情诗、音乐、悲剧、圣诗、舞蹈、喜剧、天文（科学）。也就是把文艺、历史和科学等量齐观。但丁在《神曲·地狱篇》第二章呼唤缪斯，称之：“铭刻我见闻的记忆！”我这里记录幼时的往事，呼求的就是我的缪斯，给我以铭刻真实的灵感，同时见证我幼时对科学、哲学与文艺同等的向往。

我印象中，小学的课本颇洁净，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从未见过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字样，甚至没有提及日本的地方。记得初小国语有一课的课文是：“迎面吹来初春的风，虽然还冷，却并不凶。在田野里我们奔跑……迎面吹来初春的风！”日语课本有一课的内容是，兄妹两个孩子在看月亮，哥哥说是云在走，妹妹说是月亮在走，不能决疑。后来两个人来到一棵树旁，以树当坐标，原来月亮是不动的。在稍后的国语课本中，有一篇震慑心灵的课文，就是有岛武郎的《给幼小者》。那是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对于幼小无依的生灵的充满悲哀的温柔怜悯。那悲哀来自对人性的潜伏的恶的近于绝望的心痛。

音乐课学五线谱，那时不知道什么简谱、简体字，生活没有被简化。唱的歌有李叔同的《忆儿时》、《送别歌》，有“国歌”《卿云歌》（此诗在民国早年北洋时期由徐世昌定为中华民国国歌，日据时期，南京和华北的日伪政权又恢复了民国早年的这首“国歌”），还有由莫扎特的曲子等等改编的《好大的西北风》、《月在中天》，舒伯特的《野玫瑰》，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以及传统名歌《可爱的家庭》之类。这些歌曲，加上家里有落地式RCA电唱机，常听“胜利公司”的古典音乐唱片，便养成了我的音乐品味。沈凤林老师的音乐教育颇严格，练习试唱时，甚至不主张唱音名，而代之以Ah或La。这种基础训练，使我终生受益无穷。那时，音乐会仿佛不多。在40年代，华北的“三大交响乐团”分别是：辅仁大学管弦乐团，以德国人为主；清华大学管弦乐团；天津工部局管弦乐团，由英国人组成。我的印象，那时的音乐会，常在学校举行，并不售票，大门洞开，自由出入而秩序井然，也没有乱鼓掌的事情发生，因为问津者多为学生或教师模样的书生，真正雅好西乐的人。市井之流则另有所好，并不涉足于此。有一次，辅仁大学礼堂演出交响曲《朱彼得》，我坐在楼上头排，颇自得，听惯了唱片，亲临现场，毕竟不同。个人演奏会也是如此。老志诚的钢琴演奏会，有一次在贝满女中的礼堂，另一次在故宫端门楼内，自由出入，而兴味极佳。最为热闹的是在艺专礼堂，江文也以钢琴独奏他的新作《春江花月夜》，窗上也坐满了人，那略带琵琶音色的旋律，美妙动听。至于街上那种“明星”唱的流行歌曲，我是不胜其烦，尤不喜评戏的腔调。倒是有一首华化日本人做的《夜来香》，于颓废中有一种淡淡的感伤与悲悯，令人回味。可见即使以流行音乐之浅，也需要人性与心灵。惜乎历来唱此曲的人，并没有唱出此般境界。

在我幼年时，不仅课本内容干净，学校的组织方式也还没有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更没有什么班长、班干部之类的等级划分。孩子就是孩子，除了在一起学习语言文化而外，只是纯任天性自然发展。老师都是温和的，对孩子一视同仁，不记得对“总长”子弟有什么优待，甚至不知道谁是什么子弟，也不记得有什么压抑惩罚。这些，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仿佛理所当然，然而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满心的感恩。我的自由的人格，何尝不是在那个氛围里养成的呢。人性的恶总是会有的，在孩子身上也只是萌芽，那时也有恶语相向或打架的事，然而这类事情在我记忆中总是淡淡的、稀少的，因为人性的恶还没有武装上体制的爪牙，还没有凝固为一种制度，人性还没有扭曲。孩子本身幼弱的力量，即使是恶，在“世法平等”的化解之中，是没法发展成残酷作恶的。如此看来，现今校园内一些怪现象，诸如贫富之间的仇视，父母等级的攀比，倚强凌弱的残酷，甚至有报道几个女学生把同班女生扒光痛打、按着头喝尿的事件发生，其根源也就不难明白了吧。

当时的教育环境之洁净，仿佛理所当然，然而如今回想，是不是受着什么话语残余的荫庇？是不是有心人有所维护？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自解，说自己出任伪教育总署长官，原为净化教育，保护儿童免受奴化。真耶？假耶？我的经验，当时倒是没受奴化教育。不知是为了这些，还是为了别的，那时，以及胜利以后，周围多有同情周氏的声音。我的一位国文老师，就在课堂上公开宣称：“别看周先生住在监狱里，我就尊敬他！我就是周作人的学生！”

1945年，我大姑租了八道湾周家后院。那里是一个独立、从后门进出的后院，但前面通着正院。周太太是日本人，似乎颇好客，请我们到北屋坐，给我们看墙上挂的、从南京监狱寄出来的手写旧诗。从前院走到大门出去，但见门外还有那砖砌的警卫的岗亭，当是周当年遇刺以后的建筑。50年代，知堂老人在家闲居，那时去见他很容易，我的一位同学就去过。我也曾想去拜望，但踌躇再三，终于没有去。我深知，民国时代，连同他的话语生命，已经不再了。陌生人去访问一位失语的老人，又能谈些什么呢，徒增其心中之苦而已。

我也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我的成绩单。由于专注于课外的兴趣，几门功课不及格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过，却没人注意或追问。我自幼没有被父母逼着为达到他们设定的人生目标而学习过，家里也没有人在乎我升级不升级或考上什么学校，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及今思之，满心的感激。正因为没有心理压力，才能够充分自由地发挥天生的好奇心，去玩科学、玩创作了。对科学实验的好奇，在我是颇早的经历。我记得，到小拐棒胡同郭正谊家，与他一起解剖青蛙，因为据说青蛙的心脏搏动，离体后仍可维持一段时间。他家门道的墙上，挂着“进士及第”的匾额，想来是诗书世家了。

小学一二年级时，我已经自制矿石收音机了。正式的矿石检波器，多安装在玻璃瓶内或一块大矿石上，上面有一可移动的指针，可以调节波长。如果方铅矿石可以检波，那么别的矿石呢？比如中药店廉价出售的自然铜？我想试试。西四一带有三家中药店。西四北路东的怀仁堂最大，迤北路西的怀德堂较小、却成了我常买“实验用品”的商家。果然，自然铜照样检波，只要有天线、地线和一副耳机，就可以收听广播。但这种简陋的设备不尽如人意，于是我又试验各种线圈和电容，终于增加了电子管的低放，进而制造出电子管收音机。后来又制成第一架短波收音机，收到重庆的广播，那兴奋，如今回想，历历如新。1945年8月，在家里我是最早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向四周传播这个信息的。那时，我已开始试制业余发射台，成功后竟沿用当时法定的规格，自定呼号（Indicatif du poste, Station signals/Call signs）为C7YT！我记得同学李长城在路上遇见我，隔着马路就喊“C Seven YT”! “C”当然指中国，“7”（seven）则代表华北。此次宏暹请客，席间还提到“C7YT”。他当时也爱好无线电，有时来我家，一同试验。他家在帅府胡同东口内路北的大红门内，我也去过。后来他学地球物理专业，成了北大教授，大概也与早年的爱好有关吧。

其实我的业余电台是实验室性质的，输出很低，只能和几条街以外的高中业余爱好者通话，或互放音乐唱片而已。然而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却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兴奋。虽然中学以后我的兴趣转入人文，但早年的一些科学训练也不是没有用处。记得上大学以后，有一次学生会办晚会，中途扩音机坏了。主办者请无线电专业的周海婴检修，我也在场。打开后盖，接通电源，只见那一对大80电子管的屏极内侧闪烁蓝色火花。周还在犹豫，我说整流电容短路了。周十分吃惊，说你是西语系的，很懂电子啊。其实这只是我童年游戏的一点经验。

更重要的却是，早年的科学实践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在科学操作中，即使一个环节上逻辑推理或演算（例如欧姆定律的运算）的失误，也会导致预期结果的失败。推广到日常生活中，如果逻辑思维错了，同样会导致计划的失败。严格说来，一切错误皆是逻辑错误。区分对与错，就是析取，已经在逻辑之内了。在设计阶段，如果把因果或逻辑链条弄错，实践起来，必将失败。早年的科学训练常常使我思考什么是理性秩序。自然呈现于人的式样，是经过人的先天理性原则构造过的，这就是理性秩序。人被抛入这秩序，如同到了如来佛的掌心，无论如何也跳不出去，因为人所能有的一切行动方式，都在这个秩序之中。可以用想象来否定这秩序，但一行动就失败，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否定。大概单纯的人文学者，未曾经历科学的操作训练，即从不断的失败中学会严格的理性自律，因而容易犯“任意性”的错误。然而，必须主动思考和体悟。不经过深思，无论走多少科学操作的过场，也不会懂得什么是理性秩序。大学以后，我自学数理逻辑和科学哲学，便是早年兴趣和思维方式的自然发展吧。

我是如何由科学转入人文的呢？有一天黄昏，我对着父亲书房里一排书架上的线装书和洋文书出神。人文学术，不就是这些书吗？这是家中可以备置、唾手可得的“身外之物”，是随身的工具。而研究科学，非得靠昂贵而复杂、甚至十分庞大的实验室，以及大资本支持和打造的组织，这些都不得不仰给于人，中国有这个条件吗？一旦厕身其中，还有什么自由之身？而且，我深深觉得，科学的探索十分抽象。这似乎和一般人认为理工是具体的、人文太抽象的想法颇不一样。对“电”的接触，使我深感电的本质是不可理解、没法深究的，实际上已经触及宇宙本体的问题。研究下去，只会越来越困惑，实在太抽象、太难以捉摸了。而人文，归根结蒂，极而言之，无非是研究人性。不管是哲学思辨、文艺创作、文本批评、历史考证，或人类学调查，都是通向理解人性的过程。身旁的张三李四，就是血肉有情的具体的人，他们那与生俱来、百世难移、在特定条件下的诸般反应方式，就是人文观察和研究的终极对象。

那天傍晚的出神和遐想，就这样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种思维的角度，也说明我生来是一个观察者和思想者，是不可能热衷参与任何社会行动的。

大约从小学四年级起，对课外人文类书籍的阅读，开始深化。课本中原有文言文，而补充读物，无非是《古文观止》、《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故事最为动人的当然要属《聊斋志异》。只是自己胡乱拿来读，并没有家馆的额外指导。家里是请过一位古文先生的，是来教家母读书的，算是继续教育吧。母亲在闺中待字的时候，京中旧宦之家颇有求婚者，包括逼清室出宫的京师警卫司令鹿钟麟等家，不知为什么外祖还是选中没落的唐家。那时的闺女鲜有上学校的，多在家习古文。母亲过门又早，继续请老师教古文也是通例。出口文言，也不新鲜。母亲回忆，有一次，二姑学校的德国修女老师来家访，只会说文言，母亲接待她，只好以文言交谈，满口之乎者也。

胡乱读书，还有过一段及今想来颇有意思的插曲。有一次偶然在白洁玺家的书架上看见一套《古本金瓶梅词话》，由于传说颇多，以及好奇，我就借了来回家翻阅。看不到一回，就对市井之流那种千篇一律的说话和行为方式感到极其厌倦，撂到一旁了。谁知被我弟弟拿去看，被母亲发现，认为有伤大雅吧，竟扔给门外“打（小）鼓儿的”收废品的小贩了。我回家发现，大恚，说那是人家同学家的珍本啊。幸亏洁玺大度，一笑置之。此事也说明我的气质和文学趣味。后来试读所谓“三言二拍”，也同样看不下去，我对所谓自然主义的写实，根本没有兴趣。世上本无客观的“真实”，把人看成或写成什么，纯是一种价值抉择。以所谓真实为名而作践人的形象，只不过是作者内心如此而已。

外祖父是光绪时代的留学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多年后，外祖母命我整理他的书箱，发现许多用英、德、日文写的笔记，字迹工整而清雅。如果说我在语言和思维方面还有一点天赋的话，大概也得之于外祖父吧。小学时代本没有读“四书”的机会，孰知四年级时，教修身课的王姓校长，他大概是读经派吧，竟擅自以朱熹的《四书章句》取代部颁的修身课本，一板一眼地开讲“四书”了。这就使我过早地窥见明清以降奉为圭臬的正统意识形态了。我朦胧地觉得，这一套思想绝对不适应民国以来的自由精神，尊孔读经乃是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此意越发坚定。中国多元文化中的儒家，自有其光辉，但其中的专制意识形态已经随着专制王朝而覆灭，魂兮归来的哀号，只是一种哀号，不可能扭转历史的车轮。

四五年级那当儿，贪婪地吞书，大抵以“五四”文学作品为主。家里很少这类书，碰巧南魏胡同3号就是内四区的民众教育馆，其阅览室的藏书几乎都是新文学和翻译作品，而且搜罗颇全。下学后到晚饭前的几个小时，我差不多每天埋首其中，以致那图书管理员把我当做熟人了。有一次我到同学郑孟莱家，他嫂子走来，见我就说：“咦！这不是唐云聪嘛，他经常来看书，字写得很好！”原来她就是那位图书管理员。这民众教育馆，终日大门洞开，自由出入，没见过什么“管理人员”。进门右手的跨院，有几间南房，是阅报室，订有全国各地的主要报纸，还有英文报纸Peking Chronicle，我最早读英文报纸就在这里。每一种报纸，按月订成一本，当天的放在最上面，摆在一个有坡度的木制单腿报架上，只能站着翻阅，室内没有管理人员。我年幼，身量不够，往往自带一个小板凳，站在上面看报。进门左手前院的南房和西房相通，是陈列室。二门内正院是操场，有秋千之类的设施。正房是一个大礼堂，偶有演出，包括京戏。后院是图书馆，藏书不少，但不外借。读者也无需办证，只要查目录，写借书条，即可阅览。不知为什么，同学和四邻绝少涉足于此，我常常是孤独的阅读者。

六年级时，我办了一个手抄刊物，叫《少年杂志》，虽在校内征稿，却应者寥寥。于是我奋笔疾书，几乎包揽。有一次，在李莲老师上课的堂上，同学传观这本杂志，被老师“截获”。起先颇有愠色，但翻阅到“六乙班风”这篇讽刺文，李老师笑了，用教鞭指着我们说：别看唐云聪平时不用功，文章却写得不错，“成事不足，起哄有余！”“你来他也来，你不来他也不来！”“你追他就跑，你跑他就追！”这活脱就是你们的写照啊！

然而我的写作才能，是初一的国文张先生发现的。入学第一篇作文，被这位严厉的老先生批了九十九分，几乎在校内传开，高班生也来索读。张先生据说是前清某中堂的门生，极沉默而寡言笑，终年罩一件深色长袍，清晨到校，必在大门外就“茶汤挑子”，买一碗热茶汤，面壁仰首，一饮而尽。

再有，就是高一时，国文老师俞汝霖先生，在我的作文上批道：“文笔清隽，俱见天资。”自此而往，似乎不再有人注意到我的写作，然而两位先生在我早年的鼓励，却终生鞭策着我。至于我一生写不出惊人之语，大概才力如此，心中实有愧恧于吾师！

人性的软弱

大概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袁宅做寿办堂会，祖母要带我去，旁边妹妹也要去。我于是说，她去我就不去了。我觉得她有点儿人来疯，怕丢人，不愿和她同去。谁知比我大六岁的四叔在一旁听见了，登时发作起来，指着我喊道：“你是谁？凭什么只许你去，不许别人去？你就那么拔尖儿？”

我自感羞愧得很，是对妹妹不公平了。后来祖母还是没带妹妹去，但不是我的意思。那天袁宅花园里搭了戏台，有什么班子唱京戏，下面摆了若干桌酒席。散戏时，我跑上台，拿起他们的花枪学着左右耍了一通。回家也就忘了四叔的批评。然而年龄稍长，直到如今，我时常想起这件事，也时常扪心自问，我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感到羞愧？羞愧当然是所谓良心的责备，就是内心本有一个公平的标准，一旦发现自己的行为与此背道而驰，我的形象便在我自己心里跌落了，见不得自己，这种“丢人”之感，大概就是羞愧吧。幼儿不会羞愧，动物不会羞愧，内心没有道德标准的人也不会羞愧，这是一种伦理心理，但不是先天的本能。

然而，如果进而究问，为什么会有羞愧之感？背后是什么冲动推动我背离内心标准的？难道不是自我膨胀吗？我把我的感受（我怕妹妹人来疯而使我丢人）放大了，把妹妹的感受乃至受伤害的感受压低了，这难道不是自我扩张吗？不是侵犯他人的人格和权利吗？多年来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自我膨胀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观察婴幼儿，即使在语言和自我意识形成之前，也有以哭闹方式表达的自我膨胀，而一旦形成了语言的“我”，这种力就越来越猖狂了。如果在内心还有一种相反的力，如正义感、道德感、宗教信仰等，则还可以制约它，但不可能根除它，因为只要“我”在，那“我”的冲动力就在，“应该以什么为限度”并不包含在这力本身之内。决定这限度的是理性，执行或不执行这限度的是意志。一旦没有了相反的力，无论出于天性、教育、习惯、偏见或意识形态，那自我扩张力就失去控制了。伤人的程度则取决于意志力和该人所处的地位。普通人只能伤害身边的人。有钱，有权，有枪，危害就大了。掌握国家权力，其祸害甚于洪水天灾。原初的人性就是这样。人生来就有理性、自由意志、自我冲动力。多年来我常常做如是的思索。我的自我反省，就是我观察人性的起点。

幼年还有一些经历，促使我作如是观。前面说的民众教育馆，前院有一个颇大的陈列室，常年展出中国历代服饰的标本，即制作颇为精致的泥塑人偶，所着服装的式样，从战国直到民国，给人鲜明的印象。有时也展出一些科学模型之类，但服装展规模最大，而且是常年的。玻璃柜子并没有锁，但有螺丝钉。有一次，一个同学不知为什么激我说，你敢把这个小人儿拿出来吗？我说，这有什么！于是回家取了一把螺丝刀来，拧开柜子盖儿就取出一个泥人，拿着出了教育馆，往家里走，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我这是要干什么？如果家人问我哪里来的泥人，我怎么回答？我是想占有这不属于我的东西吗？还是逞能，表现自己？总之是自我冲动的失控。当时我并不能明确知道这是什么，只是突然感到惭愧，回过头来把泥人放回原处。然而，多年来我常常回想和思索这件事。

还有，五年级的时候，我和六年级的金铮曾密谋出走。当时据说只要是学生到了新乡，就有人接应到抗日的后方。这种传说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没人知道，小学生在那些人的眼里也算得上是“学生”吗？传说完全没有被证实就打算背着家庭出走，其天真及无脑，不可及矣。在准备过程中，金铮将计划泄露给了他姐姐，他家通知了我家。在出走的那天，我按约定来到金家，正在与他商量如何到火车站，突然，祖母和四叔出现了，我被带回了家。他们对我极其温和，几乎是哄劝。然而我后来常常反省，我做出这种惊人之举的背后，是什么动机呢？无非是自我表现、自我扩张的失控吧。金铮的想法，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颇有写作的才华，是我的文学益友。他那时说过，“你将来是一代宗师，我是文坛怪杰”。如今垂垂老矣，什么也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活得真实，是真我，没有自大狂妄到成为蠢我、丑我，足矣。

观察别人的人性，也促使人思考。我本不喜欢下棋，但小学时期因同学要求，也偶或为之。有一次，大姑父一个人在客厅摆棋，我进去了，他招呼我下一盘棋。他是山东查氏，似有琴棋书画的爱好，大概也颇自诩。谁知没走多少步，他的棋已经输了。他恼羞成怒，突然把棋盘一推说：“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就拂袖而去了。我颇吃惊，没想到几十岁的大人面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会如此自卑。后来他遇见我总有点闪躲我的眼睛。此事给我印象极深。自卑，过度防卫，由此而来的自诩或傲慢，皆是自我扩张的失控。

对人性的观察，也使我留意于宗教的影响。叔叔姑姑读的都是教会学校，我后来读的辅仁大学附中是公教学校，自幼接触外国教士、修女，以及中国教民颇多。教会学校没有宗教课或宗教仪式，课程和普通学校相同，只是英语课时较多。教英语会话课的都是英美教士，我和两个同学还在课余跟德国神父学德文。在我的经验中，信教的学生极少，但他们并不歧视非教学生，反而有顽皮的学生公开辱骂耶稣，也没有人反驳。总的印象，信天主教的中国人比较循规蹈矩。对于佛教、道教的印象，似乎更世俗化，往往与法事联系起来。祖母给曾祖母办丧事，在宣武门外长春寺，有一队和尚、一队道士和一队喇嘛，吹着敲着法器（乐器）念经，声调悠扬，有如乐队。而祖母是佛教信徒，不仅捐了一个药王庙，而且在西跨院的祠堂内，设了一个观音佛案，每天焚檀香，此外我也觉不出她和佛教或宗教有什么关系。有一个远房亲戚，是白云观的资深道士。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世俗，神仙幻想，思维混乱。观察宗教信徒，我常常想，能不能在他们和不信教的人之间划一条界线，表明他们更善良，对人有更多的善意？我觉得不能。不同的宗教对人有不同的影响，比如天主教友更循规蹈矩，但不等于善良，那种发自内心的对人的宽厚和爱护。善良似乎是一种天性，后天的影响大概只能给人提供一种话语和行为方式，却不可能创造或改变天性。具体的观察大概有助于说明这种见解。辅仁附中和辅仁大学之间，有一个不算很大、但颇雅致的花园，终日大门紧闭，被德国神父据为“神父花园”。高二的时候，我常往辅仁大学西语系旁听，有一次路过这里，几个小同学扒门进去，在里面跳绳。厅里走出一个德国神父，手持一本圣经，边阅读边向同学撞过来，同学躲开，他继续撞向孩子，直到把他们驱逐出花园。此事常常令我追问：一个不识字而善良的乡下人，会这样对待孩子吗？为什么一个满腹经纶、笃信天主的司铎，却如此恶毒？他做过那么多“告解”，不能使他变得善良吗？其实，我见过温和善良的司铎也不少。辅仁中学的训育主任郎神父，教我德文的纪神父，都是德国人，也很和善。1991年我在巴塞尔大学演讲“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德国的一些学者和司铎神学家跨境来听，其中有《华裔学志》的F. Malek博士，还有一位原辅仁大学的司铎，我问起纪神父，听说已经不在了。我至今与不少基督教内的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善良的人大概生性如此，即使不入教也是善良的吧。一个人是不是善良，只能观察他实际上如何，不能根据他的身份，包括宗教身份来先入为主地判断。人性改变不了，因为那是万年演化的结果。天性也改变不了，那是世代遗传所得。天性只是先天的倾向，并不是天生就有价值标准，价值是后天运用理性和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所谓天性善良，只是遗传基因使他/她倾向于（并不必然）选择“善待人”的价值而已。后天的影响可以改变话语和行为的方式，有的时候，社会可以扭曲人性，使人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以怪异、乖戾甚或残暴的方式行事。然而人性本身，那些天然的意识中的基本功能，以及天生的倾向，改造不了。人可以变得滥用理性、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但这些功能本身没变。以人的相貌为例，社会影响可以扭曲人的表情，但不能再造人的相貌。

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我婴儿时期的奶娘李妈，早已不在我家了，但她住在近郊，家道也还殷实，有时来看望母亲。她身材修长，皮肤白皙，衣着清洁大方。有一天，她眼神呆滞迷茫，到家里跟母亲诉说心中的苦楚。原来，她的丈夫遗弃了她，那人姓白，在东城开办白氏医院，既未离婚，亦无补偿，后来再婚了。我高一那年，自告奋勇，陪李妈到东城去找姓白的讲道理。到了医院，值班护士让我们坐在门厅等候。须臾有两三西装男子走出，护士问李妈：“哪个是你丈夫白院长？”而她竟指认不出。男子都走了，我对奶娘爱莫能助，面对人性的恶与软弱，心里只有延绵的悲哀。

最令我感到惊惧的一件事，是四年级时，上文提到的王姓校长被当众攻击。那天，星期一早晨上课之前，照例召开全校师生的“朝会”。突然，几位资深的老师，轮流跳上台去，大声怒斥校长。平时和颜悦色的老师，变得面目狰狞、声嘶力竭、言辞慷慨，内容已听不清。我只记得两项内容：他们集体辞职；同学们都被要求千万不要上分校的二楼，因为楼板已经被贪污的校长卖空啦！

在场的同学和老师都瞠住了，而王校长一语不发，最后照常宣布散会。此事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权力斗争比什么都可怕，是真正你死我活的拼命。我虽然没法知道内情，但显然这些老师和校长之间是在争夺这个学校的主导权。老师们的斗争手段之一是当众侮辱校长，以泄胸中之恶愤。

过了不久，道貌岸然的校长不见了，他的读经课也就不再继续。此后好像学校也没有任命校长。此中奥秘，不得而知。看来上级权威插了手，平息了校内的这场权力斗争。

幼时的惊惧，常常令我思索，权力为什么可畏。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中，什么最可怕？武器？大规模杀伤武器？战争？世界大战？都不是，因为这些都是权力的工具。权力可以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也可以不使用；可以发动战争，也可以不发动。权力是意志的杠杆，而权力的最终手段是暴力，也就是说，权力本身蕴涵杀机。那么意志是什么？其实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也就是目前科学发现的大脑顶部“前扣带回”皮层的生理功能，没有它人类就没法行动，连说话都不可能。一个人要做什么的那个“要”，就来自大脑顶部前扣带回皮层的兴奋。但为什么会兴奋？比如要吃饭，为什么？谁都知道，因为有食欲。食欲是自然本能，动物也有。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的欲望是经过文化观念和个人意志构造的，人没有纯动物本能。人要吃饭，但要吃什么，要如何吃，则取决于文化或亚文化的背景中养成的个人偏好。获取食物的方式也取决于社会习俗，例如有的社会在灾荒时政府必须开仓赈灾，农民还可以“吃大户”，而有的社会则没有这种风俗，甚至根本没有大户和仓储，只有饿死。人的最简单最根本的欲望——食欲——尚且如此，其他欲望，更可知其特点是观念构造的了。人没有赤裸裸的纯自然欲望。

谁都知道，满足欲望需要获取资源，而资源及获取手段总是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欲望，于是乃有争夺资源的斗争。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种斗争的结局，人类社会从来如此，只是发展阶段和类型不同而有程度的差异。到了现代，一般认为，管理和决定社会资源生产和分配的是社会权力。既然称为社会权力，顾名思义，当然应该属于社会，应由社会而不是极少数人来决定，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人，来行使社会权力。这就需要有一种法定的程序，来保障实行社会公众认可的法律和政策。果真如此，还会发生不公平的资源掠夺吗？然而两极分化和贫富不均这种眼睁睁的事实就告诉我们，以强力乃至暴力支持的所谓社会权力，不是属于社会的，而是属于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者的，它们不是公权力，而是私权力。私权力的损人利己，也有程度的不同。一般地说，权力结构越是一元化（一王一夫一家一姓一党一派一族一教等），权力就越难制衡，这个政权也就越是“私己”，社会也就越不公平，诉诸镇压和暴力的频率也越高。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状况，大概有眼睛和脑子的人都可以看到。

这里我不是讨论国家理论，只是谈人性的弱点，不得不波及权力。人生来就有理性、自由意志和自我冲动力（或曰自我扩张力）。人的天然倾向是自我扩张，而自我扩张的天然倾向是伤人。自我扩张一旦驾驭了权力，如果没有更强大的制约力，就会为了自我的欲望而控制人，控制不服从就会折磨人、残伤人、残杀人，甚至灭绝人。人的最大最可怕的欲望是什么？难道不是赅括一切欲望的权力欲吗？能够满足人诸多欲望和使人为所欲为的，难道不是权力吗？能够使一个人变得狰狞似厉鬼的，难道不是非支配别人不可、非控制人不可、非征服人不可、非由我主导不可的权力欲吗？权力欲的得逞，不是令人快意吗？这种快意，不就证明权力欲是一种欲望吗？“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消灭异己不是十分痛快吗？（统治者往往不承认这种快感，说这是执行法律，是为了和平与秩序，为了人人得以安居乐业，甚至是为了实现历史规律、最终建成理想的天堂等等，仿佛与他个人的欲望和意志无关。慈禧比这种虚伪的统治者诚实多了，她公开说：“谁要是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世不痛快！”）

权力欲和其他欲望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通过物或物化的人来满足的，而是通过支配人或征服人，通过他人的降服的意志来满足。因此，权力欲的本性就是残酷的、充满杀机的，但不是非人性的，而是固有人性的失控。人性的弱点，往往是欲望的失控。人性最可怕最狰狞的弱点，就是权力欲的失控。而且权力欲绝不仅仅在“权力人物”身上才有，而是普遍的人类欲望。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权力欲的猖獗。一切暴力、强迫、暴躁、蛮横、争夺、妒忌、凌厉推行我的主张，皆是“我”要征服别人的意志，满足“我”的权力欲。然而私人之间的权力欲发泄，伤害的是私人。而个人一旦掌握了武力、政权、经济权力、舆论权力，他的权力欲就成了社会灾患。

自幼以来，我对人性的观察和反省，令我对欲望、特别是权力欲，存有深深的戒惕，永远疏离权力。我天生就是观察者和思想者，加之对人性的分析方式，自然令我对权力避之犹恐不及了。我并不是否定权威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权威，连上街都没有安全感，社会生活根本不可能。我既然强调理性秩序，自然懂得法的权威之尊严。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我警惕人们内心的阴暗，尤其是权力人物内心的深深的阴暗，那是人性的本然。我对一切圣人、伟人、名人、领袖、庄严主义、历史规律、独一真理、独一上帝、内圣外王之类的大话，永远敬而远之。

女生的身影

那天宏暹请客，席间自然也难免谈到小学的女生。从五年级起，男女生是分班的，五甲和六甲都是女生。不知为什么，我对女生竟都没有什么印象，不如有的同学那样言之凿凿。比如正谊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位叫毕丽娜的女孩子的美妙的短裙，还知道她后来到了台湾，儿子叫费翔，是演员，等等。而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位校花式的人物。

谈论更多的是马鸿芬。小学时期，我对她也没有印象。在高中时，听洁玺说起她，才知道她是张芷超一直爱慕的对象。芷超终生不快乐，以及早逝，大概也是由此而来的吧。我记得，小学时的芷超，颇有才气，功课总是名列前茅，也几乎是我办杂志的唯一赞助者。高二时，我随洁玺骑车往女一中“观摩”，初次见到马鸿芬，匆匆一面，觉得是一位颇秀气、仿佛有点内向而矜持的女孩子，很为芷超惋惜。第二次与马鸿芬见面，就是2001年在程永江家聚会。

鸿芬有一个惊人而令人痛惜的故事。1949年以后，有那么一位同学，“检举”她在女一中初二时，也就是1945年，在太和殿前庆祝胜利的群众大会上，曾给蒋介石献花。这对于一个初中小女孩来说，只是学校派定的一次普通庆典活动，毫无政治意义，竟然被当做成年人的政治性“通敌”事件“检举”，鸿芬全家也因此被发配到边疆了此一生！此事的荒谬，可以从多方面来看。第一，这种控告制造了两个历史年代的超前：一是把十来岁的孩子超前为成年人；二是“超前”到1945年，那时蒋介石还是中国合法政府的首脑。让一个小女孩对这一切地球的“倒转”负责，真是神奇的逻辑呀！更神奇的是代表政权的某些官员信服这种逻辑，把鸿芬全家发配边疆。第二，原来的普通人变成告密者，因为社会风气变了，人性在高压下扭曲了。如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言，权威主义将政治的本质设定为“友与敌”，非友即敌，没有中立自由的活动地带，当威权处于监视人人的地位，它也需要人人监视人人，告密于是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第三，许多人堕落为告密者，除社会风气的感染而外，在心理上是出于恐惧和自危。在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的社会里，人性已经扭曲，人变得抽象、冷酷、狐疑，对同胞的痛苦和快乐漠然，对权威充满恐惧，时时要对它阿谀、表白、“交心”。

不说了，此种事多说只会令人沮丧，还是谈一些“浪漫”的故事吧。小学时代，我只对一个女生有过一种近于幻觉的印象。大概在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着大雪，我到一位女老师屋里去交作业。这时，有人敲门，我回头看，是一个小女孩。不知是不是门外下着纷纷大雪的缘故，她从门口往里走，显得十分雍容，十分安详，肤色极白，周身外围仿佛有一种光环。我倏然感到一种无以言表的美，身心无比静谧。后来，后来当然什么也没发生，我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好像也没有再见过。

只是一个梦，只会发生在天生的梦幻者身上吧。照理说，生长在大家庭，那些小姐、少奶奶、姨太太，应该见过不少吧，还有什么幻想？由此可知，人不是环境的被动产物，生性是没法抹杀的。我也知道，连人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不知道，就凭形象所引发的幻想而“一见倾心”，是极其危险的事。然而我那时对女性确是有一种“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焉”的神秘而好奇、亲近而又疏离的感觉。甚至在初三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在附近补校见过一个高三的女生，不知道姓名，但觉温婉恬静。有一次她和几个同学到民办的胜利广播电台去演播什么广播剧，我不知怎么也去了，在播音室里见她，还是那么安详温婉。最后一次相遇，是我和四叔骑车从西四向北，她和一个女同学在行人道上也向北走，经过她身旁时我回头打招呼，她朝我轻柔一笑，我顿时感到那么美，那么温柔。

这种女性的美，蕴涵一个民族多少世代对女性的理想，本来是理念性的。如今时代变了，人变了，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以及审美标准，当然也变了。经过几十年女性的大变化，又突然走上商品化、花瓶化，那传统的女性美，还找得到吗？既没有传统女性的温婉贤惠，能负起主妇的责任，以女性特有的坚韧、耐心，做男性的伴侣；又没有西方女性的独立，在社会参与中与男性平分秋色，携手相伴。时常看到的是化妆描眉，时装打扮，搔首弄姿，明星名模，二奶花瓶，低智、跟潮，甘当性的商品。

两性之事，自古以来说不清。本来，有性生殖是自然的需要，没有什么神秘，也没有什么复杂。但人的欲望是理念化的，纠缠在复杂的文化、伦理、宗教、政治、经济的网络结构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欲望总是要占有对象。食欲总是要把食物分解消化，变成我的身体。权力欲总是要使他人的意志屈服，从属于我的意志。性的需要则不同，其对象既是物（身体），又不是物；既是意志，又不是意志；既是人，又不是同于我的人。性的情感和欲望必须是双方同时同样需要，才能真正满足。而双方在生理、心理上是如此不同，各有各的目的，怎么能常常乃至一贯有共同的需要，以致可以共同生活呢？其他欲望是主体占有对象，而性需要是双方主体企图占有对方而不能，双方向对方求同也不能。这种骑虎难下的特殊张力，使得两性之事成为不解之谜和永恒主题。历来各种文化体系皆试图以创造和调整社会角色的方式来稳定两性关系，而现代的潮流似乎是力图摆脱文化角色的束缚，满足赤裸裸的欲望。现代社会的性孤独、性烦恼、性自闭、性异化、性变态、性偏执、性狂躁、性暴力、性犯罪，会不会成为人的负担，解体社会的酵素，不再是凝聚家庭和社会的幸福源泉？现代人的共识似乎是，恋爱——包括同性间的恋爱，既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他人无权过问。

尚未结束

人生在世，只有几十年的机会，每一步跨过去，都不会再来。幼年的生活，乃是塑成人格和思维方式的紧要关头。一旦定型，终身难改。所谓思想改造，什么脱胎换骨，纯系一厢情愿。权力欲可以使人“欲与天公试比高”，甚至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在特定情势之下招兵买马，占山为王，乃至打倒一切，一统天下，在废墟上按大王的意志建造巴比伦。然而，历史上的巴比伦终归全覆灭了。

自然世界，呈现于人的，是一个理性秩序。人只能在这个秩序之内发现和利用它的规律，却不能动摇它分毫。然而奇怪的是，人构建自己的价值世界，却不受自然规律制约。希特勒构建了第三帝国，将几百万犹太人赶进毒气室、集中营，全凭他的意志以及服从他的意志的、以暴力支持的社会组织力。这里，自然规律只在操作的细节上起作用，如：何种毒气在多少立方米的密闭空间内可杀死多少人，等等。似乎只有这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同样令人惊奇的是，构建价值世界也有“底线”，就是必须符合人性的需要，否则最终会失败。什么是人性？就是与生俱来的理性、自由意志和自我的冲动力。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不受文化影响，因为这些是文化的根底，不是文化的果实。结果，构建价值世界，归根结蒂还是通过人性而受自然秩序的制约。怎么通过人性制约呢？希特勒之类受肾上腺激素推动而实际上脑弱、缺乏思辨能力的“强人”（实际上是“弱人”），只知道自己有自由意志，可以逞强，却不知道人人有自由意志，如果志不得伸、压抑太甚，会起来反抗，推翻强人的统治。虽然世界上总是会有少数脑力有缺陷的人物，拜倒在“魅力领袖”的脚下，为虎作伥，以种种“文化”、“历史”或其他经不起分析的理由，推行暴力强权的统治，然而或早或晚，巴比伦帝国都会破灭。历史的进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建立允许所有人的自由意志得到基本伸张的制度。

如果人性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那么建立以人性为核心的理性秩序，这样的社会在自然中存活的概率应该较高。理解这种因果关系或意义结构，需要有效的思维和辨别的能力。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一个社会的强弱，大概可以说，社会的弱，不是由于所谓“综合国力”不强，而是“脑弱”，思维和辨别的能力之弱。国力只是物质动力，是盲目而不辨方向的。譬如火车头，可以开足马力往前冲，但方向如果是朝向悬崖，就危险了。辨别方向，靠脑力。弱国的问题是常常做出错误的社会选择，这是症结所在。提高脑力，唯有从中小学做起，首先是给孩子发展的自由，其次是提供有效的教导，包括逻辑训练。人类的思维逻辑和规则是普遍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学术思维和社会思想不遵循独立的理性标准，而被偏见、迷信、情绪、潮流、习惯势力、意识形态、领袖训词、经典教条等左右，这个社会恐怕就是脑弱的。

我常常想，教育的目的并非别的，而是帮助正在成长的人找到他/她的真我，同时帮助他/她在“真我”与必要的社会角色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习惯。这种对话的失败，往往造成自我封闭，疏离于社会，种种问题都来了。不过话说来容易，实际上实现这种教育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一种理想。人的能力和资质不齐，彼此可能是矛盾的，比如能力强者可能歧视弱者，弱者可能妒忌强者，天才需要特殊的发展条件（特权），而红眼妒忌者可能作践和谋害天才。也有的人生来就有精神分裂的倾向，或者天生孤僻、冷酷、多疑，甚至有暴力、欺诈等犯罪的天性。这类不齐，怎么能在一种共同的教育中实现人人的自我，而维持社会的安宁，推动社会的进步呢？实现我与我的有效对话，需要培养几种能力：自省能力、观察能力与思辨能力。自省能力其实是向内观察和思辨的能力，根本上是观察和思辨的能力。人的荒谬行为多半出于错误的观察和判断。比如日本军国主义者观察中国，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而日本是优秀的强者，可以在“几个月内”征服中国，结果不顾日本的实际国力，发动全面侵略，而导致一败涂地。如果自幼注意培养孩子的观察、验证和正确推理、思辨的能力，也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荒谬行为吧。然而人的能力有大小，天性差异极大，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慎思明辨，大多数人也需要学会选择统治者吧。这又谈何容易！假使人能辨别优异的思维，也就能明辨是非了吧。一切先天和后天的反社会，都可能在人性的基础上发生。只要有理性、自由意志和自我冲动，这些本能的错用，就可以发生种种反社会或犯罪的行为。自由不仅仅是释放主体潜能的动力和权利，自由也同样是发挥自我膨胀力和权力欲的动力。自由是“幸福”的源泉，自由也是罪恶的渊薮。在根底里，自由是人的生存处境。人被抛在这没有意义的世界里，人的每一步行动都要靠自己的自由抉择，而且必须对其负责，而永远找不到终极的真理、价值或幸福，这种永恒的Sorge，就是人的生存处境，也就是人的自由。教育的目的就是应对人的生存处境和人性的弱点及偏差，实现自我和社会的真价值（也就是相对的不完美的价值）。这需要培育成熟的理性和均衡的人格。这永远是专门科学探讨和实验的课题。如果政权为了自私的目的而干涉和控制教育，企图使教育成为培养适应统治者的臣民的工具，那只会扭曲人性，造成万劫难复的灾难。正常的教育，也许能够减少许多荒谬的社会现象。

人生几十年，究竟为了什么？幸福？那么什么是幸福？自由权利并不能带来幸福，而只能提供选择的空间，但选择什么，自由并不能提供保证。可以选择吸毒，赌博，犯罪，酗酒，暴力，纵欲，孤独自闭，怨恨仇雠，红眼妒忌，傲慢自卑，摇旗呐喊，跪拜领袖，等等，这类抉择，在我们四周还少吗？那么幸福是什么？如果幸福没有具体内容，追求幸福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幸福有具体意义，那又是什么呢？果真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是什么“商品和服务的满足”？这岂不是成了商品的奴隶，永恒维护掌握商品者的权力吗？或者如某些政治家所说，是什么按照某种政治模式生活？这岂不是永恒维护某种统治者吗？或者如社会学家所称，满足他那些“综合指标”就是幸福？这岂不是把人性格式化，取消了选择的自由？也许有人认为，恒常的满足感、欣快感就是幸福？那么制幻剂也可以带来幸福了？或者如弥勒（John. St. Mill）那样，否定边沁，回归希腊古典？其实无论用什么清规戒律限定人的生活方式，哪怕称之为幸福，也就排除和抹杀了无限的自由选择的可能。而且这种先在的限定，对于人生的真，是一种虚假。好比刘姥姥还从来没进过大观园，就给大观园划定图样，没有不虚假的吧。本来人生有在无限广阔的天地和探索的可能，如果先在地限定为某一特定模式，也就排除了自由。大凡给幸福提出定义、认为幸福必须是什么样的人，只是显示出他自己的选择而已。所谓教育的目的是实现真我，也许只是允许人在选择无害于他人的生活道路时，有无限的探索可能而已。

有的时候，我走在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里，观察周遭的人与物，想找到些许我曾熟悉的东西，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切如此陌生。我不得不说，时代变了。然而果真变了吗？比如，思维方式变了吗？一系列荒谬思维的运作，导致一系列荒谬的作为，变了吗？我不得不承认，这仍然是一个很弱的社会。我所能说的，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