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地租（6）
1554年的小麦输出条件，是按照腓力普王105及玛丽女王106在位前两年的法令实施的。1558年的小麦输出条件，是按照伊丽莎白女王第1年的法令实施的。它们都规定：当小麦的平均售价超过6先令8便士每夸脱时，禁止输出小麦。同样是6先令8便士，当时所含的银量并不会比现在所含的银量多2便士。可是，问题接着就出现了。如果要等小麦的时价低于法定输出价格时才能输出，那么小麦可能永远也无法输出。于是，1562年，伊丽莎白女王又重新颁布了一条法令：如果国内小麦的售价不超过10先令每夸脱，商人们就可以随时从指定港口输出小麦。当时的10先令所含的银量，和现在的10先令含有的银量几乎相等。所以，当时小麦的平均价格就是6先令8便士，和上述亨利伯爵家务记录中记录的小麦售价差不多。
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该国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谷物的平均价格也远远低于过去的两个世纪。赞成这种说法的，不但有杜普雷·得·圣莫尔，还有一位写出《论谷物政策》这篇论文的文雅作家。由此可见，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谷价都在同一时期下降了。
造成白银和谷物相对价值增高的原因，可能是供给不变，需求却随改良及耕作进步而增加；也可能是需求不变，供给却逐渐减少。当时，已发现的银矿大部分都被采掘殆尽，导致了采掘费用的大大增加。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局都比过去数个世纪安定，因而其产业发展和改良程度都得以增高，其财富自然也就随之增加了。财富的增加，自然会加大人们对贵金属及其他装饰品和奢侈品的需求。这么一来，年产物就会增加，用于流通这些年产物的铸币自然也会增多。富人的增多，给银制器皿和银制装饰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而且，由于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开采那些向欧洲市场供应银的银矿，所以当时的人们自然会认为其中的大部分银矿可能都被采掘殆尽，而采掘费用也因此增加了。
大部分论述以往商品价格的作家，都认为银价的下跌自日耳曼征服时代（甚至是朱利阿·恺撒侵略时代）起就开始了，直到美洲各矿山被发现时才停止。我想，他们会产生这种见解的原因，一部分是他们观察过谷物及其他土地生产物的价格，一部分是他们认同了一种通俗的说法。这种通俗的说法是，无论在任何国家，财富的增加都会造成银量的增加，最终使银价下跌。
这些作家在观察谷物价格时，往往都会被下面的三种情况引入迷途。
第一，由于古时的地租几乎都以实物支付，所以这些作家就认为所有地租都是以一定数量的谷物、家禽、牲畜等支付的。
事实上，佃户支付年租给地主，到底是用实物还是用代替实物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有时都由地主随意规定。在英格兰，以一定数额的货币代替实物缴纳年租的价格被称为“换算价格”。由于地主掌握着要实物和要货币的选择权，所以法律需要在考虑佃户安全的基础上，把这一换算价格定在低于而不是高于平均市价的水平上，而且大都稍微高于平均市价的一半。直到今天，苏格兰大部分地方的家禽计算、某些地方的牲畜计算，采用的都是这种换算办法。不过，在实施公定谷价制度之后，计算谷物的换算办法就被废止了，不然的话，今日谷物计算采用的可能还是这种换算办法。
公定谷价是谷价公定委员会评定的谷物价格。每年，谷价公定委员会都会依照各州的实际谷价，对各种类不同品质的谷物进行评定，然后制定一个平均售价。这一制度规定，换算谷物地租时，都得以当年的公定谷价为换算标准。这一做法，充分保障了佃户的利益，也大大方便了地主。
不过，苏格兰这一所谓的“换算价格”，却被搜集以往谷价的作家们误作了实际市价。弗利伍德就犯过这种错误，不过，由于他从事著述的目的比较特殊，所以直到这种换算价格被他用了15次之后，他才承认了这种错误。当时，小麦的换算价格为8先令每夸脱。弗利伍德从1423年开始进行他的研究，当时8先令的含银量和现在的16先令的含银量相同。但是，当他在1562年结束他的研究时，当时8先令的含银量却又等于现在8先令的含银量了。
第二，古代的法定价格，有时可能会被怠惰的录事抄写得很潦草，有时也可能只是由立法当局潦草地制定出来的，因而给上述作家造成了一定的困惑。
以前，规定法定价格的法令在规定面包和麦酒的价格时，总是先参考小麦和大麦的最低价格，再参考小麦和大麦高于它们最低价格的价格。可是，抄写那些法令的人却往往以为，只要抄下头三四个最低价格就可以了，这么做不但省力，也足以显示所有更高价格应遵循什么比例。
比如，亨利三世第51年，规定面包和麦酒法定价格的法令，就规定了面包的售价要随小麦的售价不同而不同。当时，每夸脱小麦的售价是1～20先令不等。可是，在拉福赫刻印法令汇编出版之前，在所有法令集所依据的抄本中，每夸脱小麦的售价都没有超过12先令。这些不完全的抄本，自然误导了一些作家，使他们以为当时每夸脱小麦的普通或平均售价就是6先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8先令。
又比如，大概在制定《惩罚椅和颈手枷》法令时，也对麦酒的价格作了规定。这一法令规定，一夸脱大麦的售价只能在2～4先令之间浮动，它每升高6便士，麦酒的价格就进行一次调整。事实上，4先令每夸脱的售价，并不是当时的大麦经常都能达到的最高价格。这里之所以这么说，只是想用它来做个例子，以说明较高或较低价格应按这样的比例升降。在这一法令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Et 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这句话虽然不够精确，但其意思却很明了。它的大致意思是“这样，大麦的价格每升高或降低6便士，麦酒的价格就应随之变动”。由此就能看出当时麦酒价格的制定情况。立法当局在制定这一法令时的疏忽程度，似乎和上述那条法令的抄写者一样。
在苏格兰的古代法律书籍的古抄本中，记载了有关公定价格的法令。其中，面包价格从10便士至3先令每波尔不等，它们都是随小麦价格的变动随时规定的价格。在制定这一法令时，苏格兰的1波尔大约相当于英格兰的半夸脱，苏格兰的3便士约等于现在的9先令英币。鲁迭曼氏的推断似乎就是由此而来的。他断定，当时小麦的最高售价为3先令，普通售价为10便士或1先令至2先令。但是，一旦参阅抄本，就会明白那些价格只是为了方便举例才列出的，它们只是小麦和面包应有的比价。在这一法令的最后，有这么一句：“Reliq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scripta habendo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大致意思是：“其余的价格，都要依照上面提到的谷物价格来判断。”
第三，由于远古时代的小麦售价有时会极其低廉，所以上述作家就误以为当时小麦的普通售价比现在低得多。
在他们看来，既然当时小麦的最低售价，远远低于后来小麦的最低价格，那么当时小麦的普通售价，也必然会比后来小麦的普通售价低得多。但是，他们似乎又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远古时代的小麦售价，有时也比后来小麦的最高售价高得多。例如，弗利伍德就曾在1270年提到了当时有两种小麦价格：第一种是每夸脱售价4镑16先令，相当于现在的14镑8先令；第二种是每夸脱售价6镑8先令，相当于现在的19镑4先令。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都不可能出现这么高的价格。
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容易发生变动，尤其是在动乱而无秩序的社会。因为，在动乱社会，商业和交通的中断，会使贫乏的乙地无法从富饶的甲地得到救助。从12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叶，英国都处于普兰塔日尼王室的统治之下。当时，政局紊乱，相距不远的两地，也可能一个非常富饶，另一个则因为自然灾害或豪族入侵并毁坏庄稼而陷入饥荒。如果这两地中间是敌对贵族的领地，那么富饶地区就无法向饥荒地区提供援助。到了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在都铎王朝强力统治下的英国，没有哪个贵族可以强大到敢于扰乱社会秩序的地步。
我在本章末尾，列出了由弗利伍德搜集的从1202—1597年的小麦价格。这些价格，被弗利伍德换算为现在的货币之后，按年代顺序分组排列，每12年的数据为一组，总共有7组，每组末尾都记载了该组12年间的平均售价。弗利伍德所搜集的小麦价格，虽然时间跨度很长，却只有80年的数据，最后一组缺少了4个年度的小麦价格。因此，我根据伊顿学院107的记载，增补了1598—1601年这4年的小麦价格。
由这些数据可见，自13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以后，小麦的平均售价每12年下降一次，到了16世纪末才逐渐上升。看上去，弗利伍德搜集的小麦价格，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似乎主要是为了引人注意。因此，从他这些价格中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我不敢贸然断言。不过，如果这些价格真的能够证明什么，那么它所证明的就是我要阐述的观点。可是，弗利伍德像其他大多数作家一样，也相信当时的银价会因为银产量的日益增加而逐渐降低。不过，他所搜集的谷物价格，不但不能支持他的这种意见，反而和杜卜雷·圣·莫尔的见解完全一致。莫尔的见解，就是我要努力阐明的观点。弗利伍德和莫尔，似乎都对搜集以往各种物价的数据孜孜不倦。这两位作家态度都很诚恳，虽然他们的意见有着很大的不同，可是他们所搜集的物价数据却极其相近，谷物价格更是完全一致。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可是，即使是最有见识的作家，他在推断远古时代银的巨大价值时，也会更多地依据除谷物之外的其他土地生产物的低廉价格，而不是单纯地依据谷物的低廉价格。据说，在未开化时期，谷物这种制造品比其他大部分商品都要贵很多。我想，这里所说的大部分商品，应该就是指家禽、牲畜和猎物吧。在贫困和野蛮时期，家禽这类非制造品的价格要明显低于谷物的价格。不过，造成这类非制造品价格低廉的原因，不是银价过高，而是它们本身的低廉价值。也就是说，不是当时的白银所能购买的劳动量，远远多于同一数额在富裕时期所能购买的劳动量，而是当时的家禽这类非制造品只能购买到极少的劳动量。
西班牙属美洲的白银价格，必然要低于欧洲的白银价格。也就是说，产出国的白银价格必然低于输入国的白银价格。原因是，白银从输出国进入输入国，需要通过水陆长途运输，花费了大笔的运费和保险。但是，乌罗阿却说，在不久以前的阿根廷首都，人们只要出21个半便士的价钱，就可以从400头牛中任意挑走1头牛。拜伦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匹好马的售价只要16先令英币。在那些土壤肥沃、大部分地区都未被开垦的国家，都可以用极少的劳动量换得家禽、牲畜和猎物这类非制造品。因此，这类非制造品也就只能购买到极其有限的劳动量。不过，这类非制造品售价低廉的事实，只能证明它本身的真实价值极低，却无法证明当地白银的真实价值极高。
我们应当时刻牢记一点：衡量白银及其他商品的价值的真正尺度，是劳动，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个或一类商品。
在那些土地荒芜、人口稀少的国家，居民可以从自然中得到的家禽、牲畜和猎物，往往要比他们需要消费的多很多。这时，通常供过于求。所以，这类非制造品所能代表的劳动量，会随着社会状态和社会所处的不同改良阶段而有所不同，甚至会有很大的不同。
无论社会状态和社会所处的改良阶段如何不同，谷物都是靠劳动得来的。不过，从大体上看，各种劳动的平均产量都适应于其平均消费量。也就是说，平均供给总是大体上和平均需求相适应。而且，无论社会处于哪一改良阶段，在土壤和气候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同一数量谷物所用劳动量几乎都相同。换言之，生产同量谷物所花的代价，几乎是等量的。因为，当劳动生产力随着耕作的改良而增大时，作为当时主要农具的牲畜的价格也会增加，这就或多或少地抵销了劳动生产力的增大部分。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确信：无论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改良阶段，谷物都比等量的其他土地生产物更能交换到等量的劳动。因此，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谷物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改良阶段，都能够比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类商品更正确地充当价值尺度。因此，我们要想更正确地判定银在上述不同阶段的真实价值，用谷物作类比，比用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类商品作类比都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