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2)

张锡勤的《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对国民性的内涵、近代国民性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改造国民性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把握。

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是近百年来学者们持续关注的话题。大多数学者都把国民性改造视为“新民”，但依笔者看来，“新民”与国民性改造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新民”的内涵更宽泛一些。“新民”是对国民从身体到精神上的塑造，而国民性改造则重在强调对国民精神的重塑。因而，把国民性改造作为“新民”思想在近代特殊的历史境遇下的现实选择似乎更为妥当。可以说，学术界对“新民”思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但鉴于“新民”与近代启蒙、中西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很多学者从政治学、道德、教育学、哲学以及现代性等不同角度对“新民”思想的内涵和必要性、“新民”的途径以及“新民”对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等进行了阐述。尽管这些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个案研究，且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处，但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事实上，对中国近代“新民”思想的研究是一项相对复杂的学术课题。它涉及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互动。从总体模式来看，对这一时期主要人物的个案研究、群体研究、专题研究并存且呈互动态势，而关涉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近代化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研究成果促进了对“新民”思想研究的日趋深化。但需要指出的是，此一学术研究有待改进之处亦难以回避。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论文多，著作少，呈现极不平衡的状态。此外，研究还呈现比较散漫而无体系的特征，运用或创设较为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情况并不多见，也没有抽象出一个可供集中探讨的话题，这些无疑制约了该研究的深入进行。

第二，相对于其他社会思想，“新民”思想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在概念的梳理、内容的概括、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思想者自身的思想矛盾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

比如，一些重要概念或观念还没有成为专门考察的对象。诸如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国家与国民之关系等，究竟是如何生成或演变的？其中的制约因素有哪些？这些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赋予“新民”思想以独特的色彩，并进而影响之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些近乎“语词”分析或“观念”解析的研究，对于揭示“社会”与“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都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在“新民”的构建方面，除了分别考察教育、舆论、文艺等传统改良方式和激进的革命手段之外，也要注意分析这两种方式之间的相互转换。同时，对思想家们的相关经济和家族社会组织的改造思想，也仍然缺乏足够的研究。近代“新民”思想的实际效果如何？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对“新民”思想的倡导者充满激情的呐喊无动于衷？这也是后续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三，对少数精英人物的研究较多，学术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迄今为止，有关的“新民”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少数精英人物。在众多个案研究中，专著类个案研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于鲁迅，而论文类的个案研究较多关注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尤其是梁启超），相对忽略了其他同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家。在具体表述上，大都是围绕着“新民”的意义从政治学的角度展开。很显然，这些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过于单一，人物覆盖面比较狭窄，难以体现出当时社会思想变化更为广阔的层面。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扩大人物的研究范围，从而拓展研究视域，深化研究主题。

第四，比较研究相对较少。在既有的研究中，虽然有的成果涉及对不同流派、不同思想家或不同时期的“新民”思想的比较研究，但随着研究对象的日趋多元、研究专题的愈加细化，比较研究的空间还应该进一步增大。此外，一些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也作过大量研究，有的还对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产生过直接影响，这些人与中国启蒙思想家之间的比较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视角。而这些方面，现有的研究显然还不够。

第五，如何回应当代社会挑战有待加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与道德进步及其互动成为当代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当物质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层次，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人文危机，对道德功能的探讨以及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已经变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人的现代化与道德进步在今日已经成为文化界、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而且这些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作了颇有理论意义的探索，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当代人的现代化及其道德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传统意识形态近代化过程的延续和发展。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横向探讨应该如何完善的问题，也离不开纵向的历史总结。可以说，时代发展对研究中国近代人的现代化及其道德素质的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回应伦理道德无用论，现有论著虽有所涉及，但还缺乏系统的论证。清末民初时人在此方面已有诸多争论，深入剖析其内涵，不难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

本书以中国近代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机为背景，对近代“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框架结构、国民性改造、逻辑进路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书正文分五章，各章的安排如下：

第一章，“新民”思想的历史依据与理论基础。“新民”思想源于社会危机下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反思。当西方列强纷纷染指中国，昔日的东方大国雄风不再，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之时，洋务派、维新派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救亡图存下从器物变革到制度变革的艰难探索。然而，他们的努力在残酷现实的打击下均宣告失败。在痛定思痛之后，近代思想家们终于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关键，不在形而下之用，而在其形而上之体，不着眼于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实现具有根本意义的人的变革，任何的努力都将徒劳无功。因而，作为人的近代化之取向的“新民”，就成为当时社会的有识之士所力图构建的理想人格。可以说，“新民”在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而且自其出现之日起，就有着明确的伦理内涵，也正是它奠定了近代“新民”的伦理基调。正是围绕着“新民”的构建，才形成了近代轰轰烈烈的“新民”思想。而任何一种思想，势必要有其理论基础，“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作为其世界观基础的进化论和作为其价值观基础的近代功利主义。进化论实现了国人思想观念的革命，其在把人与天地万物同样置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宇宙进化论规律之下，在剥去人的道德外衣的同时，也使人们懂得：要想在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上存活，只有实现自强，自强才能保种，于个人、于国家皆是如此。而融中西功利主义于一炉的近代功利主义，则实现了国家价值观念的革命，它在使个体合理欲望的满足进一步合法化的同时，肯定了对功利的追求，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实现以利群为宗旨的群己利益的统一。这样，个体的自由、权利等价值观念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中国近代“新民”思想研究绪论/0第二章，“新民”思想的理论架构。“新民”思想由严复首倡。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试图从力、智、德的三重维度对国民的身体和精神进行重塑，从而开启了近代感性生命、近代理性精神和近代伦理精神的重建历程。就“鼓民力”的提出来说，无疑是对传统文化崇文尚礼的阴柔特质的否定。严复及其后的近代思想家们在对传统文化造成民力衰微的症结进行揭示的同时，力图培养起国人的尚武尚力精神，并将其视为是感性生命重建的根基。为此，他们不仅对本民族的尚武传统予以充分挖掘，而且也充分吸收他国尚武传统，并以此作为尚武精神培养的思想资源。“开民智”所倡导的“智高于仁”的理念，则是对传统文化中“仁智合一”“以仁统智”的仁智关系的颠覆。理性第一次摆脱了道德的束缚，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且高于“德”的地位。新的仁智关系的确立为近代理性精神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逻辑精神与理性自由的重建。而“新民德”即近代伦理精神的重建，则是以自由为根基，以利群之德为主要内容，以国民意识为其灵魂的重建过程。

第三章，“新民”思想的现实选择。作为对近代感性生命、理性精神和伦理精神重建的“新民”思想，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鉴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新民”思想势必要选择一个现实基点作为突破口，这样，改造国民性，无疑成为“新民”思想的现实选择。对国民性的改造是建立在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的。近代思想家以其犀利的语言和深刻的自我剖析精神，对国民的奴性和群体意识的缺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中包含着对个体权利与尊严缺失的关注，以及对国家这个最大国群的关注。在思想家们看来，国家的贫弱，正是由于缺乏权利意识与群体意识造成的。这样，他们就开始了对权利意识与公德意识的培养和塑造过程，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中权利观念的挖掘来为其提供可供利用的思想资源，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新界定公私关系，并最终把“私”导向“公”。同时，他们还力图通过道德革命来塑造公德意识，以此来实现对国民性的改造。

第四章，“新民”思想的逻辑进路。应该说，戊戌维新时期的“新民”，始终是在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之新民，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使得自由、权利等价值观念只是达至国家富强的手段，并没有成为目的。而到“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思想家们的视野在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动中得到空前的拓展。正是基于此，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人的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开始呈现为一种双向影响与双向互动的关系。这时，被国家遮蔽的个体开始逐渐解脱出来，个体的自由、权利开始得到彰显。而自由和权利，无疑凸显了个体的人的存在，使得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臣民，而是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个体之新民，而新青年无疑成为个体之新民典范。

第五章，“新民”思想的发展。应该说，通过追溯毛泽东在“新民”思想上的心路历程，可以进一步理解其从“五四”到当代的发展。“五四”前后，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毛泽东就已经将“变化民质”视为是大本大源，并将精神自我的形成视为“变化民质”的基础。由此，他采取了教育新民、新民学会等一系列措施作为改造“新民”的途径，力图实现对精神自我的塑造。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把造就共产主义新人作为精神改造的目标，由此提出了塑造“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全面发展的新人的号召，并力图通过“文化革命”来彻底实现对人的精神改造。但由于其过于强调精神而忽视对人的个体合理欲望的肯定，最终这种“文化革命”沦为一场文化的浩劫。而邓小平则在肯定人性，肯定人所具有的合理欲望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在充分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四有”人才的培养目标。在物质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的当下社会，人们越来越丧失了自己精神的存在，他们试图通过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需要来满足自己为他人所承认的需要，因而，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当代公民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此，公民、公共精神以及公民社会无疑成了“新民”思想在当代语境中的主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