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楚辞学与翻译

战国中晚期，一种比《诗经》作品更有个性、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结构宏伟、句式新颖灵活的新型诗体出现了，这就是产生于南方长江流域楚地的“楚辞”。屈原是楚辞的奠基者和代表作家，是楚辞体诗歌的创始人。屈原曾被誉为“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我国第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以他的作品为主的楚辞是高度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艺术珍品，它给我国2000年的文学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哺育了许多作家，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屈原生当战国后期，曾经“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以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身处时代漩涡之中，其思想和作品自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他的作品以其悲壮激越的情感和独立不羁的人格力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因此，从诗歌文化学的角度切入楚辞发生学、楚辞人类学和楚辞美学等的解析，对楚辞的翻译及其研究应是可取的方法论视角和致思途径。

2.3.1 楚辞发生学

楚辞植根于南方楚文化。楚人本是从中原移居“蛮夷”的，楚国文化更多地继承了夏商巫鬼文化，只是这种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而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而因壤地相接和连年战争，更加快了楚与中原的民族文化融合，中原文化不断地向楚南流。因此，楚文化也是受南方文化影响的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质，南方文化为文。地理上越靠南，其文化就与中原文化越有区别，越具有地方色彩。战国末期至秦汉，随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楚文化和各地文化融合为一，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汉文化。

谈论屈原楚辞的文化精神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但论者所谈，多为屈骚中的楚文化精神，谈楚文化精神，又多是谈楚辞与原始宗教。其实，应当拓宽视野，屈骚文化精神中既包含楚文化精神，也包含北方文化精神；既涉及宗教、民俗，也须谈政治、伦理、哲学和诗学。只有全方位、多学科地解读屈骚文本，才能显现作为南方文化交流产物的楚辞的本来面目，并进而向世界深度译介中华文化与文学的宝典之一的这一艺术精品。

2.3.1.1 文学的地域性。中国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客观事实。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有四：分布格局；分布重心；分布成因；分布规律。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目的在于考察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生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进而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如周秦时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今山东、河南和湖北三省，即当时的鲁、邾、邹、宋、卫、郑、韩、赵、楚、吴等国。文学重心的分布是有规律可循的，如从周秦到清代，文学重心的分布大体呈现为四大节点：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和开放之域。历代的京畿地区，其版图不及全国的1%，所拥有的文学家则将近全国的10%，这一比例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四大要素：政治、经济、文化（狭义的）和地理中，最直接和最稳定的便是文化。而文体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某种文体是从某个地域产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个地域的特点。如宋词是一种具有浓郁的南方文化色彩的文体，其作者80%都是南方人。②同一种文体在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特点。因此，从文学层面来看，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于考察文学的地域性，进而考察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化层面来讲，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于了解一个地域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教育水平、人文氛围等，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屈原，正是这样一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代表性作家。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两点：一是楚辞深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二是楚辞是对南方远古文化传统的继承。显然，屈骚的译介涉及多方面的文本解读：

（1）神话气息。屈原生活在原始神话遗存较多的楚文化背景下，其作品因而含有众多的神话形象、神游境界、神话景象，这是屈骚楚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如《九歌·东君》：

暾将出兮东方，

照吾槛兮扶桑。

抚余马兮安驱，

夜晈晈兮既明。

驾龙辀兮乘雷，

戴云旗兮委蛇。

长太息兮将上，

心低徊兮顾怀。

Before my light, oh! dawns in the east，

I take a bath, oh! by Sacred Tree．

I stroke my steed, oh! with reins released；

The night brightens, oh! the day set free．

My dragon car, oh! is drawn by thunder；

My cloud-flags wave, oh! and undulate．

I sigh, go up, oh! and then look under，

My heart lingers, oh! I hesitate．

（许渊冲译）

翻译中必须有创意理解与创新表达，“扶桑”许译为Sacred Tree；而杨宪益、戴乃迭则译为Sacred Forest。显然，这涉及对中国古代神话中概念语词的解读与译语再现。在此，译者主体意向即翻译思维至关重要。

（2）巫术色彩。从商至周，荆楚地区、沅湘之间的鬼神、巫祭之风一直盛而不衰，由于巫风的盛行、熏染，楚文化常被称为“巫楚文化”。屈原的楚辞作品，不仅是巫楚文化的产物，而且是巫楚文化的重要体现。如《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

穆将愉兮上皇。

Lucky the Hour, auspicious is the Day，

When Homage to our Lord on high we pay．

（杨宪益、戴乃迭译）

恭恭敬敬（“穆”）祭祀天神，目的就是让天神快乐（“愉”）。这显然是所谓“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所用祭品则均是香草、香花、香木，这些植物意象凝聚着诗人浪漫主义的诉求，其中凝结着种种神秘情感，具有一种本来的价值取向的另一种超现实的世界。这些都是楚地传统的巫术文化的具体体现。

（3）艳情风采。《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纯粹是一对配偶神的相思恋歌。如《湘夫人》：

沅有芷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

观流水兮潺湲。

Yuan hath its angelicas and Lih, eupatories；

Musing on Him the Rare, I dare not speak out．

Dazed and confused, I gaze at the distance；

I see the current rapidly flush and spout．

（孙大雨译）

湖湘女儿风流多情，古今闻名。时至今日，很多湘南人亦自诩“湘妹子”，是湖南的一道风景线。杨仲义在《汉语诗歌文化学》中把楚地何以有这样的民风民俗，归结为地理气候、物质条件、文明程度及宗法制度四方面。

楚女娇艳风流，楚俗开放浪漫，这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不同点。屈原楚辞的艳情风采，正是楚文化这一特色的突出体现。上段许渊冲则翻译得感情激越：

White clover grove, oh! beside the creek；

I long for you, oh! but dare not speak，

I gaze afar, oh! my beloved one，

I only see, oh! rippling water run．

原文“沅”、“澧”的地域特色不见了，只有激情的自我表白。可见翻译思维与译语措辞之间的错位会导致不同的文本物化。

（4）楚狂性情。狂人精神是楚人的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如《国殇》：

操吴戈兮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

矢交坠兮士争先。

Warriors wielding Wuh tridents fierce

Are with rhinoceros hide armoured；

Chariots'axle-barrels clash one another；

Daggers and swords are stabbed, heads severed；

Pennons and streamers the sky cover；

Enemy hosts the sun shade like clouds；

Arrows and darts fly like hail to pierce；

Men on both sides attack in massed crowds．

（孙大雨译）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

They are indeed courageous, oh! are ready to fight，

And steadfast to the end, oh! undaunted by armed might，

Their spirit is deathless, oh! although their blood was shed；

Captains among the ghosts, oh! heroes among the dead!

（许渊冲译）

除了楚狂性情、斗争精神外，屈原浓烈的爱楚情结也是楚人性情的体现，这在许多篇什中可见。

（5）艺术方法。就楚辞的艺术特征，人们已达成共识，一是虚幻色彩，二是象征手法。而这两大特点是楚文化使然。如《离骚》：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From magnolia I drink the dew, oh!

And feed on aster petals frail．

（许渊冲译）

可以说，在意境的创造方面，译语的再现离不开创意解读与表现。凡此，“发愤以抒情”的诗歌主张应是我们理解屈原诗歌文本的基点，他在《惜诵》中指出：

惜诵以致愍兮，

发愤以抒情。

I make my plaint and tell my grief, oh!

I vent my wrath to seek relief．

（许渊冲译）

屈原第一次明确提出“发愤抒情”，并将其贯彻于自己的创作实践，这是他的伟大高明之处。但是，我国汉语诗歌以抒情为基本特征的美学传统是由《诗经》首先创造与奠定的。屈原的高明与伟大是建立在《诗经》根基之上的，是对先秦时代已经形成的发愤著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北方文化精神在楚辞中的传承与发展。但是，不同层次的地域文化与修辞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屈原文本翻译所必须烛照的。陈炯即指出，地域文化使汉语修辞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地域文化对文学语言体式、风格产生影响；地域文化对作家个人语言风格产生影响。

2.3.2 楚辞美学与翻译

2.3.2.1 诗骚美学：原型美学。《诗》《骚》美学之所以被中国文人所接受，并代代相传，其更深原因何在？吴功正指出，《诗经》所提供的是现实性感受。从感受方式上看，是心境、情绪的领略；从感受内容上看，是天人合一一经化合后的宁静、幽美与和谐的氛围。可以说，《诗经》为中国美学提供了感受方式、感受内容的基型。《诗经》是群体生活的审美对象化，而真正具有个体艺术生命的屈骚的出现才算完成了审美向个体的演化历程。屈骚用审美抒情主人翁形象塑造了个体人格美的典型范本。

屈原心理冲撞流程显示了内涵的深刻，也显示了独特的悱恻型美态，这为中国文学审美提供了恒常性心态模式。屈原的痛苦是反复冲撞心理形成的，完整地描述了否定之否定的心理航程，最终以“从彭咸之所居”对人生、人格、理想悲剧作了“谢幕”。就中铸造了屈原两个层面的生命形态：①痴愚精神。在经磨历劫中他依然坚持地表示：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The Way was long, and wrapped in Gloom did seem，

As I urged on to seek my vanished Dream．

（杨宪益、戴乃迭译）

首字母大写的概念语词，显示译者对原文的独特理解，译语再现中亦显示译者别具的处理方式。“漫漫”译为long, and wrappedin Gloom；求索句增译了vanished Dream，可谓匠心独运。在此，突出了屈子的痴愚精神，这种精神显示了坚挚、执著的表现特征，其精神的完成是靠人格修炼——内修（self-cultivation）来实现的。②怨愤意识。屈骚以高频率显示出内心的怨愤。司马迁说得准确，切近于屈原的审美心理和社会心理：

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杨宪益、戴乃迭译）

哀见君而不再得。（《哀郢》）

My prince is not, I deplore．

哀吾生之无乐兮。（《涉江》）

About myjoyless life I groan, oh!

（许渊冲译）

杨、戴译未译出“哀”是为了与上行衔接：长太息以掩涕兮（Long did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这无可厚非。许译“哀”，分别选用了deplore和groan，力图多状地描摹诗人痛苦而怨愤的心态。可以说，这种怨愤美，是最早的中国文学审美的人格情绪化和对象化。在此，我们可以在深层次上看出屈骚精神中的心理积淀。它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永不衰竭的民瘼关注、悲士不遇和忧生之嗟的传统主题精神。《诗》与《骚》是相关联的，其交切点是原型心理美学的积淀。研究中国诗美学，必须溯其原初积淀层。《诗》美学经过文人化阐释和定向化，整合为个体的审美精神；《骚》美学则直接渗入个体审美中，于是二元归于一元。几千年的中国诗美学都未脱离这最初的审美精神和审美范式，并进而成为跨文化和美学阶段的恒常模态。

2.3.2.2 屈原的美学思想。屈原没有留下议论性的文字，但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且具有极高的美学理论价值。屈原在诗中表达了一种崭新的美学见解，这种见解在中国美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2.3.2.3 人格美。注重人格美是儒家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屈原虽不是儒家，但亦注重人格美（beauty ofpersonality）。《离骚》中写道：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So, I am well endowed with inner virtues diverse，

Added to furthermore by nature brave and daedal．

（孙大雨译）

“内美”与“修能”是屈原君子人格的两个重要方面。许渊冲则译为beauty inside与style ornate，可以见出不同的译者主体对原文本的不同理解与歧义表达。作为屈原君子人格美内核的不只是忠、信、义，还有如下三种精神：①坚守正义：“虽九死其犹未悔”; ②探求真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③坚定操守：“举世皆浊我独清”。屈原君子人格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鲜明的是非感，有别于儒家的君子人格，但与儒家的君子人格不构成对立而构成互补。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奉行的君子人格在实质上是儒家人格与屈子人格的综合。显然，凸显人格美必须从翻译修辞上进行审度。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抒情诗人，明确标榜诗要抒情是其对美学的一大贡献。《惜颂》：

惜颂以致愍兮，

发奋以抒情。

I make my plaint and tell my grief, oh!

I vent my wrath to seek relief．

屈骚之情的突出特点是在“愤”。其长歌抒愤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如：

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民心。

杨、戴译为：

I marvel at the Folly of the King，

So heedless of the People's Suffering．

许渊冲则译为：

The Sacred One neglects his duty, oh!

He will not look into my heart．

“民心”，杨、戴译为People's Suffering，许译则为my heart。显然，译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后者强调诗人主体，所指与能指之间不易定指。另如《卜居》：

世溷浊而不清：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In this vile World we live beneath a Blight．

Fluffis thought heavy, metal Weights thought light．

Bronze Instruments ofOld are cast away，

On earthen Vessels now their Tunes they play．

Now Slanderers are loved, good men despised．

（杨宪益、载乃迭译）

显然，译文也饱涨着愤然的激情，有一种流泻舒泄之美。此后，屈原的“发奋以抒情”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为后世文人所继承与发展。刘勰曾对屈骚的浪漫诗风做过精辟的分析，他在肯定屈骚“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后，着重从艺术风格上指出，其最大的特点是诗中充满了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与此相应，屈骚文辞华美，“惊采艳绝”，由此构成中国式浪漫主义的最高典范。论者指出：对中华美学影响最大的，在理论上是儒道两家，在文艺上则是《诗经》与《楚辞》。

2.3.2.4 文体意义上的楚辞。文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美学论题，这在翻译修辞学上亦应既有宏观语篇拟构意义，也具有实践翻译操作指导作用。宋倪工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文体作为一美学论题，贯穿于整部文学批评史。

对文体的界定，学术界众说纷纭。英语中的style，既指语言或文字的样式，又指语言或文字的风格，甚至对拼写和标点符号等写作格式的要求也称为style。此外，与其相近的词还有：mode（中译：方式、样式、程式、风气等）, genre（中译：体裁、流派、风格、类别、类型等）, class也有文体的含义，有译者译为文体群类（威斯坦因（Weinstein）:《文学体裁研究》）。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不断发展，人们不仅注意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对文风产生制约作用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愈益受到重视，且将其作为划分文体的重要尺度。《尚书·毕命》称：“辞尚体要。”译语修辞不可不注重之。

萧统虽不排除应用性文字，但依然将诗、骚、辞、赋作为文章的主体。显然，文体分类学与修辞学是密切相关的，在楚辞的翻译中应注重“楚辞体”之体与文体范畴中的体裁与风格。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称“屈原创造了楚辞这种文体，在中国诗歌史上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革新”，从其创作成就及影响来看，无疑是公允之论。如有人将楚辞看作是“兮”字入句的作品。显然，古汉语方言学的某些论说可对楚辞今译与外译提供某些参考依据。如许渊冲大多将“兮”字译为lo！这在他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译作方式，而其他译者则往往不译，而采取其他变相的处置方式。

前已述及，黄伯恩曾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地、楚物可说是物质文化景观，楚声、楚语可说是非物质文化景观。作品的地域特色亦属于风格范畴，而“楚辞体”之整体应是就风格而言的，对翻译而言，风格的翻译是翻译的最高层次。显然，在翻译中，对“兮”字的深度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与《诗经》相比，楚辞作品多为长句，并大量使用“兮”字语吻词，几乎成了楚辞最明显的标志。在现存楚辞作品中，除《天问》《招魂》（《招魂》主要用楚方言“些”作为禁咒语吻词）以外，均广泛地使用“兮”字，而且有多种位置和意义。有置于句中的，有置于上下句之间的，有置于句末的。在楚辞中，“兮”字既起着表情作用，又起着调整节奏的功能。林庚认为“兮”字实际上起着句读的作用，褚斌杰认为这一意见是颇值得重视的。闻一多曾归纳出“兮”字在《九歌》中的多种用法和性质，认为它有“之”字意、有“以”字意、有“而”字意、有“然”字意、有“于”字意，等等。这可作为楚辞英译、鉴赏与评阅的参考。而这些屈原的创造，是楚辞所独有的。但屈原楚辞作品的这一特征，仍然是有所承袭和取鉴的，那就是流传楚地的民歌。

简言之，楚辞属于屈原的创造，是诗人汲取民间文学的滋养加以创造性提高的结果。楚辞的产生，在我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翻译修辞美学的结合及相关理论成果的互融互用可使楚辞的译介日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