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诗经学与翻译

没有翻译，不同文化之间就无法交流，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的智慧就不可能为全世界共享，人类文明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灿烂。经典文学文本则更是如此，不经由翻译，就不可能进行跨文化传布。《诗经》与《楚辞》是两个样本，它们在向异域、异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着总领全篇的作用。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并有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形式、美学理想和发展道路。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我国经学赖以生成的文化元典之一。接着，在南方楚地又“奇文郁起”（刘勰语），出现了伟大诗人屈原及其所创造的新诗体“楚辞”。它们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地文化的辉煌结晶，各以其不同的思想、卓越的艺术成就和鲜明的特色，成为我国诗歌的两大典范、两面旗帜。故中国文学往往“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 “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后世诗人，或主要受《诗经》的影响，或主要受《楚辞》的影响，使诗歌创作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进，因此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诗”、“骚”传统，亦称“风”、“骚”传统。

2.2.1 诗经学述略

诗经学，是研究《诗经》文本、语言、义理、艺术及基本问题，以及诗经学发展史演变的一门学术。它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学术，在20世纪初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是新生的学术。前者称传统诗经学，后者称现代诗经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现代诗经学既有对传统诗经学的延续，又有本质的飞跃，呈现不同的品格和内涵。它竟至形成了一门世界性学术。

《诗经》不能只看作一部诗歌集，它是中华文化的原典，具有文艺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重无可替代的价值，研究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汉语史、中国历史和文化人类学等，都必须研究《诗经》。如是，《诗经》的翻译及其研究即须有这样阔大的跨学科的视野与技法。从18世纪开始，《诗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被公认为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为三大世界古代文学杰作。《诗经》的艺术经验在国外也产生了影响，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各国的中世纪文学都深受《诗经》的影响。德国诗人歌德（Goethe）在阅读《诗经》的译文后即十分赞赏。20世纪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Pound）提倡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在50年代亲自翻译了《诗经》。

《诗经》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保存了丰富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现在，它的文献价值越来越多地为史学界所重视。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即运用《诗经》写出《中国古代的节日和歌谣》一书，开辟了《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可以说，它的影响遍及西方和东方。研究汉语的发展规律，必将大大丰富对整个人类发展规律的研究；欧美语言学家研究《诗经》的语言，其意义正在于此。

而《诗经》的文学价值、历史文献价值、语言学价值仍有待于我们继续发掘和利用。诗经学是世界性的学术，对这部文化遗产的共同研究，也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2.2.1.1 诗与史。有论者指出，对诗歌的研究，可从诗歌题材、诗歌形式、诗歌艺术和诗歌文献等方面切入。纵观20世纪以来对先秦迄至后世的诗歌研究，如作家研究、作品整理研究、断代诗歌史研究、诗歌艺术史研究、诗歌艺术研究、诗歌文化美学研究等，无疑是重要的方面。其中，诗与史的关系及诗歌文化美学两方面尤其值得翻译学关注，中国古代诗歌的外译无疑应关注诗歌的文化史价值和文学美学价值。

日本学者家井真指出：《风》、《雅》、《颂》诸篇均受益于圣人之教。《诗经》作为古代诗集，《荀子·儒效篇》最早从经学角度予以认同。在研究《诗经》时，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原意和作为经学经典的《诗经》，即经学范畴内的《诗经》学，它们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必须加以严格区分。显然，这种有异于中国大陆诗经学界定的“他者”（Otherness）的眼光，对于我们的诗经学研究可资借鉴。易言之，学术史研究分途为经学和文学的两大研究取向可使我们对于诗与史的关系产生一种别具的学术视野。无疑，这对于我们在对《诗经》文本的翻译解读与修辞再现方面提供方法论的支撑。

2.2.1.2 “诗史”说的理论意义。“诗史”一词从晚唐《本事诗》开始，正式成为文学批评概念，后经宋、元、明、清各代不断增衍，其内涵可达17种之多。纵观历代的“诗史”说，其间贯彻一个基本的核心精神：强调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描写。汉《毛诗序》指出：“是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白居易则说诗歌背后的事“核而实”，即强调诗歌记录事件的真实性。可见，“诗史”说也促使将诗歌创作简单视为史料记录的观点。由此，不仅在理论上诗歌已成为历史的史料，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很多诗人写作诗歌的目的就是记载历史。

但是，强调诗歌记载外在世界的论说，并不代表“诗史”说发展的唯一方向。历代的“诗史”说也一直强调诗歌在记载现实时要重视诗歌的文学性（literariness）。明代诗论家杨慎、徐学夷、王夫之等希望通过抑扬讽刺、比兴、美刺等写作手段来记载现实，从而可以保持诗歌含蓄蕴藉、委婉甚至情事合一的美感。历代“诗史”论述尤其重视诗歌中“情”的作用。这种倾向到明代更为明显。杨慎认为诗歌要“道性情”；王世贞则认为，被称为“诗史”的诗歌在创作上均使用“赋”:“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可见，它们的“诗史”说的重点不在诗歌是否反映现实，而在如何反映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强调比兴、美刺等创作手法，保持诗歌抒情的美学特征。

陈世骧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学拥有一个“抒情传统”，认为抒情传统起于《诗经》，因为《诗经》是一种唱文。继之，“情”的内容不仅包括个人的层面，也包括社会的层面。于此，可以进一步说，以《诗经》、《楚辞》为基础的中国诗歌传统，使诗人在创作时，往往将个人的情感和家国的记忆交杂在一起。

经过不断争论，诗歌要在保持抒情美学特征的基础上记载现实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种观念由于同时满足抒情传统和诗歌模仿现实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其后逐渐形成了一套“诗史互证”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陈寅恪的发挥，其影响一直到现在。显然，《诗经》的原文解读与译文重构需有此种方法论的资鉴。解读应置于研究的框架之中。

2.2.1.3 《诗经》研究。有论者指出，20世纪《诗经》研究史是一部世纪学术史的缩影。20世纪《诗经》学研究可分为四期：1949年以前，以《古史辨》派的出现为界，分为前后二期；1949年～“文革”为一期；拨乱反正之后又是一期。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诗经》学研究基本上处于今古文经学的影响之下，可视为清代《诗经》学的延续；《古史辨》派的出现是对传统经学方法的彻底否定，更是对现代《诗经》学的开创，后经闻一多、朱自清等的努力，现代《诗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大体建立。80年代以来，其研究呈多元化态势，突出表现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偏差进行反思与清理，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力求深化，而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更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潮流。

与中国古典散文相比，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中更受重视，相关译作和论著在数量上不仅超过散文类，且多于小说类和戏剧类。这些译作和论著多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人及其作品，而不是将这些作品混同于哲学、史学或宗教文献以致泯灭其特性。中国古典诗歌传入英语世界的时间可追溯至16世纪末，18世纪有法国人Du Halde编著的《中国通志》英译而使其中所含的《诗经》等汉译译文为英语世界读者所接受，当属可信之事。《诗经》译本甚多，其中韦利（Waley）的译文公认是准确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原诗的魅力。他视《诗经》为纯文学，这一看法对后人颇有影响。国内译本则有杨宪益《诗经选》（1983）和许渊冲《诗经》（1993）等。

《诗经》研究与翻译几乎是同步的。由于西方中国学家和海内外华人学者的共同努力，有关中国诗歌的英语译、论层出不穷，中国诗歌批评成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其中，欧美的《诗经》学研究尤其值得关注。

对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肇始于欧洲汉学家对《诗经》学的翻译。其中，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最具影响的是成于欧洲、以英文发表的三部著作：理雅各（James Legge）研究、翻译和进行文学注释的《诗经》（1871）；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译本；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译本。直到今天，这三部著作依然是不断被引用的《诗经》英译本。其后，庞德（Pound）的自由体诗式英译本也无法取代它们的地位。理雅各和高本汉的著作仍然作为关于《诗经》语文学和史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它们接触《诗经》主要是从经学的角度来处理《诗经》的，特别是高本汉的翻译完全忽略了诗歌美感，而韦利尽管在语文学和人类学方面具备无可置疑的学术水准，但却把《诗经》作为现代读者能研究且能欣赏的古代诗歌来对待。

除了这些翻译之外，《诗经》研究也历来是北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如海陶玮（Hightower）发表的关于《韩诗外传》和《三家诗》的权威论著，至今仍无人能超越。另研究与《诗经》有关的古代文学思想的论著也开始引人注目。北美的《诗经》研究大体扬弃了更加技术性的方法论，新近的研究成果常着力于阐释学的专门问题、文本的早期接受以及出土文献中出现的《诗经》片段而带来的特定问题。融通中外古今，运用诠释学相关理论框架与论说，应是《诗经》翻译与研究可取的方法论立场。

2.2.2 《诗经》的文学阐释与翻译

2.2.2.1 经学阐释与文学阐释。《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我国经学赖以生成的文化元典之一。自其创作问世以来，就承担着重要的文化角色，对其评论也随即展开，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诗经》阐释史。但研究路向不外是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两方面。

《诗经》的经学阐释是以经学的立场、目的和原理对《诗经》文本所作的审视、解读和评说。汉至近代以前历代《诗经》阐释的主体是经学阐释，其特点是忽略诗中的情感审美和表现形式，不太注重《诗经》的文本意义及整体把握。《诗经》的文学价值是指从诗歌本位的立场和审美观点对其情感特质、表现手法及对后世诗歌的艺术原型作用予以揭示、评论和诉诸情感的欣赏。至汉代，文学的概念已涵盖经学。汪祚民认为：作为从情感审美角度切入的《诗经》文学研究自应包括两个层面：《诗经》的文学阐释和《诗经》的文学阐释史。而《诗经》文学阐释在经学阐释占主流的清代以前，一直处于零散、边缘的状态。他进一步指出，不同时代的阐释者都是以当代的审美视野对它进行自我阐释以显示其当代性。如《小雅·采薇》：

昔日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

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

（许渊冲译）

杨宪益、戴乃迭则译为：

When we left home

The willows were softly swaying；

Now as we turn back

Snow flakes fly．

此段在东晋以前，并没有称誉。东晋谢玄独具慧眼，激赏不已，视之为《毛诗》中最佳的句子。然而，以上两种译文却差异甚大。许译“依依”为shed tear，为与上行押韵（tear/here），而拟构为主体色彩较强的诗行；杨、戴则译为softly swaying，近是。但据《诗经全译》（袁愈嫈译，唐莫尧注释）下注为：“[依依]茂盛貌。马瑞辰《通释》：依依，犹殷殷。依、殷古同声。”可见，对《诗经》文本采取何种解读与修辞策略是其关键所在。在此，诗学与诗歌美学的方法十分重要，它直接关系译文的物化形态，其聚焦则在审美再现。

显然，在21世纪，《诗经》研究需要在语言、文字、韵律、文献、文化、历史等方面继续推进，但《诗经》文学本位的研究阐释有待加强，而翻译则更需要吸纳各项研究成果，使译文日臻完善。

2.2.2.2 《诗经》的艺术形态。有论者指出：功利主义的诗的自觉、个体诗人的出现和艺术美的主动追求，《诗经》创作的这三大特征划开了它与原始诗歌的时代界域，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脱离了原始自发的阶段而开始飞快发展，从而成为后代中华民族诗歌创作的艺术典范。

《诗经》的主体是抒情诗，其产生标志着中国抒情诗艺术逐渐发展成熟。

首先，抒情诗中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如：①通过事件的简要叙述或抓住人物活动的典型场景描述塑造人物；②通过简单的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如《卫风·硕人》：

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

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Her delicate fingers tender as grass，

Her skin white and smooth as lard，

Her neck long and soft as a longicorn's larva，

Her teeth even and white as melon seeds，

Her head full and square, her brows long and curved，

Sweet smile dimpling the corners of her mouth，

Her pretty eyes, the black and white clearly defined．

（杨宪益、戴乃迭译）

写庄姜容貌，由静态的面容写到动态的顾盼，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历来被人们所称道，公认为是描写人物形象的传神之笔。杨、戴译几乎也是用译语作简单的勾勒。但过多地使用Her，与原文隐匿主体指称的中国古诗相比，突显两种语言措辞表达的差异，因而韵味（significance）是大不相同的。③通过朴实无华的抒情议论来塑造抒情主人公形象。

其次，《诗经》中的抒情诗不但含有丰富的文学意象，而且已经能够借助客观物象来创造艺术意境。这是《诗经》取得非凡艺术成就的第二个标志，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The reeds grow green；

Frosted dew-drops gleam．

Where was she seen？

Beyond the stream．

Upstream I go；

The way's so long．

And downstream, lo!

She's there among．

（许渊冲译）

《蒹葭》是一首怀人之作。它之具有艺术境界，在于它把男女相恋这现实生活里受到多方限制的艰难过程融入对水的文化意象的描写之中。关于水的文化意义，有论者从文化原型的角度对其作过探讨，认为水首先限制了异性之间的随意接触，在这一点上它服从于礼义的需要和目的，从而获得与礼义相同的象征意味；其次，也因为水的禁忌作用，水也成为人们寄托相思之情的地方。译诗变形的诗律，可见出译者所具有的诗心。可以说，《蒹葭》这样的诗代表了《诗经》抒情艺术的最高成就。

《诗经》抒情诗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和艺术意境的创造是与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分不开的。提起《诗经》的艺术技巧，人们往往从赋（narration）、比（analogy）、兴（association）谈起。

2.2.2.3 《诗经》六义说。《周礼·春官·大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是关于“六诗”、“六义”的最早记载。从东周以来，历代学者对与六义、六诗有关问题相继展开讨论，可归纳为六个问题：六义与六诗相同论、赋比兴诗存亡论、六义两分论、风雅颂总论、赋比兴总论、正变说（含美刺说）。从区别六诗与六义概念及其间的沿革，可给予我们对诗文本的解读，从而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把文体与修辞手法相区别，并进而用以解析与重构译语文本而有所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相关的研究与发现及其成果亦应加以吸纳与借鉴。

2.2.2.4 《韩诗外传》与《孔子诗论》。2000年8月21日《光明日报》在《上海新发现〈孔子诗论〉战国竹简》一文中报道称，该竹简31枚，记载了孔子关于诗的论述，“因没有书名，上海博物馆将其定名为《竹书孔子诗论》”，于2001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者指出，《竹书孔子诗论》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学专著，认为它是汉代四家诗的先驱。特别是其关于诗歌性情与礼义关系的论述，触及中国诗论的核心问题，对中国封建时代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所代表的是战国南楚的《诗》学成就，与北方以孟子《诗》学为代表（其特点是以史说《诗》、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相映成趣，它在说诗方法、分类概括题旨、建立说《诗》理论模式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诗经》翻译论对此应加以关注，尤其是在它的理论创新方面。论者指出，《竹书孔子诗论》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说《诗》方法上，竹书由此前的断章取义、借此论彼而回归到《诗三百》本身，根据作品内容总结诗歌主旨，这种新的说《诗》方法为汉代四家诗开辟了先路；二是竹书第一次对《颂》、《大雅》、《小雅》、《国风》四类诗的大旨进行了概括，这对于《诗三百》研究从零散的说诗走向体系化具有重大意义，而说《诗》体系化又是建立《诗》教理论体系的基础；三是竹书一方面以子思学派性情学说论《诗》，另一方面又提倡用礼义对诗歌性情进行规范，初步体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论倾向。可以说，《竹书孔子诗论》堪称一部具有巨大理论价值的发轫之作，中国的《诗》学研究就是从它开始的。其作者之所以能够在说《诗》方法上做出重大创新，应该说是与《诗三百》从政治宗教礼仪经典演变为案头文本有关。真正的艺术与生命同源，生命受到感动之时，也就是“性”躁动之时，“性”的感动，即为诗乐艺术萌发的契机。如何复现《诗经》抒情文本的艺术情性，这是译语修辞的聚焦点。论者指出从“诗言志”到诗言“民性”，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认识，与《韩诗外传》的论说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考察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除泛论经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外，更应重视经学典籍自身的文学价值。《韩诗外传》就是这样一部文学性鲜明的经学著作。该书是韩婴作为经师讲解《诗经》时的传授记录，保存了当时经师讲经的内容，作为汉初《诗经》传授的研究资料，其研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要清理荀子之后毛诗之前这一段《诗经》传授的学术空白，《韩诗外传》是目前可见的最为完整、可靠的研究资料。总而言之，这是一部以经学著作出现的文学作品。

《韩诗外传》在海外的翻译及传播先于许多汉代著作。美国学者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于1952年出版了《韩诗外传》的英译本（Han Shih Wai Chuan: Han Ying'sIllustrations of the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这是唯一的英译本。在“序言”中，译者对《韩诗外传》作了全面的评价和介绍，是国外汉学界《韩诗外传》的重要著作。王硕民指出，“大”的美学意义和“中”的哲学思维是韩婴史学观念的基础。对《韩诗外传》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发轫于海外，而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其所作的文学研究也日益增多。于淑娟指出：《韩诗外传》吸收并发展了它之前儒家诸子的解读传统。由《论语》《孔子诗论》《孟子》《荀子》至《韩诗外传》，这是一个儒家《诗经》传授逐渐走向经典化的过程。由之，《诗经》走向了经典。这五部与《诗经》有关的儒家诸子著作，呈现《诗经》传授逐渐向体系化、经典化发展的轨迹。《韩诗外传》作为前经学时期（即五经被立为官学之前）的讲经文本，成书于经学初创期，因而拥有很大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广泛吸纳了先秦及当时众多思想、文化、文学成果，其创造性和自主性正与翻译思维学和翻译修辞学相契合。而近期发掘的《孔子诗论》与之构成一组对比参照文本更会给《诗经》翻译论带来某种方法论的启迪。由《孔子诗论》到《韩诗外传》，对《诗经》看法的改变，可以概括为从“诗论”到“诗用”。《孔子诗论》对《诗经》“诗无隐志”的评价切实而中肯，毫无玄虚之处，表现出对《诗经》的欣赏及研究本着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认为这是一部包含着真实情态的文学作品。由此，运用经学与文学相互融通的观点反观《诗经》英译的研究，其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操控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2.2.2.5 《诗经》英译研究。杨自俭指出，研究《诗经》是翻译《诗经》的基础，也是研究《诗经》翻译的基础。此语甚确。李玉良指出，应该采取广泛的研究视野和多种研究途径，从历史文化，包括从文学、语言、哲学、宗教、民俗、历史、社会等多个角度去考察，才能发掘出隐藏在《诗经》翻译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各种翻译现象的成因。如此，才有望对《诗经》翻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理解和阐发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生成的《诗经》译本的各种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从研究类型角度看，可分为：①译本版本研究；②译者研究；③方法研究；④译本比较研究（如理雅各的翻译遵从汉宋经学传统、韦利译本探讨人性的共同点、高本汉译本是语文学考据型翻译）; ⑤综合研究。而《诗经》翻译研究的方法问题也由此凸显。总体而言，《诗经》学研究、《诗经》翻译史和翻译文本研究构成一个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具体而言，则涉及：①《诗经》研究与《诗经》翻译历史文化语境研究；②《诗经》翻译文本研究；③翻译现象描述；④采用交叉学科的方法进行多元研究。如对理雅各译本可进行经学、宗教学观照；对韦利译本主要进行汉学和文化人类学观照；对许渊冲、汪榕培译本则主要从文学角度进行分析。此论颇具启示意义。

总之，《诗经》翻译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需使用包括历史学、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文学、汉学等学科在内的交叉学科的方法，对《诗经》各译本作立体观照，在这方面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