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比较诗学与翻译

2.1 概述

翻译是两种语言文本言语的对应转换，转达的是文本信息，转换的是语言形式。翻译的方式有口译与笔译，涉及有声语言和有形语言。有声语言（audible language）即口说语言（spoken language），其特点是具有“当面性”；有形语言（visible language）即书面语言（written language），其特点是具有超时空性。人类的任何一种“成熟语言”都具有两个互相平行且互相对应的物质载体，即具有有声语言和有形语言，共同承载着语言的信息内容，亦即具有两种信息通道：口耳通道与手眼通道。译者为应对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对口译与笔译进行比较是必要的。但翻译学涉及更深层次的比较，因为语言是知识的编码系统，而文本知识面是无远弗届、无所不包的，故文本的解读既涉及编码—解码—再编码的形式，更涉及其内容，所以对语言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水平上，而应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需要的高度上更深刻地认识和研究语言，襄助于“知识工程”的发展，如此才能向最优化的翻译质量迈进。而只有从认知的角度切入，并运用比较的方法，才能得到对语言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表述知识的编码系统。人类认识世界所取得的认知成果就是知识，知识的表示（representation）和叙述（narration）的方式就是必须把知识编成有物质载体的代码形式的符号系统。于是，语言的最简明的定义应为：语言是知识的编码系统。而世界涉及客观世界—认知世界—语言世界。人类通过认知客观世界并对其加以表述；其表述的方式有真实的和虚拟的，于是有真实文本与拟实文本的产生。真实文本涉及日常界和科学界的知识；虚拟文本则描述可能世界的灿烂景观，应是诗性创造的。换句话说，它是诗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是人类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无疑，翻译必将面对诗性文本翻译这一重要侧面。因此，比较学——比较诗学是翻译学所必须加以直面的。

2.1.1 比较学——比较诗学

2.1.1.1 大体系的整体观照。翻译的前提是对比分析，然后才可言及理解与再表达，而对比应在整体观的投射域内。大体系对应于大系统理论（theory of big system），是研究大系统的自动控制和实现整体最优化的理论，它是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思维系统和人文系统的综合。西方文论家卢卡契（Lukacs,1885～1971）即持有整体性（Totality）的观点，他反对不从总体辩证法出发研究文学的四种方法；其总体性总与动态现实相关联。本雅明（Benjamin,1892～1940）则认为，语言之间亲和性的基础是意味的同一性，“只有通过总体性那彼此补充的各种意向才可达到”。他将如此设想出来的语言的整体性称为纯粹的语言（pure language）。贯穿翻译的是连续的转化，不是抽象的相同性与近似性。翻译除了接受性维度之外，也具有创造性的维度。同时，他还指出作品生命持续存在的思想（afterlife ofthe original），以此来调整他关于作品以及翻译的观念。他指出，译者的使命即是“找到译文的意向，并从这一意向出发，到译文中唤起对原文的回声”。这些论说对于扩展翻译学的比较研究视野很有借鉴意义。显然，比较学涉及同异双面的比较。有论者指出：我们应将中西文论的比较学理论置于全球化语境的大体系中，以大叙事的方式，通过个案解读，以中国本土化当代文论为主导，以西方异域文论为辅从，力求做到中西并论，进行学理阐释、解读，推出公理集合论（axiomatic set theory），在宏观体系与个案解读中推向“现代性的进程”①。此论不失为一种方法论镜鉴。

比较涉及认知思维与情感思维。无疑，认知模式对语言的制约是不可忽视的。鲁川指出，思维模式与认知模式具有一致性。语境在认知模式上侧重于“整体感知、意象思维、静物为源、类比推理；英语在认知模式上侧重于细部感知、抽象思维、动态为源、形式推理”。显然，认知模式对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制约不可忽视。

由于认知模式侧重于整体感知（whole-oriented perception），说汉语者对语音的敏感单位是音节；由于认知模式侧重于细部感知（detail-oriented perception），说英语者对语音的敏感单位是音位。由于认知模式侧重于意象思维（visionary thinking），表现为汉语对客观世界有很强的相似性（iconicity）；由于认知模式侧重于抽象思维（abstract thinking），使英语是“他源性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抽象的“符号的符号”。由于认知模式侧重于静物为源（static-substance as basic），说汉语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强调物质是运动的主体，而运动只是物质的属性；由于认知模式侧重于动态为源（action as basic），英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强调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唯一形式。由于侧重于类比推理（analogic inference），汉语在造字和造词上都强调类比和类聚；由于侧重于形式推理（formal inference），英语在造词上不注意类比和类聚，而比较赞赏词汇的丰富性。认知模式导致了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特点：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特点是基元性（primitivity），英语则是丰富性。同时，认知模式导致了语言基本顺序的特点，汉语是“观察显眼性”，英语则是“评估主要性”。可见，语言研究应注意其观察视角及其功能：认知的理据性、语义的先决性、句法的限制性、韵律的和谐性和语用的实效性。这五个观察视角可形成两个剖析平面：语义平面和句法平面。此论可资参考。而语言的翻译涉及表义、表情和表美等方面，科学地再表达与艺术地再表达可以说是翻译学均需面对并加以正确处理的命题，也是文本重构的两翼。两者并不构成二元对立，而往往是交叉共存的。且语言学理论与文艺学理论也不应是二元分立的，而是二元共构与互补的，同时涉及科学逻辑思维与艺术创造思维，也涉及静态与动态观，知识与情感的储备与激发都是必备的，运转其中的是认知思维与情感思维的互动，比较诗学的相关理论对译学思维提供理论支撑就是符合学理之事了。

2.1.1.2 比较诗学。诗学一词在中西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早期翻译者用汉语的“诗学”指代Poetics，而中国传统诗学指的是限定在诗歌范围内的一种特定文类学的研究。经过翻译整理，汉语读者所获得的西方“诗学”概念大致是：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包括诗论和一般文艺理论乃至美学理论的总体概念。随着使用研究的需要，诗学亦变成中西文学理论通用的术语。《世界诗学大辞典》明确定义为：诗学指有关文学本身在抽象层面展开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以个别显现一般，诗的情感具有普遍性，因此诗比历史更真实。维柯的《新科学》也涉及诗学理论，他认为无论是诗还是哲学，都出自“诗性智慧”这一源头，认为人类的智慧有两种：诗性的智慧（poetic wisdom）和玄学的智慧（esoteric wisdom），并由此形成诗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文学则是诗性智慧最直接的产物，哲学是诗产生之后很久才出现的理性的认知方式，人类最原始的思维是“诗学”的或诗性的。易言之，“诗学”是人类特有的、有别于动物的一种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诗学的概念是指诗歌创作的技巧。清顾龙振认为诗学是为诗歌创作指示门径。显然，诗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诗学指包括诗歌等艺术在内的、显示人的生存实践或状态的一种特定方式，将诗学与诗歌理论、诗歌美学、作诗之学等同起来；狭义诗学则专指诗歌理论及实践活动，认为诗学是研究诗歌的语言、韵律、传达方式等内部因素的理论。即狭义诗学仅限于与诗有关的领域。厄尔·迈纳（Miner）认为“诗学可以定义为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他又说：“跨文化的文学理论只不过是比较诗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在概述中，我们先取广义概念义，在分节述叙时则取狭义诗学义，涉及中国文学时有赋学、诗学、词学、曲学及散文诗翻译等项。

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交叉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学科，比较诗学着力于对不同民族传统和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因而又称为比较文艺学或文论比较。比较诗学只有建立在跨文化的基础之上，才不失为一个客观的、有高度的学术研究；同时，切入具体深入的诗学基本要素的比较又是十分必要的。显然，比较诗学研究与翻译研究具有某种同构性，因为翻译学离不开比较学的方法论诉求，而翻译本身即应是诗性的或诗学的再表达，尤其需要中西方文论的整合研究并用以指导翻译实践。可以说，翻译学涉及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化学与比较美学等，与认知学和感性学都是不可割舍地联系着的。凡此，都需有东西方相互看视的国际性学术视野，而且更需要跨东西方文化的学术功力。

比较诗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透过文学现象发现其本质。寻求跨文化、跨国度的共同规律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曹顺庆认为：中西比较诗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异质文化之间如何对话、沟通、互释、互补与互证等问题。

2.1.2 大同诗学

大同诗学（common poetics）又称共同诗学、一般诗学或总体诗学等，“是一种诗学上的基本设想，即以一种共同的美学理论作为各种不同文化基础上建立的诗学的共同指向与遵循目标，以这种共同诗学作为衡量各种不同文化中的艺术的砝码，进而也是评价不同诗学体系的砝码”。共同诗学作为一种文艺目标和诗学理想被提出，是随着近代以来经济交流的日益世界化而产生的。共同诗学就相当于树的主干部分，它是理解全部对象的基本出发点。

共同诗学发端于19世纪的欧洲学者。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为建立美学的普遍性理论而提出了“人类共同感觉力”的概念，认为人类共同的心理感觉结构是审美普遍性的可靠基础。席勒、歌德均作出过相应论述。19世纪70年代，梵·第根明确地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派不满于法国学派的狭隘的“影响研究”，要求拓宽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美国学派倡导比较文学要注重“美学的沉思”，即要注重文学性的问题。这种主张以美学的视点对比较文学进行研究的概念，具有开创性意义。涉及中国蒙学教材译介亦然。如蒋风在《新编儿童文学教程》中即明确指出，更主要的应该是从这些作品的本身去检验，首先看它是否具有文学的特性，同时还要看它是否具有儿童文学的特点。否则，像我国旧时代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儿童读物，虽都是专为儿童编写的，但它们不具备文学的一般特点，就不能列入儿童文学作品之林。如《三字经》：

一而十，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万。

Units and tens, then ten and hundreds, hundreds and thousands, and then tens of thousands．

可以说，这完全是认知性知识。又如：

三纲者，君臣义，

父子亲，夫妇顺。

The three bonds are the obligation between sovereign and subjects, the love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 the harmon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亦多为说教性的。蒋风进一步指出，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仅是后者的一个种类。广义的儿童文学概念包括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简言之，儿童文学就是儿童的文学。具体来说，是指符合儿童的审美需求，以编写适合特定年龄阶段儿童心理特点的作品为主，也包括一部分虽非刻意为儿童所作，却能为小读者所理解、接受又有益于他们成长的文学艺术作品。通常所说的儿童文学是广义的儿童文学。此论可为中国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方法论及翻译操作的借鉴。认知和情感是必须烛照的两大方面。如上的翻译是散文句式的表达，很难说有语言美感的再现。在此，儿童文学除可以扩大儿童的视野，增广其知识面之外，更应注重丰富儿童的想象与情感，尤其是培养儿童对美的感受，进而提高其审美能力。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中外互译尚有很大空间，需有计划地全面展开，而方法论的指导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学派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具有一致性，比较文学的研究离不开总体文学研究，总体文学就是指诗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原则。如此，对共同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研究必然上升到诗学研究的“总体文学”高度，在比较研究中探索文学的基本规律。在这方面，刘若愚、叶维廉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1.2.1 “输出东方”与比较诗学的学科努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论经历了一场替换中的失落，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海外汉学家在开发东方文论的资源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但中国文论乃至整个东方文论对于西方世界来说都是陌生的，而东方却时时被西方所曲解，因而主动“输出东方”便成为一种合理诉求。东方诗学的持续输出，必将对世界诗学的发展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

2.1.2.2 文论贸易赤字。中西诗学在近代相遇和交汇的历史是一种进口绝对大于出口的文化贸易赤字。西方文学真正大规模的引进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晚清，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出版的1000多部新小说中，有2/3是外国翻译小说。西方文论的引进则稍晚，至五四前后才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总体而言，西方文论在中国本土的译介，至少先后经历了从五四到1949年、70年代末至今两次大的高潮。如今，文坛和学坛上充斥的基本都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和言说话语。而西方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译介和研究，主要是由汉学界和后来称为“中国研究”界的一部分人缓慢展开的，但当下还未形成引人注目的翻译与研究的学术阵势；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80年代到目前，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对中国文论的关注，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前所述，国外华人学者为中国文论在西方的较系统翻译和深度介绍用力较多，可以说是立下了筚路蓝缕的汗马功劳。

尽管中国文论西传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无法与中国对西方文论的引进相比，但这种双向的交汇和相遇，毕竟实现了资料的大量译介和积累，以及人才的造就和一定的研究经验和学术成果，而面对此后研究上不断深化的要求，进入中西诗学之间的对话和比较就成为研究者们的必然选择。在21世纪跨文化诗学研究注定成为学界关注重点的今天，重新回溯和反省这一历史进程，可以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尤其需要将我们的问题意识建立在一个更加理性和明晰的基础之上。

2.1.3 中国现代诗学与翻译

有论者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循从“影响研究”发展到“平行研究”，再推进到“阐发研究”，最终走向“比较诗学”研究这样的常规路数。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自始即把比较诗学作为一个研究重点。1949年前的优秀理论成果表明，如王国维、鲁迅、朱光潜、钱钟书等人的论著，都是以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为代表的，这正说明这一代人心目中始终所保有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他们都是大胆拿来、借鉴西学的高手，但对于传统从来也未丧失信心。认识这一点，对于作为后学者的我们，应该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其中，美学的比较和追问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路径之一。

2.1.3.1 诗与美。我国历来关于诗的不同说法竟达40种之多。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在《诗底定义（初型）试拟》中，也列举了38种不同的定义。黑格尔在《美学》中曾说过这样体贴人意的一句话：

凡是写过论诗著作的人几乎全都避免替诗下定义或说明诗之所以为诗。

张孝评则指出：我们虽不能说对这一众口纷纭的千古之谜了然于心，但起码在诗的观照方面找到了一个较之其视角更其切近，因之也就更其明晰的视角——诗的审美视角。他引用了马利丹（Maritain）的话：“美便是诗的必要关联物和任何目的以外的目的。”之后，他又引述了司马光的话：“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指出，这在当时，甚至在今天都不失为独到之论。对于翻译学而言，狭义的诗语文本的翻译固然须艺术地再现，广义的，则在非文学文本或艺术文本方面，亦须有诗意的再表达，这是无可非议的。而从诗的美感经验上区分诗与非诗，无疑是可取的。张孝评进一步把诗美分为：诗美作为主体性的逸美、诗美作为个体性的内美和作为表现性的奇美。这一分类有独到之处，翻译修辞可以参照。在这一方面，经典文本或古典研究是必须烛照的，正如德国学者维拉莫威兹（Wilamowitz）所说：古典研究的主要价值与其说是历史学的，不如说是美学的。他提醒道：以非常严格的历史方法研究诗歌和宗教将导致忽略诗歌与宗教美学意义的发生。此论确有警示意义。

2.1.3.2 现代诗学三大思潮。有论者试图依据近一个世纪中国新诗的理论与实践，构筑起一个以情为血脉、以智为骨骼、以言为肌体的现代生命诗学体系，把中国现当代诗学分为主情主义诗学、主知主义诗学和语言主义诗学三大诗学潮流进行梳理。这一理论构架对于当代译学体系建构颇有借鉴意义。因为从情、知、言三大视角切入，即构筑起情、知、言三位一体的现代诗学体系与翻译学体系的间架有同构性。翻译文本有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前者是主情的，运演其中的是情感思维；后者是主知的，运演其中的是认知思维，而语言则是富含内容的形式载体。翻译再现，不论它面对的是艺术或文学文本，还是实用文本，都有一个诗性表达与再表达的问题。前此翻译学理论的整体构架及其理论构拟是相当不足的，论古鉴今、沟通中外无疑是译学理论构建的最佳途径。首先，中国诗学对于情、志与诗歌的关系是重中之重。《尚书》的文学观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The emperor said, “K'wei, I appoint you to be Director of music, and to teach our sons, so that the straightforward may yet be mild, the gentle may yet be dignified, the strong not tyrannical, and the impetuous not arrogant.Poetry is the expression of earnest thought；singing is the prolonged utterance of that expression.The notes accompany that utterance, and they are harmonized themselves by the pitch pipes.”

（理雅各译）

这段话虽然简略，却涵盖了文学活动的全过程：它起源于人类心灵，形于言语，伴以咏诵和舞蹈，从而影响外部世界。表演者通过说诗、诵诗、唱诗、奏乐和舞蹈来传达“志”。“诗言志”说提出了文学是过程这一核心思想，即文学源于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感应，之后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这一过程，转而使天、地、人三界的各种过程达到和谐。这一核心思想为几千年来人们理解文学提供了基本的观念模式。人所周知，中国古代是情志不分的，这在概念语词的翻译方面，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

如，只需看到英语学界在翻译“诗史”一词时的不确定，便可知道准确该词内涵的不易，通常会径直用汉语拼音Shishi来指代。然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便不再用Shishi来简单指代，如：黄兆杰在翻译王夫之《姜斋诗话》时，译为Poet-historiographer；严志雄在分析钱谦益诗史理论时，将其弹性地理解为Poet-historian或Poetry-history两种不同的内涵；李惠仪则用Poetic history或poet-historian来翻译不同语境中的“诗史”一词。张辉指出，“诗史”一词的内涵虽然繁复且有变化，但其核心关注的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即诗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自然可以归属到文学理论的范畴。可见，对翻译操作而言，译者的认知域限和情感灌注是译语诗性再表达的两翼。任何文本，概莫能外。而就认识的维度区分，大体有经验、先验和超验三种。而“诗缘情”则是翻译诗学（基于比较诗学）的根本命脉所在。有学者基于诗歌及诗歌翻译的本质，从英汉两种语言文字的本体性差异入手，进行诗学、美学、译学乃至哲学层面的思考与探索，并提出：翻译——中西诗性话语交融的家园。这一构想十分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