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翻译感性学发微

1.5.1 感性学

刘东指出，鲍姆加登（Baumgarten）选择Aesthetics（美学）这个词来自一门“感性学”命名，是颇费踌躇的，原意是凭感官可以感知。它之所以被称为美学，极有可能是经由日本引进我国的西文外来语。黑格尔曾用思辨的方式描述近代感性心理中的两极对立。丑，势必在人们的感性心理中越来越独立出来，作为一个普遍的“感性学”范畴，丑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艺术流派和任何艺术内容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罗丹（Rodin）就说过：人需有勇气，丑的也需创造。最终，刘东指出：Aesthetics的科学的译语，既不应是“美学”，也不应是“丑学”，而应是“感性学”本身。另有学者认为，整合美学与丑学的思索，是克服哲学僵化的尝试，也是对人文、超人文、亚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多视角的探讨。栾栋指出，Aesthetics一词，原本就是感性学。所谓美学，是近代西方人对感性学狭义取舍后的学科定位。传统的感性学偏重审美，忽视审丑，这样的感性学只能称作片面的感性学。他进而作出总结和预期：正题：美学百年（1750～1850）；反题：丑学百年（1850～1950）；合题：感性学百年（1950～2050）。总之，不论各家论者所取角度与界说有何不同，其内容与方法都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感性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而言，其“学”以“感性”加以限定，可以使我们对翻译过程的运思作辩证的思考：感性的体验和理性的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两者的均衡合度的动态构成是取得翻译顺利进行并取得译绩的关键所在。因此，翻译感性学的学理框架构拟应是可取的目标所在。

1.5.2 情感与理性

埃里克·杜·普莱希斯（Erik du Plessis）指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描述情感的方式。吉尔伯特·赖尔（Ryle）将情感描述（而不是定义）为：情感是被描述为意识流中的振荡，其拥有者不得不去记录它。奥特莱（Ottla）和詹金斯（Jenkins,1995）则指出：科学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情感产生的必要条件就是行为就绪状态的改变。埃里克认为，笛卡尔的错误主要在于：“理性的”和“感性的”不仅不相同，而且它们在真正意义上是对立的，因此，不能将感性的回应与理性的思维相混淆。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比起反馈到产生情感的系统的树突数量来说，更多的信息是从情感区域流向理性区域。首先产生的是情感的反应，之后再把它理性化，论者称之为“后理性化”。此说尤其值得翻译思维学参考。

就对翻译主体的关切而言，前述意识流、行为就绪状态、信息流与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均是值得注意的方面。译者的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是互相生发与推助的。将“情感的”和“理性的”视为对立的笛卡尔模式，及受其影响的弗洛伊德潜意识思维和有意识的分离与对立都是应当加以扬弃的。情感，包括原文本所表达的情感及译者在翻译修辞文本再叙述所表达的情感，涉及：原作者—本文1—译者—文本2—读者。

艺术是主情的；翻译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操作，其艺术性（再现性与表现性），无疑是主情的。当然，它并不与主思的相矛盾。

西方传统中的思想家们就经常评论艺术与情感的紧密关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艺术唤醒或激起情感。晚些时候，重点从情感的唤起转移到了情感的再现上，浪漫主义则强调情感的表现。他们认为被艺术唤起，再现或表现的情感来自生活的普遍情感；同时，亦有论者认为艺术唤起一种特殊情感，即审美情感。审美情感只是一种特殊的惊奇、敬畏和（或）欢乐，它被成功创作的形式而非再现性内容所唤起，即它实际上是一种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情感，它有一个特殊的对象，即艺术形式。凡此，都可给予翻译感性学的理论构建以相当的启迪。实际的翻译过程与翻译史均会对此加以验证。

康有为说过“译才当世数严林”。这并非过誉。这两人的个案确实在译者或译作分析上具有典型性。有论者指出：在论及林译小说时，往往忽略其后期译作。就译者主体而言，前期的干政意识似乎淡薄了，其呐喊似乎也低沉了，但他仍在呼唤，在哀鸣，正像他的译著书名一样，后期的译作可谓“残蝉曳声录”。他晚年所译战争题材小说《欧战军前琐语》及冒险小说《雨雪风毛录》等，其用意仍在于培养国人的战争意识和冒险精神。可见，译者丰沛的情感灌注是译作情感再现的前提条件之一。其后的审美物化端赖于此，如书名的汉译即贯注着译者的感性的诗化过程，如《玉雪留恨》（Mr. Meeson's Will,1888）、《橡湖仙影》（Dawn,1884）、《三千年艳尸记》（She,1886）、《冰雪姻缘》（Dombey and Son,1848）等，无不倾注与凝结着译者的审美感知、再现和表现，个中感性与理性是交相互动的。显然，翻译主体的审美经验的介入是至关重要的。这应是翻译感性学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1.5.3 翻译的主体审美论

译者作为感性主体，理应是翻译学关注的重要视点所在。但传统翻译研究把重点放在阐释和转换阶段，介于其间的主体经验阶段则少有人问津。如要全方位地研究翻译的审美经验，应将其放在阐释之后和转换之前，只有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才能得到更好的审视。此论颇具学理。

贯穿整个翻译过程，至少有着两个阶段：一是原著阐释阶段，二是译语表达阶段。前者应是解释学研究的对象；后者则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求真还是求美是解释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原文译文之间的本体关系则需修辞学来加以处理。艺术文本的翻译或文本翻译的艺术化处理，即跨语诗性表达，与其说应该更多地采用逻辑学的形式命题表达方式，不如说应更多地采用修辞学的激发式表达方法。如何激发？笔者认为感性之情应是切入点。

1.5.4 译诗：伸展情感的翅膀

有论者指出，胡适是用白话翻译诗歌的首创者，他的译诗经历了与创作类似的诗体变化和主题类型的演进。他的创作与译诗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与互补性。举其要者莫过于理胜于情的创作与情胜于理的诗歌翻译。这种同一性与差异性为研究译诗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个案。他在创作中理胜于情，拘谨克制；在译诗中情胜于理，直白热烈。在翻译中，他表现出日益增强的自主意识和创造性。如莪墨·伽亚谟（Omar Khayyam）《鲁拜集》第108首四行诗：

Ah!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再磨再练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廖七一指出，从翻译心理来分析，翻译又阻断了原文与读者的直接联系（breaks up this direct relationship），因而具有间接性（indirectness）。正是因为译者的介入，翻译便“总能满足个人的真实需求”，个人的需求能在翻译中“找到自身”（find itself），而且“被对象化”（objectivized）；被对象化的个人需求便“成为翻译的动机”。即在原诗中译者能找到“共鸣”，不能自已而生强烈的冲动，并供自身来表现自身的情感体验。

以往的翻译研究多为文本的静态分析，对译者主体情感体验的关注严重不足，这是非常缺失的方面。鲁迅当年曾说过：“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启人感。”王国维指出：“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学，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是求美与表美的艺术，它与感性和情感密切关联，换句话说，文学与感性学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哲学家提吉拉指出：现代美学有三个明显的转向：转向艺术、转向人的独创性、转向人类境况。孔建平则作出概括，德国学者的结论似乎应该是：所谓美学，即指承认感性价值的哲学对文艺的思考。凡此，都应当对我们有所启迪。

翻译再创作既需感动自己（情感激发），也要感动别人（理性诉求）。感动自己，意味着在物我之间建立解释学意义上的互动；感动别人则需在修辞学意义上诉诸言语的诗性表达。翻译是一种模仿性表现，其中既有认知的理性思维，也有感性的非认知的艺术思维，后者尤其应由翻译感性学来加以观照。

在当今全球地方化的语境之下，进一步将中国古典文本推向世界，译介是必由之路。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内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这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李春青等指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这可以说是审美能力退化的表现。此论切中肯綮。译介将涉及各种文本，如何解读原作的审美表现，又如何对其作译品的审美再现，这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和操作实践。本书的构架正是循此而展开的。看似庞杂，而实际旨归却在审美再现。如政治文化与翻译、兵学文化与翻译、管理学与翻译等项的展开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其中尤以兵学文化文本与管理学文本的翻译为突出的个案。如《武经七书》中的兵家圣典，从修辞美学的角度来看，可说部部均是美学文本，其语言的精粹是尽人皆知的。而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诸子文本几乎无不与管理学相关，孙健、郭海龙在《管理哲学读本》中指出，管理哲学兴旺发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中国古代学术的各流派几乎都有管理哲学的论述，管理哲学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大餐中的“招牌菜”。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农家和阴阳家等，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管理哲学思想。显然，各家文本的异语译介都需在审美阅读与审美再现上下工夫。凡此，从译论的角度来考虑，不能不首推翻译美学的理论构拟。由是，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比较诗学的深层文化动因和文化比较意识则是当代译论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和界域。这就是本书比较诗学与翻译、文化诗学与翻译两章理论建构的命意所在。比较诗学有狭义广义之分，但往往又是交叉的。在此基础上直接切入比较美学是符合应然的逻辑的，因为不论是文学文本，抑或是非文学文本，既然原文本，不论其学科内容为何，文学性（literariness）是其文本蕴藉与修辞诉诸所在，译者或译论都是不得不加以直面的。童庆炳即始终关注文化诗学的中华性、当下性和审美性原则，凡此，都应对我们有启示意义与作用。而非文学文本的审美诉诸，亦应是译论加以关注的，这方面的研究相当不足，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