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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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航海木箱

我当即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或许我早就应该告诉她了。此时我们的处境既艰难又危险。如果船长有钱,自然应该还我们的债,可是他的船友,尤其是我见过的那两位—— 黑狗和瞎乞丐,肯定不愿意用他们到手的赃物替那个死人还债。按照船长的吩咐,我应该立即骑上马去找利夫西医生,可是这行不通,我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事实上,我们两人似乎都不可能再待在旅店里。厨房壁炉格栅上煤块落下的声音,甚至时钟的滴答声,都让我们心惊胆战。我们仿佛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地传来,一想到船长的尸体还在店堂的地板上,而瞎乞丐就在这附近转悠,随时都可能回来,我就觉得毛骨悚然。我们必须赶紧做点什么,最后,我们决定一起到隔壁村庄去求助。事不宜迟,我们连帽子都没戴,就匆忙冲进苍茫的暮霭和寒雾里了。

村庄就坐落在邻近海湾的旁边,从我家这里虽然看不见,但是离得并不远,大约几百码的路程。村庄所在的方向跟瞎子今天下午出现的方向刚好相反,想必他后来也是原路返回的,这让我勇气倍增。我们在路上没耽搁多长时间,只偶尔停下脚步互相拉着,侧耳倾听四周的动静。不过,除了水波轻轻拍打海岸的声音和丛林里呱呱的鸟鸣声,没有任何异响。

赶到村庄已经是掌灯时分了。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我看到门窗里昏黄的灯光时有多么开心。不过,后来的情况表明,我们在这里所能获得的帮助也仅止于此了。要是你在场,肯定会觉得村民们应该感到惭愧—— 竟然没有一个村民肯陪我们回本葆上将旅店。我们越是诉说我们的困境,他们就越是往自己家里缩,不管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敢站出来。提到弗林特船长的名号,人们更加惶恐不安,虽然我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有些人对它却相当熟悉。而且,有几个在本葆上将旅店那边的田里干活的人说,他们今天在大路上看到几个陌生人,还以为是走私犯,就匆匆避开了。还有,不止一个人在那个叫作“基特口”的海湾看见了一艘小帆船。说实在的,船长随便哪个同伙都能让他们闻风丧胆。说来说去,倒是有几个人自告奋勇,骑马往旅店相反的方向去找利夫西医生,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肯帮我们守卫旅店。

人们说怯懦会传染,但是另一方面,争论却能给人壮胆。所以,大家各执一词的时候,我母亲开口了。她宣布,她这没了爹的孩子应得的钱,她一分都不会放弃。“如果你们没有人敢去,”她说,“我和吉姆自己去。我们打哪儿来,就回哪儿去。不敢指望你们这些外强中干、胆小如鼠的人。就算是拼了命,我们也要把那个箱子打开。克罗斯利太太,麻烦你把那个手提包借给我,我要去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装回来。”

我当然说要跟母亲一块儿回去,他们当然七嘴八舌地阻拦,叫我们不要逞强。但就算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没有一个人肯陪我们回去。他们给了我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以防受到袭击,还答应给我们准备好马匹,以备遭到追捕时逃走。与此同时,村里还派了一个小伙子骑马去找医生搬救兵。

我们母子二人在寒夜中踏上险途,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轮圆月缓缓升起,透过云层雾霭,洒下朦胧的红色光芒。我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待会儿等我们再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月光就会把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走出来就会被人看见的。我们沿着树篱,悄无声息地快步走着,路上倒没有听见或者看见什么动静,直到走进本葆上将旅店关上门,两个人才松了一口气。

我立刻把门闩上,我们气喘吁吁地站在黑暗里。现在旅店除了船长的尸体,只有我们母子二人。母亲从柜台里摸到一支蜡烛,我们手拉着手,朝店堂走去。船长还像我们离开的时候那样,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睁着两只眼睛,伸出一只胳膊。

“吉姆,把窗帘放下,”母亲低声说,“不然他们来了会从外面看见。”我把百叶帘拉下来,母亲接着说,“好了,咱们得找到他身上的钥匙。可是,谁敢碰他呀!”她说着,竟抽抽搭搭哭了起来。

我立刻跪下去。他手边的地板上丢着一小片圆纸片,纸片一面涂成了黑色。看来这就是黑券,我把它捡起来,发现纸片另一面字迹工整地写着短短一句话:“限你今晚十点之前交出来。”

“限他十点钟交,妈妈。”我说。话音刚落,我家的老钟敲响了。突如其来的钟声把我们俩吓了一大跳,不过我们发现这会儿才刚刚六点,这倒是个好消息。

“好了,吉姆,”她说,“赶紧找钥匙。”

我开始翻找他的口袋,摸了一只又一只,只找到几枚硬币、一只顶针、几根针线、一端被咬过的辫子烟、弯柄刀、袖珍指南针和火绒盒,我有点儿绝望。

“说不定挂在他脖子上。”母亲对我说。

我恶心得直想吐,憋着气撕开他衬衫的领口—— 他脖子上果然挂着一根油腻腻的绳子。我用他的弯柄刀割断绳子,取下钥匙。一举得手,我们顿时满怀希望,飞奔上楼,冲进他住了许久的房间。从他来的那天起,那个箱子就一直放在这间屋子里。

从外观看,它和一般水手用的箱子一模一样,盖子上面用烙铁烙着一个缩写字母“B”。箱子用了很久,又不爱惜,四个角都撞裂了。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箱子的锁眼很涩,但母亲几下就拧开了,她一把掀开了盖子。

一股刺鼻的烟草味儿和柏油味儿从箱子里钻出来。最上面只有一套料子非常好的衣服,刷得很仔细,叠得也很整齐,母亲说这套衣服还从来没上过身。衣服下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一架象限仪、一只锡罐、几根香烟、两把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一块西班牙表和一些不值钱的、国外制造的小玩意儿,此外还有一支镶着黄铜的圆规和五六枚罕见的西印度洋贝壳。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这一生漂泊不定,亡命天涯,为什么会把这几枚贝壳带在身边?

除了那根银条和那些小玩意儿,什么值钱的都没有,而那两样东西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再往下一层是一件破旧的航海斗篷,已经被海水中的盐分浸得发白了。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拽出来扔到一边,箱子里就只剩下最后几样东西了:一捆用油布包着的东西(看上去像报纸)和一只帆布袋,袋子一晃就会发出金子叮当碰撞的响声。

“我要让那些无赖们看看,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母亲说,“我只收回欠我的账,一个子儿都不多拿。你把克罗斯利太太的提包张开。”她按照船长欠的账,从帆布袋往外数钱,数好的就放进我撑着的提包里。

这真是一桩又耗时又麻烦的事,因为帆布袋里各国钱币都有,而且金额大小不同,有西班牙的金币达布隆、法国金路易、英国金畿尼和西班牙的银币八里亚尔,剩下的许多我都不认识,统统胡乱混在一起。里面的金畿尼恐怕是最少的,可是母亲又只会用金畿尼算账。

我们就快数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用手按住她的手臂,因为我听到寂静的寒夜中传来“哒哒哒”的声音—— 是瞎子的拐杖在敲着上了冻的路面,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个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不一会儿,我们听到拐杖又急又猛地敲打着旅店的门,接着是门把手转动的声音,那个恶人大概想闯进来,把门闩推搡得咯嘎嘎直响。随后,屋里屋外一片静寂,半天没有动静。终于,拐杖声又响了起来,声音越去越远,最后消失在远方。我们如释重负。

“妈妈,”我说,“把东西都带上,赶紧走吧。”我知道,瞎子发现门上了闩起了疑心,这下我们捅了马蜂窝,他们势必会倾巢而出。不过,我还是很庆幸把门给闩上了,没见过那个瞎子的人,绝对体会不到我现在的心情。

可是,我的母亲尽管吓得要命,却不愿多拿一分钱,也决计不肯少拿一个子儿。她说,还不到七点,早着呢,还说欠她的一定要拿回来,那是她的权利。她还要跟我争论,突然,远处山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唿哨。这下我们母子二人都不敢再争了。

“我把数好的钱先带上。”她说着跳起来。

“那我把这个带上抵账。”我拿起油布捆着的纸卷说。

我们把蜡烛留在空箱子旁边,两人摸索着下了楼,推开门撒腿就跑,一会儿都不敢耽搁。雾正在迅速消散,月光把高地的两边都照得雪亮,只有谷底和客店门口还笼罩着一层薄雾,正好可以掩护我们逃走。刚过山脚,还没走到一小半路,我们就暴露在月光下了。这还不算什么,因为身后传来了几个人奔跑的脚步声,我们回头望去,只见一点摇曳不定的亮光正迅速靠近,这说明来者当中有人打着灯笼。

“孩子,”母亲突然说,“你拿上钱快跑,别管我,我快要昏过去了。”

我想,这下我们母子肯定完了。我诅咒着村民的怯懦,埋怨着母亲的诚实和小气—— 她刚才非要逞强,这会儿又这么不中用!幸好我们来到了一座小桥旁,我扶着她踉踉跄跄来到河岸边。她总算缓过一口气来,整个人靠在我肩膀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力气,竟然拖着她走下河岸,把她拽到桥洞跟前。可是我没法把她拖进桥洞,因为小桥太矮了,下面只容我匍匐爬行,使不上力。我母亲几乎整个人都暴露在外面,我们母子二人只好就这么待在桥下,我们离旅店不远不近,刚好能听见那里的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