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皇太极：聪明的“伐木人”
努尔哈赤神秘辞世，后金内部迷雾重重。皇太极脱颖而出，女真政权再起波澜。改革、汉化、剔除隐患，“伐木人”皇太极一步步打造着属于自己的时代，一步步进逼中原。但在明将袁崇焕精心打造的宁锦防线面前，皇太极依然铩羽而归，留下了又一段惆怅。
谁杀了努尔哈赤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盛京，天命汗努尔哈赤的葬礼。一位喇嘛、一位突如其来的吊唁者，引起后金国的一片混乱。这是奉袁崇焕之命的使者——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至天命汗于死地的仇人竟然派人来至灵前。是惺惺相惜还是另有他图？即使是努尔哈赤的继任者、在政治智商上更胜努尔哈赤一筹的皇太极，也看不出这个冤家的真实想法。
袁崇焕并没有与后金握手言和的打算，更不会与努尔哈赤有英雄相惜之意。之所以派使者前来吊唁，实际上还是要来探察一番努尔哈赤的死讯是真是假，因为这关系到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努尔哈赤确实是死了。
努尔哈赤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史学界众说纷纭。大致上分为两种：一是正史的记载——即《清史稿》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所说的因病于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驾崩于福陵隆恩门叆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另一种说法则是丧命于宁远之战时明军的红衣大炮下。
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八月）十三日（应当是八月初七，原文如此）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代子河而下，遣人请后迎之，于浑河相遇。至瑷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戍未时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八。
——清·鄂尔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鄂尔泰并没有明确指出努尔哈赤是患何病而死，在赵尔巽的《清史稿》中，也大同小异：“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汤泉。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鸡堡，上崩，入宫发丧。在位十一年，年六十有八。”同样没有指出努尔哈赤的死因，只是说“不豫”，颇有种神秘莫测的味道。结合后世对几位清朝帝王的临终记载来看，更使得努尔哈赤之死变得扑朔迷离。
正史上的记载总会有“为尊者讳”的顾虑，纂史者碍于身份又不能信口开河，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三缄其口。因此便可从中看出，努尔哈赤之死，绝不仅仅是因病而死那么简单。因此便产生了另一种说法，即努尔哈赤死于袁崇焕之手。
宁远大战时，手中只有2万余人、一座孤城的袁崇焕之所以能够击溃13万大军的后金军，除了用在战前所做的八条动员令来鼓舞士气外，更重要的是他所使用的11门红衣大炮（本为红夷大炮，是从葡萄牙采购而来，因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忌讳“夷”字，故称红衣大炮）等火器给了毫无精神准备的后金军以沉重的打击。
袁崇焕所使用的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也是后金军最大的克星。
据史料记载，“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时天寒地冻，凿城破坏而不堕。军士奋力攻打，宁远道袁宗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可谓是伤亡惨重。
威力如此巨大的红衣大炮，让后金军付出惨重代价，那么，亲临城下督战的后金军统帅努尔哈赤，在此役中受没受到来自红衣大炮的威胁呢？这个问题在明朝的史籍中语焉不详，后金以及后来的清代官方资料里更是只字未有，而野史中却给出了一个答案：“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红衣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后金军出师不利，只得用皮革裹着尸体，伴随着一路号哭匆匆撤退。
无独有偶，在《明熹宗实录》中同样记载了类似的事件：明兵部尚书王永光在汇报宁远之战的战况时奏称，明军前后伤敌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高第则奏报，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后金军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
一个人的死能够让一支13万人的军队悲痛撤退的，还会有谁？恐怕只有努尔哈赤。
然而，在宁远之战后，史料记载，努尔哈赤还曾于“夏四月丙子，征喀尔喀五部，为其背盟也，杀其贝勒囊奴克，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太祖本纪》），如果说努尔哈赤死于明军的炮火之下，那么这个人又是谁？或者说，这几处来自于明朝方面的记载，又有多少可信度？
如果说努尔哈赤真的死在了明军的炮火之下，那么，他不可能“死而复生”，在数月后又去攻打蒙古。其次，击毙努尔哈赤，对于明朝方面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无论是袁崇焕，还是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书以浓墨重笔，以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奏折，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对努尔哈赤被击毙之事都是只字不提。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使是那个“酋子”、“大头目”确实是努尔哈赤，他也没有当场死去。
朝鲜人李星龄记载，在与后金作战之时，朝鲜曾派了一支军队配合明军抵抗后金军的进攻。随军的朝鲜翻译官韩瑗再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到袁崇焕，并博得了袁崇焕的好感。宁远之战，袁崇焕也将他带在身边。可以说，韩瑗亲眼目睹了宁远之战的全过程。
据韩瑗事后回忆：宁远告捷以后，袁崇焕派了一名喇嘛携带礼物到后金营寨中向努尔哈赤“表示歉意”：“老将（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指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对袁崇焕的礼物表示“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结果未等再战，努尔哈赤便“因懑恚而毙”。
从此可见，宁远城下的炮伤是导致努尔哈赤去世的最重要原因。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努尔哈赤走完了他68年的不平凡人生。留给爱新觉罗家族和后金政权的，是一个足以与明廷相对抗的根基。努尔哈赤入主中原、跃马京师的宏图大愿，将留给他的子孙后代去实现。
伐木丁丁夺皇位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初二，海西女真乌拉部，努尔哈赤的铁骑已经在此与乌拉兵对峙了三天。
这三天里，努尔哈赤四处放火焚烧乌拉部的粮草，意图将乌拉部困死在城中。乌拉兵白天出城与努尔哈赤部对垒，晚上则龟缩于城内坚守不出。城坚墙固，且有乌拉河（松花江上游，今乌拉街处）为天堑，努尔哈赤部一时倒也对乌拉部无可奈何。
此时，年仅20岁的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与其五哥莽古尔泰按捺不住年轻人的血气方刚，双双请战，要求率兵渡河，对乌拉部发起猛攻。努尔哈赤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战：“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西，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且将所属城郭，尽削平之，独存其都城。如此，则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
努尔哈赤的“伐木”理论对皇太极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稳步前行，步步为营。这种伐木理论给他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让他在16位兄弟中脱颖而出，登上了后金政权的宝座。
努尔哈赤一生共纳娶16个妻妾（《清史稿》中记载为14个，两位从殉的庶妃未被列入其中），生下16个儿子，其中有能力继承汗位的有：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十四子多尔衮，另外，他的弟弟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阿敏和济尔哈朗也是人中之杰，颇有才干。由谁来继承汗位，努尔哈赤一直没有定论。直到其临终时，也“为国事、子孙，早有明训，临终遂不言及”。（清·鄂尔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然而鄂尔泰所记载的这个“明训”，其实指的是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对八旗贵族的一次训话，也可看做是遗嘱的交代，关于身后之事，他只是说道：“尔八固山（四大王四小王）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也。”
可见，努尔哈赤并没有明确指出谁是汗位的继承人。
并不是努尔哈赤不去计划自己的身后事，而是实在不知道让谁来挑起后金这个重任才好。后金建国前，他曾想令长子褚英接班，后以忤逆罪将其囚于狱中，并处死；又有意让次子代善嗣位，但无果而终。直到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与代善、皇太极等儿子对天焚香发誓，让子孙互相辅佐，勿开杀戒；二月又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按月分直”，此举也表现出一种信号——汗位的继承人，将在这四大贝勒中选出。
努尔哈赤的弟弟、阿敏的父亲舒尔哈齐在早年时曾想挑战努尔哈赤的权力，后被圈禁至死。阿敏期间也犯过大错，虽然因为军功卓绝而幸免一死，但汗位却是与他无关了。
三贝勒莽古尔泰为衮代所生，衮代原是努尔哈赤堂兄威准之妻，威准战死后，改嫁给努尔哈赤。天命五年三月，衮代获罪，在《清史稿》中只有一句含糊不清的话：“天命五年，妃得罪，死。”什么罪？不知道；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不过后来皇太极曾透露过：滚代被她的亲生儿子莽古尔泰亲手杀死。莽古尔泰弑母之事虽然赢得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但名声毕竟不好，威望在兄弟和一干八旗贵族中极剧下降，可以说已经不再具备竞争汗位的实力。
除去已经退出汗位竞争的阿敏和莽古尔泰，在另外的两大贝勒中，最有继承汗位希望的要算是大贝勒代善。代善自小追随在努尔哈赤身边，与努尔哈赤一同四方征战。逐渐成长为努尔哈赤帐下的一员猛将。在攻打海西女真的战斗中，代善立下大功，一举成名，紧接着又在对乌拉部和叶赫部的征战中立下无数战功。天命元年，备受努尔哈赤青睐的代善被封为贝勒，位居四大贝勒之首，他光辉的军旅生涯便由此展开。当努尔哈赤完成辽东的统一，开始对明朝施以进攻之时，代善以独当一面的统帅身份参加了几乎所有的战役。那场决定历史命运的萨尔浒之战，也留下了代善的足迹。
然而，代善却没能获得继承汗位的荣耀。
后金天命五年三月，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德因泽向努尔哈赤告发代善与继母大福晋关系非同一般：“大福晋曾二次备办饭食，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饭食与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也！福晋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之多。”（后金·《满文老档》）
努尔哈赤听到这话之后，连忙派四大臣向代善和皇太极求证此事，调查的结果确实如此。
“对此汗曰：‘我曾言待我死后，将我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 故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平白无故，一日遣人来往二三次矣！’每当诸贝勒大臣于汗屋聚
会议时，大福晋即以金珠妆身献媚于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已知觉，皆欲报汗责之，又因惧怕大贝勒、大福晋，而弗敢上达。汗闻此言，不欲加罪于大贝勒，乃以大福晋穷藏绸缎、蟒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词，定其罪。”（后金·《满文老档》）
虽然代善被努尔哈赤所谅解，但对他的名声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必竟是个难以启齿的丑闻。
不过此事疑点颇多：大福晋给代善送饭，代善吃了；给皇太极送饭，皇太极“受而不食”，一个身在深宫中的小福晋又如何知晓？可以推测出，此事的背后是皇太极在指使：既废了大福晋，让小福晋获得与努尔哈赤同桌吃饭的荣耀，又让代善声名狼藉，除掉登基路上最大的一个障碍。
四大贝勒已去其三，但皇太极还不能说自己已经汗位在握，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对手——多尔衮。
多尔衮生性聪明，颇得努尔哈赤的喜爱，更重要的是一点，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女人胸怀大志、足智多谋，她所生的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和十五子多铎三个儿子在努尔哈赤的八贝勒中占据着强势，是一心要继承汗位的皇太极最大的拦路虎。对皇太极来说最可怕的，是努尔哈赤并没有留下由谁来继承汗位的遗言，而努尔哈赤死前四天里，身边只有阿巴亥奉命服侍。那几天，努尔哈赤针对汗位的问题究竟说了些什么，只有阿巴亥才知道，也正是如此，无论阿巴亥说什么，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如果皇太极不将阿巴亥铲除，她就可以假托“遗命”，代努尔哈赤任用封、赏、贬、谏等大权，如此一来，哪还有他皇太极什么事？
阿巴亥再精明，也不会想到丧夫之日就是自己死亡之期。在皇太极等诸贝勒胁迫下，她于努尔哈赤死后次日为汗夫生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略），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清·鄂尔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在清代官书中，阿巴亥的入葬过程，仅有此寥寥几笔。
女真人对生殉有着严格的要求。被生殉的人，第一点必须是死者的妾室，正室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不得生殉；第二点要求生殉者没有未成年的幼子。对于阿巴亥来说，多尔衮和多铎尚属幼子，不合生殉的条件，而且自己大妃的地位身份又在后宫中最为尊贵，生殉之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她的头上。
可事情毕竟发生了，不能生殉的条件恰恰成为了皇太极处死阿巴亥的理由：多尔衮、多铎兄弟二人尚未成人，更遑论战功，却与那些功名显赫的兄长们拥有同样多的属民及权力；而且，阿巴亥身为大妃，无论继承汗位的人是谁，都存在着受她牵制而且可能会随时被取代的危险。因此，皇太极等人便伪造太祖遗诏，逼迫阿巴亥生殉，除却一大隐患。
努尔哈赤死后后金皇宫中的政权之争就这样结束了。皇太极运用努尔哈赤的“伐木”理论，一步步地战胜了那些与之争权夺位的兄弟，登上了后金政权最高的宝座。在这场仅付出一条性命的宫斗中，皇太极的政治智商显露无遗。
如果说努尔哈赤的特点是“开创”与“坚韧”，那么皇太极的特点则是“文治”与“谋略”。下一步，皇太极将挥起利斧，砍向内政与明朝。
先稳住了再说
努尔哈赤葬礼上，袁崇焕所派使者的到来，引起了后金政权的一片哗然。任谁都会知道，这个冤家的到来，带来的绝不是悼念与眼泪，而是嘲讽和鄙视。更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就在大小贝勒们恨不得生食其肉时，后金新君皇太极对杀父仇人则坦然待之，并提出与明议和修好的建议。
皇太极害怕了？他究竟在做什么？
皇太极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怯敌，而是综合考虑各种政治军事因素的结果。
首先，从努尔哈赤与袁崇焕宁远城楼的一战中，皇太极看到了大明王朝虽然内部已经腐如朽木，但外围仍有道坚固的“长城”需要突破，袁崇焕就是其一。即使能够突破，两强相争，损耗也极大。而此时，左右两边又有明朝的附国朝鲜和虎视眈眈的蒙古，与明直接以硬撼硬并非明智之举。
其次，努尔哈赤后期，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的那些错误政策，使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有组织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面对辽东汉民的反抗，努尔哈赤继续执行高压政策，结果矛盾进一步激化，人口逃亡、丁壮锐减、田地荒芜、民不果腹、盗寇横行，使得后金的经济大打折扣。所以，必须争取一段休养生息、调整治理的时间。
最后，则是皇太极谋取大明江山的战略问题。皇太极认为明朝已然是一棵败坏腐朽的大树，与其强力伐之，不如待其内部朽蚀，则唾手可得。这从他后期提出的“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关）？今明国精兵已尽，国势已衰，我兵力日强，若四围纵略，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的理念就可看出，对于取明朝，他早已成竹在胸。
“伐木人”皇太极利用争取到的宝贵时间，开始他层层递进的“伐大树”行动。
皇太极即汗位后，不满足于守成，不满足于发一隅。他看到了满洲人的强大力量，也看到了明王朝的腐朽，深知自己正逢入主中原、为后世子孙开创基业的绝好时机。不过他也明白，要做到独霸天下，仅凭此时的后金绝无可能——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着深重的危机。为了改变这种内外交困的现实，使后金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睿智的皇太极终于下决心走改革创新之路。
为了纠正努尔哈赤后期时的统治弊端，稳定后金统治，加强对汉族人的管理，皇太极认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于是他即位后颁布的第一道上谕，就是对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实行的制度、政策改弦更张。
针结汉族人大量逃亡，他规定无论汉官汉民从前有欲潜逃者，还是与明廷往来者，即使被告发，也概不论处，唯以后不得再犯；针对汉族人的不满情绪，他规定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役满汉勿致异同。满汉贵族、官员及其下人，不许擅自掠取庄民的牲畜，也不准勒索汉官财物，违者责罚；针对粮食不足，他规定停止修筑城郭边墙，以恤民力，专勤田亩，专心务农，发展生产。
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对汉民的管理。皇太极把从前每十三丁编为一庄、依满族官位品级配给为奴的编制革除，重新规定：按品极每备御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役使，其余人分屯别居，不与满族人杂处，编为民户，用汉官得理。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奴仆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经过几年努力，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这些措施在实际贯彻过程中并没有全部得到应有的落实，汉族人的处境有所改善，但逃民问题未能根本解决。
通过对旧制度旧政策的变更和改革，后金社会秩序略有好转。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建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是年，他依据汉官的建议，实行开科考试、荐举人才、设置都置院，写服饰、明尊卑，等等。汉官熟悉明朝典章制度，洞悉明廷的弊端，皇太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赏赐汉官奴仆、马匹。调动了汉官的积极性，竭力施展才华以报答皇太极。
对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皇太极也表现出孜孜以求的浓厚兴趣。他即位不久便设立文馆（内三院前身），把文臣分为两班，一班记注本朝政事，以究其得失；一班则专事翻译汉文典籍，以吸取和借鉴汉族统治政权的经验，将《刑部备要》、《要素》、《三略》，以及《孟子》、《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译成了满文。同时，皇太极对其本民族长期存在的“婚娶则不择族类，父死子妻其母”等陋俗也严令禁止。
皇太极的建国方略，是在强调“满汉一体”和治国在于安民的方针下制定的。皇太极大胆地使用汉族、蒙古族文臣武将，适时地解放奴隶，实行满、汉、蒙共同治国治军，并注重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对满洲政权的汉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有一点可惜的是，皇太极对这些改革措施的监督不力，致使一些好的改革措施没能得到落实。
在皇太极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范文程成为皇太极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列，但几乎能参与所有重要机密，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各级官员的任命，范文程都有广泛的影响和权力。皇太极晚年随着权力的集中，性格越来越暴躁，许多亲王、大臣动不动就被削爵，或被罢官，而对范文程却始终宠信不衰。每次召见，“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人”。每当议论大事，必问：“范章京（文程）知否？”即使范文程有病告假，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待范章京病愈裁决”。
皇太极将范文程视若心腹，但对自己的兄弟却没那么慈悲。他深知，自己的皇位得来地不那么光明正大，手足觊觎之心不可不防。这不仅仅关系到皇位易主的事宜，更与政权的稳定息息相关。皇太极深知，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下，唯有把大权握于自己的手中，方能实现先帝未竟的遗愿。
权利要实实在在地握在自己手里
天命十一年九月一日，盛京。天命汗努尔哈赤已经驾崩19天。
此日，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以及众贝勒、文武大臣聚会于朝，在皇太极的率领下焚香告天。三叩九拜大礼行毕，皇太极正式登基称汗，改第二年为天聪元年，被称为天聪汗。
次日，皇太极又率诸贝勒大臣对天地祝誓，祈求皇天后土“垂祐”，国祚炽昌。皇太极发誓说：“皇天后土，即佑我皇考，肇立丕基，恢复大业；今皇考龙驭上宾，我诸兄衣诸弟侄，以家国人民为重，推我为君。唯当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为之，或因弟侄等微有过愆，遽削夺皇考所与户口，天地鉴谴！若敬兄长，爱弟侄，行正道，天地眷佑！”接着，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率领众贝勒面对天地诸神，对新汗皇太极盟誓告曰：“我等兄弟子侄，询谋异同，奉上嗣登大位，宗社借凭，臣民倚赖。如有心怀嫉妒，将不利于上者，当身被显戮。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若不教养其子弟，或加诬害，必自遭凶孽。若我三人好侍子弟，而子弟不听父兄之训，有违道者，天地谴责！如能守盟誓，尽忠良，天地眷佑！我阿巴泰、德格勒、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褚英长子）、岳托（代善长子）、硕托（代善第三子）、豪格（皇太极长子）等，若背父兄之训，而费矢忠荩，天地谴责！若一尽为国，不怀偏邪，天地眷佑焉！”（《清太宗实录》）
盟誓完毕，皇太极率众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敬重地拜了三拜，以示“不以臣礼待之”。
然而，皇太极与其众兄弟的盟誓也仅仅停留在了口头上。后金政权内部仍有人对汗位存觊觎之心，图谋不轨。这些人大多地位较高、手握兵权，甚至是八旗中掌有一旗的旗主，若听之任之，不仅会动摇皇太极的地位，也会威胁到后金政权的稳定。因此，皇太极决定加强自己的权力，削弱八旗贝勒的势力。
努尔哈赤生前规定实行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他曾经训谕八个和硕贝勒说：“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依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主。如是同心谋国，可无失矣。八固山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倘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
从此可以看出，努尔哈赤对于后金政权统治的构想是以八旗旗主合议为政体。按规定，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同掌理国家机务。朝贺时，遵循礼仪，汗王皇太极须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都坐北面南，共同接受朝拜。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将大权握在自己的手中，皇太极逐步对努尔哈赤定下的规章制度进行改革，改变“狃于积习”的情况，同时接受大明封建王朝的影响，仿照明制使后金政权日益巩固和完善，并进一步封建化，以适应将来夺取中原后统治全国的需要。
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极以“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不便”为由，改为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代理值月理政。这样，代善等三大贝勒不再值月，他们的权力被皇太极“委婉”地削弱了。
为了进一步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势，皇太极又增设了“八大臣”、“十六大臣”，他们有的与诸贝勒坐在一起“共议国事”，有的直接参与“佐理国政”，有的专门负责“出兵驻防”。
这些手段和措施，使君权得到了加强，但没有改变八旗并立的局面。此际，汉官胡贡明上奏说：“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土地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上，上亦不容于贝勒，事事掣肘，上虽有一汗之名，实与正黄旗一贝勒无异也若不改此局面，纵借强兵，入山海关，中原，臣谓不数年间，必将错乱不一，而不能料理也。”（《大清会典》）
皇太极接到胡贡明的奏疏，看过之后深以为然。君主与旗主分权的矛盾，确实是后金进一步发展中丞须解决的问题。时过不久，又有人说：八旗并立，彼此怨与日俱增。君王不要兄弟是倚，他们行将害上。汉官也纷纷上书，主张皇太极君权独揽。
对如何加强君权，解决好与八旗旗主的矛盾，皇太极时时权谋在心。不久，他根据汉官的建议，仿照明制，设立六部。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仿照明朝的管理制度设立六部，以贝勒管部事。
后金六部，分吏、户、礼、兵、刑、工，一如明制，每部皆用一贝勒主管。六部各设贝勒一人，“管某部事”。在这些贝勒之下，还设有承政、参政、启心郎、办事、笔贴式等官。承政各设满、蒙、汉一人。承政之下，皆设参政（尚书侍郎）八人，只有工部设满族人八名，蒙汉各两名。办事、笔贴式，看事务繁简，各酌量补授。
皇太极直接面谕六部大臣，要他们奉公守法，按照自己的意旨办事，“以副朕意”。汉官说：“今六部已立，规模次第可观，伏乞上毅然独断。”皇太极立即采纳，于六部中添乞心郎之职。启心郎的设置，有助于君权的加强。其职责是：见管部事的贝勒有不善行为，劝阻莫行，启迪他们勤于国事，忠于大汗。
六部的设置加强君权，巩固了后金统治，为日后进取中原、夺取明朝政权做了准备。它使后金“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行不得，参汉酌金，渐就中国之制，日后得了蛮子（指汉明王朝）地方，不至于手忙脚乱”。同时，它的设置，又使后金政权在封建化过程中前进了一大步。
六部设立以后，皇太极的权威仍没有完全凌驾于诸贝勒之上，一些权势很大的贝勒仍旧视君权于不顾，甚至有所挑衅。为了进一步加强君权，巩固后金统治，皇太极又开始旨在削除异己、摧毁三大贝勒的改革。
生死冤家袁崇焕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明·袁崇焕·《边中送别》
豪迈中带着一份苍凉，热血里浸着一份彷徨。明天启六年九月的袁崇焕的心情始终如此。虽然他已决意将一腔热血乃至生命都用来换取辽东失地的收复，但朝中的局势却总是成为掣肘的桎梏。
此际的明廷，朝政大权已经完全把握在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手中，长期以来与阉党集团相抗争的东林党人，在此时也沦为了朝政的配角，仅能在阉党的高压之下，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为了自己收复辽东的大业，一向洁身自好、刚直不阿的袁崇焕也不得不向阉党妥协：
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无容职赘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为勇，以有今日。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之世赏宜也。镇臣刘应坤等以第侧贵臣而枕戈
甲，士典素与同甘苦
备粮刍不烦近费，且犯露蒙霜，出入于贼巢虏穴，吞胡壮胆，指日誓天，真国家之干盾爪牙，荫赏世及宜也。奉圣旨：据奏厂臣魏忠贤身任边事，誓恢，捐资佐军，以致诸营将吏廉勇自饬，允稔元功，镇臣刘应坤等出入贼巢，为国干盾，亦朕所素鉴者。
俱应叙录，以达忠勤。袁崇焕宁前钜义，著有成劳，升荫示酬，原系彝典，不准辞。
——《明熹宗都察院实录》
这份写给魏忠贤的信很长，但意思却无外乎在向魏阉表忠心，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一片曲意奉承：一面在陈述自己戍边有多么辛苦，一面又表示此番忠心日月可鉴，更有对魏忠贤在朝中的“辛苦”施以赞扬之辞。袁崇焕深知，如果不得到这个权倾一时的大太监的支持，那么自己在边疆的军事行动势必会受到掣肘，袁崇焕只能继续“愧我边疆尚未收”的遗憾。
然而这份妥协并没有换来魏忠贤的投桃报李，出于自身的利益，阉党集团依旧保持着对袁崇焕的警戒之心。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师后，满朝之兴奋溢于言表，就连痴迷于木匠活计的天启帝都感慨地说道：“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明史·袁崇焕传》）
论功行赏，袁崇焕毫无争议地居功第一，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永光上表章为袁崇焕请功曰：“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委之。”
天启帝欣然应允。天启六年三月七日，“复设辽东巡抚，袁崇焕为之。叙功，加袁崇焕兵部右侍郎，荫千户。袁崇焕三疏辞之，不许”。（《明史·袁崇焕传》）
由于努尔哈赤在宁远战场失利，后金军又分兵攻打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市菊花岛），据《国榷》记载，此役，岛上参将金冠等7000水兵英勇殉国，7000商民被屠杀。后金焚毁觉华岛粮料8万石，船2000只。左都御史崔呈秀上书弹劾辽东经略高第、总兵杨麟，杨麟因不发援军而被削职，高第则称病辞职还乡。由王之臣代替高第督师辽东。
然而袁崇焕和王之臣在对总兵官满桂的任用上出现了分歧，导致经抚不合，袁王二人由此产生罅隙。虽然这一不快最终以袁崇焕的妥协而告终，但还是埋下了祸根。
努尔哈赤葬礼上，袁崇焕派一名喇嘛前去吊唁，皇太极趁机与袁言和。考虑到当时的局势，袁崇焕奏报朝廷，主张用假议和的方式来为明军的休养生息争取时间。但王之臣坚决反对，奏称：
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蒙古），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族人全无脑子……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
——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王之臣先是把努尔哈赤向蒙古和朝鲜求和遭拒的情况说了一遍，着重指出袁崇焕用假议和的方式来争取时间是天大的错误，甚至借用蒙古人的话来骂袁崇焕没有“脑子”。这份奏折让袁王二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好在这时御史智铤上书称“督抚意见各异，恐误边事”，天启帝才下定决心，于天启七年正月召回王之臣，将“关内关外之事尽付袁崇焕便宜行事”。但这一“议和”行为却埋下了隐患，成为袁崇焕敌对方的攻讦借口，日后袁崇焕在惨遭崇祯皇帝凌迟之时，此事也成了一个罪名。
袁崇焕获得主持山海关内外事宜的全权之后，继续沿用宁远大捷时所采用的以守代攻、渐次收复失地的政策，大力修建锦州、中左所（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和大凌河堡（今辽宁省锦县）三处城池，打造出关外一条以宁远、锦州为重点的宁锦防线。
正当袁崇焕开始打造宁锦防线之时，皇太极也开始东征朝鲜。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一面遣使与袁崇焕议和，一面派阿敏出兵东征朝鲜。结果，因为驻守朝鲜的明将毛文龙谎报军情，导致偷袭盛京的明军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同年五月，皇太极从朝鲜班师回到盛京。获悉袁崇焕再造宁锦防线的消息之后，当即决定出兵宁锦，防止袁崇焕所打造的宁锦防线成为山海关前不可逾越的障碍，并将袁崇焕的计划打破，伺机再侵京师。而且，明军刚刚在偷袭盛京时受到重创，皇太极认为，此恰是明军士气低落之时，当可一战。
初六，刚刚回京不久的皇太极就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和谈诚意为借口，亲率5万余后金军兵出盛京，分兵三路，直扑锦州城。
三路大军先后攻占大小凌河、右屯卫等城堡，于锦州城下会师。十二日中午时分，对锦州城发起总攻。
虽然守卫锦州城的明军只有3万余人，但守将总兵官赵率教等人依循宁远之战时的战略，使用红衣大炮等火器对后金军进行还击，任皇太极使用任何诱敌出城的手段，也坚守不出，避免与后金军的白刃战。
皇太极见锦州城久攻不下，且使己方伤亡惨重，值得放弃锦州，转攻宁远。结果宁远守将乃袁崇焕、祖大寿等一干名将，且满桂自山海关领兵1万驰援，皇太极再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二十九日，皇太极再次回师重攻锦州。然而时值酷暑，士卒非战斗减员严重，再告无功。
六月初五，皇太极终于承认作战失败，撤回盛京。
初六，袁崇焕上书朝廷：
仰仗天威，退敌解围，恭纾圣虑事：准总兵官赵率教飞报前事，切照五月十一日，锦州四面被围，大战三次三捷；小战二十五日，无日不战，且克。初四日，敌复益兵攻城，内用西洋巨石炮、火炮、火弹与矢石，损伤城外士卒无算。随至是夜五鼓，撤兵东行。尚在小凌河扎营，留精兵收后。太府纪与职等，发精兵防哨外。是役也，若非仗皇上天威，司礼监庙谟，令内镇纪与职，率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扼守锦州要地，安可以出奇制胜！今果解围挫锋，实内镇纪苦心鏖战，阁部秘筹，督、抚、部、道数年鼓舞将士，安能保守六年弃遗之瑕城，一月乌合之兵众，获此奇捷也。为此理合飞报等因到臣。臣看得敌来此一番，乘东江方胜之威，已机上视我宁与锦。孰知皇上中兴之伟烈，师出以律，厂臣帷幄嘉谟，诸臣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也！
——明·袁崇焕·《锦州报捷疏》
在报捷书中，袁崇焕详细地讲述了宁锦之战的过程，同时一再强调此役之胜的原因在于皇上天威，三军用命，甚至捎带着恭维了魏忠贤一番。
宁锦之战，后金军攻城，明辽军坚守，25天时间的激战，宁远与锦州以全城而结局。这对于已是强弩之末的明朝来说，无异于打了一针强心剂。
但这一战的失败，对于皇太极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没有想到，自己嗣位之后对明廷的第一战，竟与其父的最后一战殊途同归。此战之后，形成了明与后金在辽西战场上的对峙之局，后金军再难西进。留给皇太极的，是更为严峻的内外形势。
欲擒故纵除隐患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八旗和蒙古联军十余万兵出关内，直扑北京城。结果在永定门外遭到了大同总兵满桂的重创，只得大肆掠夺一番后班师，返回关外，于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抵达盛京。
但是，放弃关外、偏安辽东岂是皇太极的心愿？一次的挫折算不了什么，壮大自己的实力，伺机而动才是王道。于是，他派阿敏、阿巴泰、济尔哈朗等人率领5000八旗军驻守在关内的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座军事重镇。
此时的明廷再度起用孙承宗任辽东经略一职。在孙、袁二人的部属下，明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变为集中优势兵力收复辽东失地。首先要收复的，当属永平四镇。
率先迎来明军攻势的是滦州。然而作为此地的最高军事长官，阿敏却对滦州的被动无动于衷，拒不发援。滦州为明军所收复。
这时候的阿敏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将降金的汉将、并由皇太极钦定的永平巡抚白养粹处死，在永平城中大开杀戒，屠戮无数，紧接着趁着夜色弃城出关，逃亡关外。
身在盛京的皇太极对阿敏在永平城里的作为毫不知情。得知永平四镇被明军所攻打的战报之后，忙派贝勒杜度星夜率兵驰援永平，同时让杜度带去一张敕令，告诫阿敏要对城中官民加以善抚，不得胡作非为。为了保住永平四镇，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亲征的准备。
然而阿敏弃城出逃的行径彻底将皇太极的战略计划打乱，屠城的暴行也对皇太极的权威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永平保卫战之前，皇太极刚颁布一项的厚待俘虏的上谕，结果阿敏就将之糟践得体无完肤，不但投降的汉族人心寒如冰霜，就连皇太极费尽心思在关内布下的“棋子”也被轻易葬送。这怎能不让皇太极怒火中烧？
阿敏辗转逃回盛京，盛怒之下的皇太极拒绝放他入城。六月初七，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议定阿敏之罪。议毕，命岳托当众宣布，历数其十六大罪状，遂命夺其人口、财物给其弟济尔哈朗，只留庄园八所，将阿敏“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
永平四城的失守，其实只不过是皇太极欲除掉阿敏这个隐患的导火线。
当年努尔哈赤尸骨未寒之时，阿敏便向皇太极提出了一个拥立他为嗣位之人的条件：“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分裂之心昭然若揭。皇太极称：“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居于外藩，朕统率何人，何以为主乎。”尽管阿敏在支持皇太极继承汗位的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但实质上是不赞同的，并放言“谁畏谁，谁奈谁何”。先汗病死，对于后金是何等危急时刻，而阿敏的三位福晋却“盛装列坐”。
出征朝鲜时，岳托等劝阿敏班师，阿敏却说羡慕明朝皇帝及朝鲜王宫，一定要到王京去看看，还有“屯种以居”的话语。皇太极发现阿敏“颇怀异志”，却隐忍不发。这一招正是帝王常用的手段，要令对方欲加张狂，以便处之有道。
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统兵扰明，阿敏留守沈阳。次年春，岳托、豪格率军先还。阿敏出迎，居中而坐，令留守诸臣坐于两侧，“俨如国君”。
次年，阿敏受命驻守永平后，对皇太极委任的城中汉族降官、招徕的乡民极为反感，任意杀害。又擅自在明军将至之时弃城逃回沈阳。
皇太极先拿堂兄开刀，采取故意放纵的策略，不动声色地除掉三大贝勒之一，又使其余诸人无法反对，高明之至。削夺二贝勒之举自然引起了另外两大贝勒的警惕，尤其三贝勒莽古尔泰，对皇太极的做法大为不满。
莽古尔泰性格鲁莽、暴躁，因为心有怨言，自然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来。这正是皇太极所希望的。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统军进行了大凌河之役。一天，皇太极到岳托营巡视。莽古尔泰与岳托一同上奏说：“昨日之战，我旗中将领受伤者较多，我旗下的士兵，有的跟着阿山出哨去了，有在达尔汉额附的营中当差者，能不能让我把他们收回来？”
皇太极故意用怒气的语调说：“我听说你所率领的部队，凡是被差遣到外面去的，都是违反军令的。”
莽古尔泰不服气，道：“我的部队那里曾违反了军令？”
皇太极回答说：“果然，是别人的诬告；我回去后亲自追究诬告者的责任。”
莽古尔泰一时按捺不住，愤怒地说：“大汗你应当公正处事，为什么非要与我为难？我出于考虑到大汗的颜面，无论什么命令都完全服从，你们不肯放过我，难道还想要置我于死地不成？”并伸手将佩刀拔出刀鞘五寸许，用眼斜睨着皇太极。
当时莽古尔泰的弟弟德格勒也在场。德格勒劝阻他，不听；挥拳殴打他，仍怒骂不止。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莽古尔泰以“饮酒过度狂态失言”为辞，向皇太极叩头请罪。众贝勒大臣议论说，莽古尔泰拔刀露刃，“欲犯上，大不敬”。皇太极遂降其秩（降和硕贝勒秩同诸贝勒），罚银万两及马匹甲胄若干。
同年十二月，礼部参政李伯龙奏定朝仪说，诸贝勒皆言莽古尔泰不当与皇太极并坐。皇太极说：“从前跟诸位平起平坐，今天却不是这样，要是让外人知道，会怀疑我怠慢了各位兄长。”
代善主动说：“我们既然已经拥立大汗为君，再与大汗平起平坐，恐怕会遭到国人的议论，说我们已经奉大汗为君，还与大汗平起平坐，于礼不合。如果仍像以前那样，必定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所以自今以后，大汗在南面中间坐，我与莽古尔泰在侧面陪坐，外国蒙古诸贝勒等人，就坐在我和莽古尔泰的下面。”
这种座位的变易，不只是表示朝仪的形式，也是后金内部渐趋统一的明证。
次年，三贝勒莽古尔泰在忧郁中死去，又一大势力被皇太极轻易削除了。
削除阿敏、莽古尔泰十分容易，二人一个有不臣之心，一个性如烈火，容易做出授皇太极以口实的事，而削除大贝勒代善就比较困难了。代善素无异心，且性格平和，并曾力主拥立皇太极，想将他削除，必须找到理由。而代善此时已是权力仅次于皇太极的人物，若不削除他，皇太极之前的努力等同于徒劳。
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大贝勒代善盛情款待了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妹妹哈达公主莽古济格格。皇太极对莽古济格格贝成见本来就很深，见代善宴请她大为震怒，声称“正红旗的诸贝勒轻视我”。不久，皇太极历数代善不遵旨令、悖乱多端等罪，但这些罪名不足以作为削除代善的借口，因此皇太极声言“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从此杜门不出。众贝勒大臣闻讯人人惶恐，到朝门外跪请皇太极出朝听政，还哀告说：“大小纲纪，俱听睿裁。”从此，大贝勒代善几乎被削夺了大贝勒的名号，其子贝勒岳托、萨哈廉也因此受到牵连，俱同时获罪任罚。
十一月，莽古济的家仆冷僧机忽然到刑部自首，告发正蓝旗主莽古尔泰、德格勒生前曾与莽古济、索诺木（原蒙古敖汉部长，归附后金后，取莽古济公主为妻）屯布禄、爱巴礼等跪焚誓词，结党为乱，图谋不轨，于是构成惊动一时的大案。在抄没莽古尔泰的家时，果然查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枚，视其文，皆曰：‘金国皇帝之印’”。皇太极于是严厉镇压参与其事者。莽古济及其夫索诺木以“谋危社稷”、“逆迹彰著”的罪名被处死。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俱磔于市。莽古尔泰有两个儿子被杀，其余六子同德格勒之子皆废为庶人。正蓝旗附入皇太极旗，被吞并。皇太极长子豪格由两黄旗分出，专门主管重新编制的正蓝旗。
天聪末年，皇太极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两黄、两蓝、两白六族，势力还渗入到镶红旗，结束了“八和硕贝勒共理朝政”的局面，开始“制令统于所尊”。后金的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了他的手中。
醉翁之意不在酒
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六月，皇太极为实现清军入关、一统中原的愿望，走出了入关战略的重要一步——亲率大军攻大陵河城。大陵河城是战略要地锦州的门户，祖大寿率1.6万余人守城。
皇太极率兵围城三月，祖大寿弹尽粮绝，为了城中一万六千将士与三万百姓的安危，祖大寿投降了。皇太极对祖大寿极为礼遇，不顾人的劝阻接受了祖大寿的智取锦州之计。就像皇太极所说：“朕以诚待他，他必不负朕。即使他负朕，朕在所不惜，要的就是心悦诚服。”
然而，令皇太极始料未及的是，祖大寿失信了。回到锦州城的祖大寿，彻底地断绝了与皇太极的联系，甚至他已经顾不得在清军中为质的儿子祖可法以及部将30余部将的性命。面对祖大寿“我绝对不做失信之人”的誓言，皇太极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宽容和耐性，依然厚待祖大寿的儿子和部将。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其戏剧性的一面。10年之后，清军进攻战略要地锦州城，守卫锦州的依然是祖大寿。因为锦州城是山海关最后的屏障，攻下锦州，就好比是一把利剑直抵明朝的咽喉。要如何才能攻下锦州呢？皇太极从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和满族本身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屯兵义县，将其作为攻取锦州的前沿阵地和后勤基地。面对“塞上之兵，莫劲于祖大寿之兵”的形势，皇太极悉心采取了《三国志》曹丕的话：“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明朝降将张存礼也为皇太极献上了一计：将明军内部的蒙古兵作为争取对象，里应外合就可轻而易举地夺取锦州城。
皇太极的对手依然是祖大寿，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这次围困让祖大寿又想起10年前的大凌河之围。与大凌河城一样，锦州城也陷入了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境地，而城内还有部分有意归降清军的蒙古将领，可谓内忧外患。崇德七年（1642年）农历二月十八，洪承畴在松山被俘，松山失陷，祖大寿等待明朝援军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已经投降清军的两个兄弟祖大成和祖大乐的劝导，无奈之下于是年三月八日再次投降清军。这一次皇太极依然对祖大寿礼待有加，祖大寿被皇太极的诚心所感动，真正地投降了清军。如果说第一次投降是祖大寿无奈之下的背叛，那么第二次就算得上是真心归降了。
面对祖大寿第一次投降、背叛，为何皇太极还要再次招降祖大寿呢？
皇太极深知祖大寿在军事上的价值，祖大寿抗清20多年，有多少满洲人都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可以说祖大寿是一代满族人在军事上的精神目标。而且对皇太极的雄图大业来说，锦州之后的下一战略目标就是重镇宁远。宁远总兵、辽东提督吴三桂统率了关外明军，成为清军的最大阻力。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可想而知，祖大寿在对吴三桂的战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皇太极招降祖大寿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吴三桂。
武攻朝鲜，拉拢蒙古部，建大清
后金天聪八年九月，多尔衮在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的时候临之以威、施之以谋，未费一兵一卒，便让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
这个功绩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算太大，因为与多尔衮所立下的另一份功劳相比，区区的军功都不值得一提。那份大功便是：多尔衮自林丹汗部手中得到了中华帝国失踪200多年的“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乃是由春秋时期著名的和氏璧制成。秦朝时，咸阳玉工王孙寿奉秦始皇命将和氏璧精研细磨，雕琢成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的玉玺，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用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之后的历代帝王都将此玺为视为帝王信物，奉为镇国之宝，得到它就象征着该帝王“受命于天”，失去它则意味着“气数已尽”。
传国玉玺在中国历史上几经出没，到了元末之时，元顺帝携玉玺逃往大漠，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深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而最终还是无功而返。传国玉玺从此不知所终。
如今，“传国玉玺”被多尔衮自蒙古部取得，并将之献给皇太极，此功可称为不世。皇太极在下定决心征讨蒙古部族之前，是决不会想到这个惊喜的。
在努尔哈赤时代，朝鲜和蒙古部族只是后金与大明王朝之间的两枚棋子而已，并没有得到多大的重视。但皇太极却不这么想。为实现征服明朝、定鼎中原的远大抱负，他改变了努力哈赤对朝鲜和蒙古部族不重视的态度和做法，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扫除征明后顾之忧及削弱明朝外围势力。朝鲜是后金东部邻国，也是大明的属国，即使在后金大举进攻明朝，明军节节败退之际，依然在为明廷摇旗呐喊。明将毛文龙之所以敢于对后金的后方进行骚扰，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朝鲜的鼎力相助。想要压制明朝，朝鲜是一个必须争取到手的对象。为此，皇太极两次对朝鲜用兵，迫使朝鲜国王与后金订立君臣之盟，向后金称臣纳贡，并将朝鲜太子李造及皇子李警当做人质，强行带回盛京软禁。
后金的西面是漠南蒙古。漠南蒙古的领地位于明领地与后金领土之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皇太极曾经说过，“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他这话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拉拢蒙古部，以蒙古部为同盟，共同对明廷动兵。
漠南蒙古分散成若干部落，有强有弱，各自为政，如一盘散沙。对后金所抱的态度也或友或敌，不尽相同。针对这种情况，皇太极采用分而治之的“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例如，采取通婚、馈赠的笼络方式对与后金交好的科尔沁部、喀尔喀部建立起同盟关系，而采取武力对与后金为敌的察哈尔林丹汗部进行征服。皇太极采取的这个策略与对朝鲜所采取的策略殊途同归，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军事行动之后，皇太极终于使后金政权趋于稳定。恰在此际，多尔衮献上“传国玉玺”。皇太极以为“天赐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气也”，改元崇德，改国号清。天聪八年冬，皇太极祭告汗父努尔哈赤，文曰：
甲戊年十月二十七日，嗣位孝子皇太极，敢昭告于皇考之灵曰：臣受命以来，管八旗之子孙，合志同谋，夙夜忧勤，唯恐不能仰承先志，于兹八年。幸蒙天地之鉴，臣等一德同心，着顾默佑，仗皇考积德之威灵，臣等与诸国习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谨取数年行师奏凯之事，上慰神灵：朝鲜稽首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招降阿鲁诸部落，以及科尔沁、土默特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先归附者半，察哈尔汗摧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特部落，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之打草滩地方，其执政大臣，各率所属来归。今为敌者，唯有明国，天下之事业，俱已就绪。凡此皇考之素志，后人踵而行之也。伏冀神灵始终默佑，以廓疆域，以成大业，唯在明鉴。不胜感怆，谨上告。
——《清太宗实录》
一篇祭文，皇太极将数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向努尔哈赤总结了一番：收朝鲜，招降蒙古部分部落，不仅稳固了努尔哈赤打下来的江山，更获得了一批强有力的外援，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皇太极也在祭文中承认，努尔哈赤取明朝而代之的梦想尚未得到实现，此时仍是后金最大的对手。不过他又信心百倍地向九泉之下的努尔哈赤许诺，虽然明朝一时尚无法被纳入囊中，但只是时间问题。
其实，皇太极的这篇祭文并不是写给努尔哈赤的，而是在说给天下人听，尤其是说给后金贵族们听的。皇太极以努尔哈赤第八子的身份继承汗位，来自于兄弟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必须要用功绩来证明自己的继位不是个错误。虽然暂且没有实现努尔哈赤终生的梦想——取明朝而代之，但也迈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同时，他也在为自己上尊号、正式称帝做一个舆论上的准备。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诸贝勒大臣以远人归服、国势日隆为理由，请求为皇太极上尊号，皇太极未允。后来萨哈谦让诸贝勒检讨过去，表示今后忠诚效力，皇太极答应可以考虑。
然后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萨哈廉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效忠。“外藩”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皇太极同意了。上尊号的准备活动至天聪十年三月末大体就绪。
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固山额真，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外藩蒙古贝勒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大贝勒代善及内外诸贝勒、文武群臣共上表，分别以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多尔衮捧满字表、巴达礼捧蒙字表、孔有德捧汉字表各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赴宫门跪下，皇太极在内楼，御前侍卫传达，皇太极命满、蒙、汉三儒臣捧表入，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御前跪读，文曰：
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及外藩诸贝勒，恭维皇上承天眷佑，应运而兴。当天下混乱之时，修德礼天，逆者威之以兵，顺者抚之以德，宽温之誉，施及万方。征服朝鲜，统一蒙古，更获玉玺，内外化成，上合天意，下协舆情。以是臣等仰天心，敬上尊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伏赐愈尤，勿虚众望！
——《清太宗实录》
表中简单地回顾了皇太极的功绩，并且指出该功绩足以让皇太极顺应天命，加皇帝之尊号。而且一再强调，加皇帝尊号其实是天意使然，不可推辞。这个理由让皇太极正好顺水推舟，表示同意，并发誓倍加乾惕，忧国勤政。
消息由儒臣传出，众皆踊跃欢欣，叩头而出。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实际是把后金改为大清，改元崇德，即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祭告天地完毕，在坛前树鹄较射。
皇太极雄心勃勃，欲取明而代之。然而明廷方面，虽然有心抗敌，却已无力回天。末代皇帝崇祯空有一腔热血，却输给了自己的狭隘心肠。即使有女将秦良玉、名将袁崇焕，依然改变不了大厦将倾的颓势。
兼容性强的管理系统
行使封建专制主义的各项政治权利，清朝统治者加强的皇权还需要有一个庞大而尽量严密的官僚机构作为支柱，才能保证自己的意志得到有效而畅通的传达、贯彻。明朝在中央废除宰相一职，改用内阁，设六部，形成皇帝独揽皇权的局面。清朝建立后，在此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三省六部制自隋初正式确立以来，一直得以沿袭，到了明朝为了加强皇权，中书省被废，六部开始成为主管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并且直接听命于皇帝。清朝取代明朝后，在中央行政管理方面，机关设置依旧袭用明朝制度，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按照清朝的规定，每个部门自上而下设置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其中尚书分别由一满一汉两人担任，侍郎由两满两汉四人担任，而且如果尚书和侍郎之间发生矛盾，都可以单独奏请皇帝裁决。这种规定是出于平衡满汉关系的考虑，但事实上，很长时间内，各部实权均由满族官员掌控。所以时人曾评论说：“大学士备位，不问政事，虽各兼部务，亦见夺于满尚书。间有建白，无关大政。故冯溥、李露、宋德宜及熙（王熙）仅以文学备顾问，暇则结纳名士，竞尚诗文。”
另外，由于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六部长官无论满汉，均没有向地方官直接发布命令的权利，遇事只能奏请皇帝才能颁发诏渝。
除了六部之外，清朝设置了都察院这样的监察机关，监督六部等官职履行职责。它设置左都御史和左副都御史掌管相关职务，上任御史实际上是地方总督和巡抚的兼职。后来雍正帝又将六科并与其中，与十五道监察御史（清末为二十二道）合称“科道”，负责监察京城内外官员的职责，必要时奏请弹劾。至此，唐时开始的“台”“谏”并存的局面合而为一，实则是适应于专制皇权加强的一种需要和表现。
为了充分发挥科道官员的监察、监督作用，充当及时向皇帝通达信息的耳目，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左都御史被康熙任命为议政大臣，参与议政。康熙说：“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所为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可见皇帝是鼓励御史说话、弹劾权贵不法的行为的。但是伴随着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甚至走向极端，议政大臣不可能拥有真正独立的监察权，而且皇权越是加强，监察权越是名不副实，御史们往往因为惧怕侵犯皇帝和权贵，而选择适时沉默，不敢妄加评论。到了乾隆五年时，“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乃数年中条奏虽多。非猥琐陋见，即剿袭陈言，求其见诸施行，能收实效者何事乎？近日即科道官敷奏者亦属寥寥，即间有条奏，多无可采”。
宗人府是当时专门负责管理皇族事务的机关，为了显示皇族的重要，宗人府居于政府机关的首位，地位高于内阁、六部。宗人府的最高长官是宗令，由亲王、郡王充当，其下设有左右宗正、左右宗人等官，皆由满族贵族担任。他们主要的职责是掌管皇族属籍，纂修“玉牒”。议叙或议处皇族官员，审理皇族内部的诉讼案件。
在所有的中央政府机构中，理藩院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有着汉族区的行政系统相区别的行政体系。理藩院中设置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全部由满族人或蒙古族人担任，其下设有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个清吏司，掌管当时的蒙古、回部等内外藩及诸番部，负责制定辖管区域内官员的爵禄，并举行定期朝会，佐证刑罚。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设以前，理藩院兼管对俄交涉，其下设立招待俄使和俄商的俄罗斯馆。自设立以来，理藩院在加强和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超过历代王朝。
除了上面这些中央各部衙门，清朝还设置了专门掌管宫廷事务、照料皇帝生活的内务府，由总管大臣任其中的首职。内务府职权广泛、机构庞大、属官众多。下设广贮、都虞、掌仪、会计、营造、庆丰、慎刑七个司，上驷、武备、奉宸三个院，另外“造办处”和“敬事房”分别负责宫内各种手工业供应和太监的管理。内务府职官达三千余人，将近六部总人数的两倍，这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政治特点在组织上的突出反映。
清朝地方政权机关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层层统属，直至基层。
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组织是省，省级官员是总督和巡抚。总督为从一品官，一般管辖数省，巡抚为正二品官，只管辖一省。在明朝时，督抚都是临时派遣的，清朝成为封疆大吏固定人选，代表皇帝掌控一省或多省的军政大权。
由于督抚统领一方，权力颇高，所以清朝前期和中期，总督、巡抚多由满族人和汉军旗人担任。到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任督抚的汉族人才多起来。为了使总督和巡抚相互牵制互相监督，有的地区往往总督巡抚并存，事权不一，相当混乱。
在明朝，三司为地方的辅佐长官，包括都指挥、布政使和按察使，后来卫所制被废除，裁撤都指挥，只剩下的布、按两司也成了督抚的附庸。到了清朝布政使（藩司）和按察使（臬司）成为督抚的辅助官员。前者为从二品官，后者为正二品官，分别管理本省的民政财政和司法刑狱，合称两司。
省下为道。按照明朝的规定道是监察分区，而非行政区。道员本身也是因事派遣的差使，并无品级。清乾隆时开始专设守道和巡道，官居正四品。守道主要管理固定的辖区内的钱谷政务，而巡道则负责巡访某一区域的刑狱案件。自改为实官后，道员多加兵备衔，目的是限制境内都司以下武职官员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特设的道员负责专门事务，如督粮道、盐法道、河道、海关道等。
府是道下承上启下的机构。由官居四品的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督、抚。允乃行”。其下的固定行政单位包括厅和州。厅、州又分为直隶厅、直隶州、散厅、散州。直隶厅和直隶州是府一级的单位，散厅、散州则类似县一级的单位。另外，厅下设同知，州下设知州。
在此之下又有县一级的机构。其领事者为知县，是正七品官。下属官吏包括县丞、屯簿、典史、巡检等官，他们在知县的带领下共同管理本县的各种事物。由于这类官员和人民接触最为直接，所以当时的知县又称为“亲民之官”。
基层组织是里社制与保甲制，它们并不是正式的行政单位，它的官员多由地方富户和地主充当，不由朝廷派遣专门人员赴任。清代，里社与保甲并用，前期重里社，后期重保甲。
在城市和乡村的编制方面，清朝统治者在全国普遍推行里社制。一百一十户为一里，着一百一十户中，有十户人丁兴旺的户主会被选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隔五年审查一次。里长、坊厢长的主要职责是调查田粮丁数，编制赋役册，作为课税的根据，为了确保里社制的内部稳固，里长和坊厢长的人选要常常更换。
里社的作用着重于征税，雍正赋税制度改革后，摊丁入亩，人丁编审失去了意义，里社制渐废弛；但里社依旧作为官府的辅助机构颁发“易知由尹”、征收地丁，供应徭役、差役。
保甲制度兴起于清初，按照它的规定，百姓以十户为—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牌设牌头，甲设甲长，保设保正。当时，朝廷地方会给每户人家一张纸牌，让百姓们在上面写清姓名、男丁人数、外出人员所在地、进驻人员来往地等相关信息。而且对于面相可疑者，当地官吏可就地盘问。每个月末，保正还要对整个保的情况向上级做明确的汇报。由此来看保甲的作用重点在于要弄清人口的流动情况，监视百姓活动，维持社会治安，防止百姓抗争。
到了雍正帝年间，民间零散的起义反抗活动日益增多，为了有力地镇压它们，清政府更是加紧推行保甲制度，说“弭盗之法，莫良于保甲”，全围广大的农村大都行保甲，责成甲长、保正严加管束，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保甲之法同样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