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就做墙头草

世事复杂难料，宦海尤其沉浮不定，若缺少了“墙头草”品质，只是做个老实人，想在其中事事打理得合乎人心，又能与人相处得左右逢源，确为不可能。“墙头草”就是风势来临时，能够顺势弯曲而屹立不折。做根墙头草，随风而动，看似柔弱实则坚韧，才是在风云诡谲的人生路上的自我保全之法。

清末民初被人称为三朝元老的徐世昌在慈禧掌权时，曾做过军机大臣；载沣当政时，他做过邮传尚书；袁世凯任总统时，他做过国务总理；段祺瑞执政时，他做过总统。为什么他能一直屹立不倒、大红大紫呢？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一派是皖系，以段祺瑞为首；一派是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徐世昌则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政府总理。冯、段二人貌合而神不合，双方谁也不买谁的账，虽说段祺瑞把持政府，掌握实权，但据此想把冯国璋当做黎元洪一样成为他操控的机器，是不可能的。冯国璋也同样处处拆段祺瑞的台。

段祺瑞对南方用兵，想统一天下，派皖系军人傅良佐入主湘中，而冯国璋则指示直系军队不战而退，使皖系军队失利。

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梁士诒请徐世昌出面调解，徐世昌说：“往昔府院明争，我能解；今乃暗斗，我办不到。”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南北双方再战，北洋军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一路取胜，一直打到衡阳。但不久，吴佩孚就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为了倒冯，段祺瑞表示要与冯国璋同时下野，这样给冯国璋一个面子。

正在双方斗得不可开交时，徐世昌却当选为总统。

有人说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有人说徐世昌的总统是捡来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终归是总统。

徐世昌做官时间长，对上层的钩心斗角了解最深。所以他做官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对官员们能保则保，能帮则帮，是个“大好人”。

徐世昌是1905年进入军机处的，在军机处时，他也行“中庸”的做官之道。

当时的军机大臣是庆亲王奕劻，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当时与奕劻和袁世凯对立的是瞿鸿机。瞿鸿机与袁世凯、奕劻对立，对徐世昌却颇有好感，他“独信徐世昌，谓其谨厚”。另一位军机大臣鹿传霖，又以乡谊与徐世昌亲近，因此徐世昌在军机处颇为得意。

徐世昌与瞿鸿机亲近，与袁世凯更近，在清末著名的“丁末政潮”中，岑春煊对慈禧言劻贪黩误国，要求罢免奕劻，但后来奕劻保住了自己的权位，还与袁世凯一起反击，结果岑春煊被罢职。而徐世昌为保奕劻是出了大力的。

徐世昌不得罪奕劻，也不得罪瞿鸿机。奕劻和袁世凯商议，以瞿鸿机当时兼领外务部尚书为由，派他出洋，他自然无法推卸，只能离京启程。奕劻、袁世凯让徐世昌在军机处提出此议，瞿鸿机听了徐世昌的话，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说：“我老了，不能远涉重洋，还是让年富力强的人去吧！”徐世昌随机应变，立即改为自请成行，给了瞿鸿机一个台阶下，瞿鸿机对徐世昌十分感激。

后来，徐世昌见上层斗争太激烈，难以应付，就请调东北三省总督，远离了官场激烈斗争的旋涡。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溥仪入继大统，其父载沣做了摄政王。

载沣为了打击北洋势力，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在此危急关头，急流勇退，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疏请开缺，清廷却以他向来办事认真为由驳回了他的辞职申请。

不久，徐世昌离开东北，入京就任邮传部尚书。

1910年，载沣又提拔徐世昌任军机大臣，授体仁阁大学士，享受了清代文臣的最高荣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派北洋军前去镇压，但北洋军“只知有宫保（袁世凯），不知有朝廷”，因而作战不力，很快南方各省纷纷独立。

这时，精明的徐世昌看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时机，必须靠他的密友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于是他开始加紧活动。后来有人说，袁世凯下野后，徐世昌是他在北京的“灵魂”，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徐世昌通过科举之路，靠“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在仕途上飞黄腾达。虽说有些做法颇具两面派的意味，但宦海风波，恶浪滔天，如果没有一点心机，光凭做个老好人，是难以生存下去的。

因此，既然抵不过大风的威力，与其被吹折，倒不如干脆做一棵随风而屈的墙头草，懂得因时、因势变通，在各种圈子、各类人群之间灵活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