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么样？(1)
1989年秋，我被录取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学的最初几周里，我参加了一系列新生指南活动。在每一次活动中，在特定内容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收到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监控的区域。我们还收到了详尽的校园地图，在那上面标划出了海德公园(HYDE PARK)那一小块领土的起点与终点：这里是安全区。我们得知，除非是大规模集体活动，或者参加某个正式活动，否则即便是在界线之外的那些美丽公园也属禁区。
结果象牙塔变成了象牙堡垒。我当时住在海德公园的西南侧。在这个区域住着许多芝大的研究生。在丛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AVENUE)旁边一栋十层的楼房里，有我的一间学生公寓。这栋建筑是海德公园与一个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穷困黑人区的历史性分界线。只要有人曾在美国城市里的大学附近居住过，就一定不会对这种对比感到陌生。在界线的一侧，坐落着美丽迷人的哥特式校园。校园里是优越的学生们，其中大多数都是白人，来来往往，正在走去上课或者去运动。而在界线的另外一侧，则是破落的非洲裔美国人，零零散散，正在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与服务（更换机油、擦洗窗户、出售毒品），或者是在街角行乞。
我没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开始长途散步，以了解这座城市。对于一名成长中的社会学家来说，芝加哥的街头就是一场盛宴。我被其中各种不同特色的街区和触手可及的文化与传统迷住了。我很开心地发现了罗杰斯公园(ROGERS PARK)这个区域。这是一个混聚着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的街区。作为一名来自于南亚的移民之子，我成长于南加州的纯白人郊区。与那里并不相同，在这里，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文化地盘。
我当时对环绕在学校四周的穷困黑人街区尤其感兴趣。在这些街区里有将近半数的人不工作。据说那里是犯罪与帮派活动滋生的街区，是福利金发放金额节节攀升的街区。在八十年代后期，在这座城市当中的这些隔离地带引起了国家的关注。我曾经常在那里散步，在公园里打篮球，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犯罪行为，而且我也没有特别感受到威胁。我很好奇，为什么大学要不停地警告学生们与之保持距离。
事实上，当地居民对我也非常好奇。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在那些公园里很少会出现不是黑人的游客。当然，还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穿着古怪之极。人们曾问过我很多关于印度的问题——大多数我都不能回答，因为我搬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有的时候我会遇到野餐的人们。他们会请我吃自制的黑人风味食物。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并且婉拒其食物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大惑不解。
正如我是这些人的陌生人，他们于我也是一样。
作为芝大沉重课业的一部分，我开始参加研讨课。在研讨课上，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个人偏好是如何发展的？我们能否预测人的行为？教育对于未来几代人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的标准模式是展开广泛的社会调查，然后运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来分析调查数据。这样就会产生统计的描述类型，用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例如，为何有人会找不到工作，或者会进监狱，或者有私生子。据认为，制定好政策的关键，就是先展开一项好的科学研究。
我喜欢研究者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但是比较起我在芝加哥街头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这种讨论显得既无趣，又遥远，既抽象，又呆板。尤为令我好奇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并不热衷于会见他们所研究的人群。这并非出于任何敌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好人——而是因为与研究对象的实地交谈会被认为杂乱无章、不够科学，还有可能导致偏见。
我的问题并不新鲜。实际上，社会学的领域在长久以来就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定量和统计技术的研究者，另一个是通过直接观察，经常与某一社会群体共同生活的研究者。
第二个阵营的学者通常被称为民族志研究者。他们使用第一手的材料来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比如：边缘社区中的人们如何生存？或者是，何种因素会导致一项政策在某些家庭那里见效良好，而在另外一些那里却进展不顺？
定量社会学家经常会批评民族志的取向。他们认为这不够科学，而且答案可能只与被观察到的特定群体相关。换句话说，要得到任何重要而又普遍的结论，就需要依赖于对大规模数据组的统计分析，例如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或者其他大众调查数据。
在所谓更具科学性的社会学取向方面，我尚未遭遇到真正的挫折。但是我当时已经想清楚了，我不想整天只坐在教室里谈论数学。
所以我做了任何对种族和贫穷感兴趣的学生都会做的明智之举：我穿过走廊，敲响了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的门。威尔逊是在这一领域中尚在世的最有名的学者，也是社会学界最享有声望的非裔美国人。他在芝大执教已经将近二十年，曾经有两本著作重塑了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对于城市贫困的思考。
我及时逮着了威尔逊——他当时正要去巴黎度假。但是他说他正在着手开始一项新的研究，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参与。
威尔逊是一位沉默寡言、心事重重的人，常常身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尽管早已不再叼着他那标志式的烟斗，但是他看起来仍然像那种你会在电影里看到的教授。如果你问他一个问题，他通常会沉默不语很久——他的确很有威严，然后才会提供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
威尔逊解释说，他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年轻黑人是如何受到其街区各种因素影响的。例如，在一个公租房计划区成长起来的穷人小孩，与不在该计划区中长大然而同样出身贫困的小孩相比较，是否会获得更差的教育与工作机会？在一个被其他穷人区环绕的街区长大，与出身穷人家庭而在一个富裕街区长大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后者有可能受益于在更富裕街区里的学校、服务，以及工作机会吗？
威尔逊的项目正处于筹备阶段。第一步是设计出一份基础调查问卷。他建议我帮助他的另外一个研究生设计问卷。这就要求我们回顾此前关于黑人青年的研究，参考以前的社会学家们所选择的相关主题与问题。威尔逊给了我一箱子旧问卷。他说我应该借鉴一些他们的问题，并发展出我们所要用的新问题。我得知，社会学家喜欢使用他们的同事已经用过的调查问题，以便可以比较不同的结论。这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关键部分。
我谢过威尔逊，然后去图书馆浏览他给我的问卷。我很快就发觉，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做访谈。
华盛顿公园与芝加哥大学隔着丛林小屋街相对，是芝加哥最为庄严华美的公园之一。它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设计，面积将近一万六千亩，包括一个美丽的游泳池，室内和室外篮球场，迷人的花园以及纵横其间的曲径小路。我喜欢在环绕着公园的土路上跑步。在几十年以前，这曾是一条用来赛马和赛车的路。一直到1940年代，公园周围的街区里还以爱尔兰人为主，但是当黑人家庭开始在附近置屋买房的时候，大部分白人家庭就都搬走了。对于学校极力劝阻学生们不要在华盛顿公园逗留，我一直都很奇怪。我没有见到所谓的危险，至少在白天是这样。
在跑步之后，我有时候会待在公园中央那个宽阔的沼泽潟湖边。有一伙老年黑人，大约六七个，每天都会聚集在那里玩牌、喝啤酒，以及在潟湖中钓鲈鱼。我经常会花上几个钟头坐在那里，听他们聊天。直到当时为止，我对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几乎毫无概念，对城市里的黑人区也一无所知。我在一年前刚从加州搬到芝加哥。在加州，我就读的是绝对白人为主的学校——位于海边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我一直在阅读关于芝加哥黑人社区历史的著作。有时候，我会向这些人询问我所读到的事件和人物。他们讲述的故事要远比书中的历史更为生动。他们通晓机关政治的错综复杂性——比方说，要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建筑许可，你就必须要跟谁交朋友。他们会聊起自己年轻时的黑豹党，说它跟今天的帮派截然不同。有人痛心地说，“黑豹党曾有过帮助儿童的早餐项目，但是今天的黑帮只会冲他们开枪，给他们喂毒品。”我已经有点了解黑豹党在民权运动时期，在芝加哥所起的作用。不过，我从电影、报纸，当然还有从芝大不断发布的有关回避特定街区的警告中所得到的关于现代黑帮的知识，实在有限。
一位老者关于种族的言论让我尤其感兴趣。他的观点是：白人和黑人永远不能公开对话，更不必说生活在一起了。他们当中最为健谈的是列奥纳多·考布斯，他也被唤作“老时光”。一天，他跟我说，“永远不要相信白人，也不要觉得黑人会好到哪里去。”
老时光每天都来华盛顿公园，带着他的渔具，午餐和啤酒。他会戴一顶破旧的米色钓鱼帽。他的牙齿掉得太多，以致在说话的时候，口香糖会啪唧作响。但是他很爱聊天，尤其是聊芝加哥。
“我们住在城中城，”他说，“他们有他们的世界，我们有我们的。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你就会理解这个城市是如何运作的。”
“你是说白人和黑人永远不会融洽相处？”我问道。
一个名叫查理·巴特勒的人加入了谈话。他说，“在这座城市里有两种白人和两种黑人。一种白人会在你进入他们的街区时揍你。他们住在桥港(BRIDGEPORT)和西南部。另外一种只是不会请你进去。他们会在你进入他们的街区——就像你住的地方，在海德公园——时报警。而条子将会痛揍你一顿。”
查理是一位退休的工人，一个有着文身的健壮男人，臂膀发达，很久以前曾是大学里的橄榄球明星。查理偶尔会来海德公园，在那些黑人聚集的小餐馆里吃早餐或午餐，但是他决不会待到日落之后，也决不会走到公租房计划区的路上去。他说，因为警察会盯上他。
“那么黑人呢？”我问。
“有一种黑人会想方设法努力定居在你住的地方！”查理接着说，“不要问我为什么。还有许多黑人认识到这没用。就像我们，我们只是混混日子，我们住在这附近，地方不算太漂亮，但是至少不会挨揍。至少不会挨条子揍。”
“这就是黑人们来到这座城市以后的情况，”老时光说，“而这一点不会改变。”
“你是说你没有任何白人朋友？”我问道。
“你有任何黑人朋友吗？”老时光狡黠地反诘。我没有必要回答。“你也可以问问你的教授们，他们是否有。”他说，明显为自己对我的非难而开心。
从这些对话中，我开始获得一点芝加哥黑人的视角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情绪是，由于这座城市的运行机制，任何重要的社会进步都机会渺茫。
我对这种宿命论颇感陌生。如果你成长在富裕的南加州，即便是像我这样与政治关系不大的人，也会对美国制度的运作有一种内在信仰，并且会坚信人们可以发现一种解决彼此差异的方式，哪怕是种族差异。我当时开始认识到自己浅显经验的局限性。几乎每一次与老时光和其朋友们的谈话都会以对政治与种族的争论结束。我不清楚在他们论述中的所有细节，尤其是那些有关地方政治的细节，但是我也能够看出，在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与社会学家表述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一天，我询问老时光和他的朋友们，是否愿意接受我为威尔逊的调查所做的访谈。他们同意了。我尝试了几天，但是毫无进展。绝大部分的谈话结束于漫谈神侃、一连串的插嘴打岔和随意的想法之中。
查理看出了我的沮丧。“在你放弃以前，”他说，“或许应该和那些你真正想要谈话的人聊聊——是那些年轻人，而不是我们。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因此我开始寻找年轻黑人。我在芝大的图书馆翻检了人口普查资料，以寻找一个年龄主要分布在16至24岁之间的黑人居住区。湖泊公园计划区似乎不错，至少在资料上是如此。我随机选择了4040号大楼，在我打印的人口普查资料上标出了年轻人居住的公寓。那将是我要登门拜访的对象。老时光说，你可以在任何一天前往。他说：“计划区里的绝大多数黑人都不工作，他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但我仍然认为，多数人只有在周末才有时间。
在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周六下午，我前去寻找湖泊公园南4040号。这是奥克兰(OAKLAND)仅有的几栋高楼大厦之一，位于芝加哥大学以北约三公里的湖滨地带。奥克兰是芝加哥当时最为贫困的社区之一，其失业率、福利发放金额以及犯罪率都较高。从20世纪早期的南部移民潮开始，它的居民就一直以黑人为主。湖泊计划区周围的街区根本就不能算是街区。街上行人稀疏，在某些街口，空地甚至比建筑物还要多。除了少数的酒肆和破旧的杂货店，就没什么商业设施了。这让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公租房计划区，即便建在城里，也与城市生活毫不相关。城市的魅力在于其各个不同街区的差异性。漫步在一座优美的城市，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高低建筑，商业设施，消遣娱乐，各族群以及各种公共生活的表现。但是公租房计划区，至少从外部看起来，千篇一律，毫无生趣：各栋建筑被密集地规划在了一个区域，却又像毒素一样，与城市的其他区域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