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领袖 总要有人做决定，那么是谁呢？
当船只在茫茫大海中陷入一片迷雾，罗盘也不辨东西南北时，我们总希望能有位经验丰富的船长或水手带领大家平安航抵彼岸或终点；同样，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秋时，我们也会自然地期盼有位天纵英明的领袖能带着大家一路过关斩将。换句话说，生存乃人之所欲，而少数关键人物也总被希望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古今中外皆然。
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精英、寡头铁律、正当性、世袭制、权力、公仆
寡头铁律：少数统治的始终不变
本书前两章大致处理了两个重要问题，也就是“人类集体生活的必然性”以及“定居生活与政治制度的起源”。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相较于多数动物在外部生理结构上的弱势，以及由此引发的生存危机，或许是人类选择群居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其他的因素还有很多）；无论如何，随着群居生活内涵愈趋复杂，特别是定居性社会形态的出现，人类非但有必要制度化地去处理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尽管永远难以理想化），“制度设计”也将不断因应新的生活需求而作出调整与修正。
接下来的问题是：制度出现后，该怎么来加以运作呢？
我们在前章曾提到建构制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阶层现象”，也就是负有领导职责的绝非是一个人，而必然是“一群人”，这群人组成的团队即是一般所谓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这群人”的目的是去运作制度以满足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但是很显然，尽管社会上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欲求，也希望这些欲求能够被满足，绝大多数的人却因为受限于知识或思考层次（后者尤其重要）与日常生活的环境背景（可能仅熟悉自己的职业或不具备更宽广的视野），而缺乏成为“那群人”的资格。其结果正如社会学家米歇尔(ROBERT MICHELS)的“寡头铁律”所描述的，政治永远被少数人控制，只是少数精英在玩的游戏。
对此深有同感的英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甚至表示，所谓政治研究不过是观察“何谓影响力以及谁具有影响力”罢了；那些具影响力的人（一般也被称为“大人物”或权力精英）构成了米尔斯(WRIGHT MILLS)所谓“上层圈子”的重心；他们是实际上运作制度的人。此种结果正是我们在前面讨论制度创造过程时提到过的角色分化现象。
进一步来说，这些精英究竟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对此，我们可以从“主观——客观”与“个人——社会”这两个复合层面来观察。在客观层次方面，拥有机会去运作制度的精英，首先必须具备智识与领导统御能力等突出的个人特质；其中，智识未必指的是所谓学历之类的教育程度，而是理解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常识，至于所谓领导才能，除了一般的组织与处理问题的能力外，是否拥有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领袖魅力”（某种无法形容但足以让人心悦诚服的英雄气质）也必须考虑在内。除此之外，如果精英能够符合核心文化或所谓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人们在某一时期所凝聚的共识）的话，当然更接近人们的期待，并且也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在主观层次方面也可以发现，就算有人具备上述提到的智识与领导特质，也就是精英应具有的技能与资源，但如果他并没有去担任相关职务的意愿，宁愿去做个闲云野鹤的话，当然也不可能握有操控制度的权力。再者，套用米尔斯的话来说：“谁也不会真正地强而有力，除非他掌握了重要的机构。”换句话说，不管是军事、政治、经济或宗教性机构，由于社会事务总得通过制度来执行并落实，个人获得权力往往也是因为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为何有人位高权轻（政治位阶高，却没有实际该负责的工作），有人却位低权重（例如皇帝身边近臣）的缘故。
总之，正如莫斯卡(GAETANO MOSCA)在19世纪末所言：“在所有社会当中（无论极落后与极少见到文明曙光的社会，还是最先进且最为强势的社会），永远会出现两个阶级，那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前一阶级总是人数较少，既行使所有政治功能，也垄断权力并享受着因此而得到的利益，后一阶级则虽然人数众多，却始终受到前一阶级的指挥控制。”这句话确实道尽了人类自从创造制度迄今的真实面貌。
尽管如此，有两个现象还是必须强调的：首先，由于现代社会事务愈来愈复杂而且多元化，官僚组织体系也跟着不断膨胀，使所谓广义精英愈来愈多，事实上也导致许多人（公务员）虽身在政府，但未必拥有令人瞩目的权力；其次，尽管“少数统治”一直是个无可否认的政治现实，但未必因为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多数统治原则而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严格来讲，政治制度能否稳定运作，还是跟统治阶级能否取得“正当性”，也就是人民服从统治的心理接受程度相关。
正当性问题：为什么是他们这些人？
谁来统治严格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统治者能否反映并满足社会的需求。但残酷的现实是，在“浪花淘尽英雄”的漫长历史当中，我们更常看到的却是一大堆未必符合条件的野心家占据了舞台的绝大部分，不仅为人类的政治史带来蒙昧黑暗的一面，也让多数人对所谓政治过程留下负面丑陋的印象。
在真实的历史中，我们发现，精英逐渐和人群脱节开来，他们甚至自我建构起一个具有相同心理基础的“社会阶级”（贵族）；除了彼此接纳并信任自己创造的互动模式外，还经常联姻通婚，希望通过生理与社会关系来巩固这个小圈子。在此，更关键的问题出现了：就算是精英都想要保护自我地位，人民怎么容得下他们乱搞呢？
第一个理由还是来自人民自己。
可以这么说，不合格的精英所以能滥竽充数或占着茅坑不拉屎，是由于一般民众的三个心理特征所致：首先是人民在能力（或至少是意愿）上就和这批人存在着差距，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在可忍受（通常很大）的范围内秉持着得过且过的保守心态，让政客们得以利用这种心理弱点继续玩弄政治；其次，从理性上来讲，尽管人民希望政府满足他们的需求，但事实是所有需求的充分满足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于是在政客不断高声呐喊“再给我一点时间”的“合理诉求”下，落实政策的时间差也就一再成为他们摆弄民众耐心的惯用手法；最后，如果真的出现具有“领袖魅力”的政治人物（其实这种魅力经常也是来自人为创造，特别是在现代传播媒体发达后，更使政客习惯在镜头前扮演荧幕英雄），他们就更可以顺理成章地利用民众盲目崇拜偶像的心理，将后者操纵于股掌之上。
换言之，当我们对政治不满时，首先应反省的其实是自己。
但这并不是说政治精英们没有责任。通过创造意识形态来获得正当性，是精英们最常用的办法。19世纪的马克思便提到：“在每个时代里，统治阶级的观念往往是主流观念，换句话说，控制社会上主要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也掌握了主要的知识力量，能够随心所欲主导心智活动的阶级，同时也掌握了控制心智活动的工具。”进一步来说，所谓意识形态（事实上是种心理催眠过程）经常包含三个要素：首先是对未来的期望与憧憬，例如天朝意象或“人民万岁”等；其次是合理化精英取得政治权力地位的途径，例如“君权神授”或“万世一系”等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最后则是用以解释精英为什么要做出这些政策。其中，第二点可说是最重要的一项。
从历史变迁过程来看，由于人类必须不断应对同类相残的挑战（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因此，拥有“作战技能”是精英首先获得政治地位的原因，时至今日都还是如此。过去的开朝君主，甚或如美国的格兰特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等，都是因为在战争（南北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累积魅力而获致地位。但事实是“马上得天下”未必能“马上治天下”，因此具备更缜密组织能力的文人很快便取代军人成为精英的主要来源。接踵而至的下一个挑战是，由于某些人私心自用或确实存在某种社会共识的缘故，“终身制”甚至是“世袭制”的现象也跟着出现。
相对于比较理性一点的终身制（希望有能力者继续在位），作为君权时代心理基础的世袭制，可说是影响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世袭制可说是终身制的扩大与延续；这种政治制度无视可能存在其他同样也有（甚至更有）能力的人，给予特定某个人无限机会，又通过对其能力的吹嘘或其功绩的怀念，使人们相信他的儿子可能是最佳接班人，世袭制度也就跟着出现了（例如夏朝初年，人民不选择大臣益而选择禹的儿子启）。当然，这不过是对世袭制的理性解释罢了，因为历史上无能或暴虐的君主可说比比皆是，但贵族专制政体还是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甚至到了民主时代，子承父业甚至代夫出征的政治家族仍然俯拾可见（例如美国的肯尼迪或布什家族，遍布东亚各国的政治世家等）。究其原因，还是得回到人民的容忍性上来。
相对于在历史上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世袭传统权威，韦伯提出了目前被普遍接受的“合法理性”型正当来源，也就是在正式宪法的约束下，通常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择（投票）的途径，使政客们得以在一定期间内（也就是任期内）获得并且维持他们的政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即便是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权力地位的政客，他们能脱颖而出也经常因为其个人魅力或家族政治力量的支持，因此未必如想象中那么理性；其次，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再度重申，如何合法理性地选择领袖根本不是一般人最关切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些被选出来的精英能否满足人民的需求才是关键。何况证据摆在眼前，就算是由民主体制选出来的领袖，不符理性条件的野心家也到处都是。
权力：政治中最具争议的副产品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政治精英们到底会带来哪些麻烦。
永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但什么叫做权力呢？
从现实层面来看，权力是种看不到摸不着的神秘物质，就像空气一样，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它的存在。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权力是“由于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致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行为发生改变的关系”；但我觉得韦伯的诠释可能更精辟些，他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某些社会行动中，“甚至在不顾其他参与者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进一步来说，亦即以满足一己私欲为前提，让其他人做自己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并防止所有人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的一种能力。
由此可以发现，权力有着两个重要特征：“强制”与“垄断”。前者指的是强迫别人做事的能力，后者则是希望只有自己拥有这种能力。尽管这种情况在社会上（未必仅在政治层面出现，在家庭或公司单位中也有）可说俯拾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句：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人类间就不能讲讲道理和平共处吗？难道非得你争我夺才能解决问题？
追溯出现权力现象的第一个原因，必须回到前面的一个推断，也就是资源稀少性的问题。换言之，正因为资源稀少，冲突在所难免；为了争取对稀少资源的绝对控制，以获得生存保障，权力关系也就跟着出现了。
从这个角度看来，所谓权力关系是由两段行为共同组成的：首先是通过诸如战争等手段实施强迫的过程，其次则是多数人默认领袖具垄断性地位的心理过程；总之，目的是取得对分配资源的优先或独占性发言权。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关系也可能来自某些生物性本能。例如我们发现，只要是具群居倾向的动物，其内部大多数都存在一种“统制服从关系”，而且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固定地盘；于是，争夺首领地位（通常在雄性动物间）与抢夺地盘便成为经常可以看到的自然现象。
不过，正如罗素所言，动物争夺权力不过是为了生存与繁衍罢了，人类却有着无穷尽的愿望。或许正因如此，相对于多数动物的目的只在保卫既有地盘，人类却希望不断且几乎无限地扩张领土范围；其结果是，有些人很快就发现，威胁人类生存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并非来自掠食性动物的侵犯或者自然资源稀少的特性，而是人类之间几近恐怖的同类相残。当然，政治上的权力关系未必总是这么可怕，特别是在当代一些比较民主的国家，因为政治斗争失败以至于被抄家灭族的可能性其实不高；但这并不是说政客们就不继续斗争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大体来说，我们可根据权力的特征，将政客们拥有的权力分成“强制性权力”与“象征性权力”两种。前者是利用物理制裁或暴力威胁手段，让受影响者为避免痛苦而干脆服从的力量，其形式包括刑罚、禁锢、流放、死亡威胁或其他类似手段；总之，目的是为了建立没有人反抗的一种稳定状态，使野心家们得以长期为所欲为。后者则是通过社会规范（例如父权社会与家长政治）与意识形态（例如“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等君权概念）特别是某种阶级观念的建立，让人们不仅养成自愿服从的习惯，甚至心底下也承认政客们确实因其贡献而“高人一等”，从而让这种权力关系变得更为巩固。
对政客们来说，象征性权力的重要性远高于强制性权力，其理由是：位居权力金字塔上层的政客或精英，其实只占人群的一小部分，在未必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长期用强制手段压制人民的结果，终将不断累积阶级冲突能量，最后可能被迫面临反噬的命运；相对地，如果能通过意识形态来产生催眠效果，则可兵不血刃便收到服从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值得注意的是，政客们不仅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来进行说服与控制，他们更常运用的是威望性仪式或排场手段，例如过去皇家进出宫廷时出警入跸，富丽堂皇的卤簿仪仗，如今连民主国家总统出门也必然有警车开道与保镖贴身随侍，其理由美其名都是为了“保护元首安全”，但实际上哪真有那么多人会有闲工夫去刺杀他们呢？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塑造政客高人一等的权力形象，以便无须强制便可得到心悦诚服的效果。
真命天子抑或公仆：民主观念下的阶级倒错
麻烦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我们将因为资源稀少所引发的权力争夺，政客们比起一般人民更具有争夺权力的意愿与能量，以及政客们一旦获致地位必将无所不用其极地捍卫其权力等现象，都视为是必然结果的话，那么人民岂非永世不得翻身，只能一路悲到底不可了吗？
还好，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此，我们可以通过回溯人类漫长历史的发展来得到一点信心。概括说来，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大约经过了四个阶段，亦即力权、神权、君权与民权。
在第一个最原始的阶段中，人类必须不断应付自然界甚至同类的生存挑战，因此拥有蛮力、胆识与作战技能者脱颖而出，成为部落首脑。但随着人类思考能力与文明程度的不断演进，社会复杂性与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使某些宗教的想法逐渐形成，人们一方面相信有更高阶但不可见的力量存在，同时相信与这种力量接触的密切程度将是能否生存的关键之一。由此，那些自称或果真拥有与这股力量接触特质的人便成为关键人物（一般被称为祭司）；人类不仅给予祭司相当崇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还为宗教目的而建起了许多宏伟壮丽的建筑物，甚至一度将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层面（例如何时播种、如何进行惩罚与是否出征作战等）交给宗教仪式来解决。
但这股力量毕竟有两大缺陷：首先是能够接触这股力量的超能者实在太少了，以至因为民智渐开而降低可信度，而且，即便有人接触到这股力量并发出“神谕”，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在“靠神还不如靠人类自己”的暗示下，自然人便逐步取代无形力量成为统治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刚进入君权时期的人们不仅还算理性，而且也蛮有些民主味道；例如他们对君主的选择不仅强调“推举”程序（特别在游牧部落中一直如此）与真正具有于社会有贡献的能力，同时没有世袭制度（例如中国上古传说中的禅让政治），甚至还有一定时间的任期限制（例如希腊与罗马的执政官）。
“人治”原则确立后，权力游戏也就开始了。
首先出现的是领袖终身制，然后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世袭制。当然，通过集体催眠使大家相信没有更好人才，以至取得不断执政正当性的终身制度，以及通过基因筛检建立“一家一姓天下”的世袭制度，都不能满足政客们的权力欲望。因为不管是终身还是世袭制，都是欺骗大众、让人们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政治结果，一旦需求未能被真正满足，骗术被戳穿，其权力基础也将受到威胁。为建立更稳固的权力基础（即使骗术被戳穿也能继续混下去），政客们进一步发明了所谓“君权神授”学说，强调他们之所以能锦衣玉食受人供养，并不是因为具备什么能力或人民觉得非他们不可，而是老天爷的意思，亦即他们拥有所谓“天命”，中国的皇帝们在圣旨“皇帝诏曰”前先说明自己是“奉天承运”而来，便是这个道理。
无论如何，君权的理论发展实在远远背离了人类所以选择群居并创造制度的理性，因此反动（农民起义或革命）偶尔出现也就可以想见。不过，君权的发展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意识形态力量的强大，因为如此明显不理性的政治制度，居然也占据人类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其后，一直要等到欧洲因为出现早期资本体系，使人民逐渐获得知识与经济等足以和君权抗衡的力量后，人民在思想层次上才又重回政治中心位置。
在此要补充说明的是：首先，前述人类政治制度的四个发展阶段只是一种概括式的说法，世界各地人类发展的速度其实并不一样，当前全球便同时存在着民主、半民主、君权、君主立宪，甚至还有少数的神权例证。其次，我们更重视的是制度演进的原因。正如本书一再重申的，非但社会是基于人类经验需求而出现的产物，政治制度更是如此；换言之，制度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有效响应社会需求。因此，随着人类需求的增加（因为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结果）与智识能力的普遍提升（亦即拥有判断制度能否应付自己需求的基础要求），制度当然也得跟着日新月异。
当人类发现（自觉意识提升）无形力量不那么可靠，但需求又无法解决（尤其是人群间竞争愈来愈激烈）时，自然会舍神权而就君权；同样，当人们无法继续忍受贵族的荒淫自私，同时培养出敢于挑战现状的勇气后，绝对王权的想法也就成为过眼云烟。从这个角度看来，尽管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确实需要制度与领袖的导引来完成自己的希望与目标，而富有冲劲同时更处心积虑的政客，往往也得以通过这种社会集体需求来满足其权力欲望，但事实是，他们永远只是人群的一小部分而已。
换句话说，民众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与政客有赖于人民协助以完成其权力目标（在无人孤岛上戴着皇帝帽子根本不好玩）的现实，让民众拥有了反制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民智大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理性思考的今日，大家已经发现两个现实：第一，如果没有多数人民的支持，政客们根本“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第二，世上能人异士多得很，根本没有人是不能取代的。换言之，所谓“真命天子”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了解政客不过是通过公开应征（参加竞选）而拿到录取通知的公仆罢了。进一步来说，根据一般人都知道的社会常识，所谓“仆”，乃是以服务为最高宗旨的一群人，我们未必一定要将他们视为下人，给予他们基本的尊重也是应该的，但若是盲目地崇拜追捧，岂不是有点荒谬无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