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文化传统(3)

讲学社的眼界与胸怀

——从一件新发现的梁启超手稿谈起

目睹梁启超亲笔起草“讲学社简章”的文稿，不禁浮想联翩起来。这是因为，在这片纸上构想起来的讲学社，跟我向来的研究和追求，乃至我眼下正主持的事业，有着很特别的一层关系。

这个简章的大体写作日期，应当是比较容易推定的。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此后还公布了更详细的计划，比如他在1920年9月5日就曾经这样写信给张东荪：

一、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

一、讲学社董事暂举定以下诸人，伯唐、孑民、亮俦、秉三、仲仁、任公、静生、梦麟、搏沙、陈小庄（高师校长）、金仲蕃（清华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尚拟邀范孙、季直、菊生，尚未得本人同意，想必乐就也。

一、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梁启超手书“讲学社简章”[10]

一、罗素所乘之船，改期十月十二乃到沪。

一、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搏沙日内到沪，面罄一切。

一、中国公学教务长望公决任勿疑，经费顷方有某方面可以进行，容续报。其办法则公与百里所商讲座之说最妙。

一、出版时请寄敝寓三份，别有两份，一寄仲策（京南长街），一寄小儿梁思成（清华学校）。[11]

据此判断，这个简章应当写于1920年9月5日之前不久。

耐人寻味的是，在梁启超写给张东荪的设想中，居然已经提到了罗素的访华计划，而在此后的历史叙述中，罗素却只是讲学社请来的第二位西方大哲。这种在动议与记载间的“时间差”足以说明，实则在此之前的杜威访华，只是由于为时足够长久（15个月），才在后来被归并到讲学社名下。甚至，我们由此可以揣摩，就连“讲学社”这样一个对口的机构，都是由于当时像杜威和罗素这样的西方大哲纷纷来华讲学才相应地激发出来的。

由此就可以理解，以当年中国之贫弱现实，怎么会有如此豪举。因为政府被迫就要挤出钱来，而梁启超又有相应的热忱与能力。反过来说，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这个讲学社竟只坚持了四次——在杜威和罗素之后仅仅延续了两次——就因为官方的款项已不再到位，而请到的后两位外来和尚相比起来又没有前两位的盛名，便只好草草地偃旗息鼓了。

不过，正因为以当年中国之贫弱，这样的活动简直就是绝大的例外，才使得即使只是寥寥数次，也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大概凡是关心跨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总难免要提到讲学社在中国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即使在尚未调来清华之前，我就已经在时断时续地，而且是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回顾梁启超当年这些活动的影响与接受了。——比如谈到杜威当年的访华，在我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郝大维和安乐哲就曾针对时人的浅薄误读，而充满惋惜地写道：

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至晚清以来，在将所有能够增强其竞争力的东西吸收到自身之中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那种情况就是：在二十世纪，对于几代人来说，马列主义的不断汉化，窒息了刚刚开始的杜威实用主义，淹没了儒学的残余，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正统……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来说，重要的在于：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对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构成必要条件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的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12]

再如谈到罗素当年的访华，在我本人对比韦伯主义与儒学思想的论文中，也正中下怀地引用过这位英国哲学家，因为他曾经由于自己的地位和知识优势，反而不必样样迷信他原本来自的西方：

坦承自己并非基督徒的罗素，曾在《中国问题》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凸显“合理性资本主义”的实质不合理——“一位美国青年拼命工作，等到有了几百万时便成了一个胃病患者，只能靠吐司和白开水来维持生命，成了为客人准备的宴席中的旁观者……”如果参照着儒家文明的现世态度，我可以把上述例子发挥成一种更加明确的表达：尽管韦伯描绘的那种并不准备满足私欲的经济活动，或许在积累财富和加强竞争方面，果然有助于加强整个社会的“情商”，也就是说，有助于抑制杀鸡取蛋式的花光吃净式的贪婪消费，但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生命其实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那么只怕天底下最傻的傻事，就是在以毕生精力挣下整座的金山之后，仍不知稍微和适时地挥霍一下，忘了那财富本是应着人的内在需求创造出来的，而非要拼尽最后一口气，再往那金山上加添一把微不足道的金沙，竟连回眸一望的力气都剩不下。再如泰戈尔的访华，我曾给弟子彭姗姗出过这个题目，并且指导她得出了下述的总结性看法：

仅就报纸上有限的报道而言，泰戈尔苦口婆心地奉劝中国人保守自身的文明，就没有一点道理么？不只泰戈尔，之前访华的杜威和罗素其实都提出过类似的忠告……杜威、罗素和泰戈尔的思想立场各不相同，杜威和罗素也并非以反现代性著称的人物，可他们一来到中国，却不约而同地跟中国传统产生了共鸣。他们一再劝解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要抛弃了自己的传统。然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判定却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足够的重视……在将近一个世纪后，当我们忍受着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以及钢筋水泥环绕的居室时，当我们对全球的麦当劳化渐生不安时，当我们意识到英语的便利及其裹挟的巨大文化压力时，重新回顾泰戈尔当年的讲演，我们才醒悟到曾经错过了什么。根据上面的总结性看法，不难发现一种相当令人痛心的现象，那就是所有被讲学社请来的思想家，不管来自哪个国度，也不管他们原本的倾向有何不同，只要他们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都马上想要调适“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而相形之下，只有日益沉迷于西化的中国人，不仅已是“当局者迷”，还要拒绝别人的“旁观者清”，一意孤行地非要把自家的传统毁弃干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历史悲剧，就凸显成了知识社会学层面上的尖锐悲剧——当为数更多的、仅限于对西学浅尝辄止的人们，一旦自信掌握了“先进的武器”，就转而拒绝任何更为高阶的复杂知识，哪怕这样的知识同样来自西方，甚至是面对面地来自当时的西方大哲。

事实上，正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我才不光在具体的思想内容上，而且在抽象的组织形式上，自觉地跟讲学社发生着共鸣。比如，在尚未调来清华之前，我就已经为国学院写下了这样的规划：

……本院将率先创办三大讲座，即“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以纪念这三位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各讲座将分别邀约哲、文、史诸领域的国际级学者，围绕某个精心准备的专题，来清华园进行5至6次系列讲演，并与国内同行进行深度的交流。此后，每一系列讲演的内容，包括讲座期间与国内学界的对话与辩难，经由整理、翻译和修改，都将扩充为“清华国学讲座丛书”之一种，以便惠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上述三大讲座每年举行一次，分别用时四周左右，各由相应的专任教授主持。此外，为与各系的教学相协调，它们应集中安排在同一学期，接替进行，统称为“国学讲座”课程。而转移到清华以后，各方面都实施得最好的，恰恰是这个“梁启超纪念讲座”。国学院复建三年以来，我们已经从不同的国家，为它连续邀请了三位优秀的学者，并分别为清华同学开设了为时两月、连讲八次、一个学分的课程。——具体说来，第一次，我们邀请了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德里克教授，他在中国研究界以理论的造诣和批判的色彩而著称。第二次，我们邀请了法兰西学院的巴斯蒂院士，这位长期担任巴黎高师副校长的女教授，一直是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第三次，我们邀请了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作为汉学大师岛田虔次的出蓝弟子，他目前在日本汉学界堪称梁启超研究第一人。

毫无疑问，如果梁启超教授还健在的话，他会对所有这些进展都乐观其成的，——因为当他在构想讲学社的时候，这正是他原本想要完成却惜乎未克全功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正进行的“三大纪念讲座”，正是在接着讲学社来讲，接着梁启超未竟的事业来讲。回顾起来，自己是在三年多以前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比较充分地表述了这样做的初衷，而现在且把它完整地征引出来：

需要特别说明，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是否了解，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而相形之下，尽管在经济上有了巨量的增长，目下人文学术界的所谓开放，还主要是指我们自己“走出去”，而不是把谈话对手“请进来”。由于这样的学术交流，都是对方在出资金定课题，所以知识生产的主动权，就几乎完全交到了别人手里，很多讶异国人和迎合外人的奇谈怪论，就是沿着这条路产生的。到现在，总算是风水轮流转，仰仗着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有了能力，可以直接邀请海外学界的领军人物，来国内进行较为长期的交流活动了。

你想，杜威和罗素来华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该多么贫弱啊！然而他们毕竟是大哲学家，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足以透过很多表面现象和暂时状态，看到更深层的价值选项问题，所以他们的一些惊世骇俗之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想象力，就是拿到今天，仍然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由此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设想，将要请到清华的国外领军学者，并不是只到这里照本宣科，他们将要在校园里放松一段时间，跟同学们唇枪舌剑地交流，跟中国学者隔着圆桌各抒己见，甚至如果时间允许，还打算带着他们到处去逛一逛，去实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回来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讲稿。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就已渗入相当多的中国经验。

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种高端的交流，来逐步避免或部分克服这样的窘境，即现有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主要是对欧洲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一旦挪用到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总难免就会出现脱节和错位。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孜孜译介国际汉学知识，至今已经有了巨量的翻译成果，然而你必须知道，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潜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的预设或框架。正因为这样，它们有时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有时候就有点隔靴搔痒，是在拿欧洲理论和中国经验进行尝试性磨合。而今后，我们希望借助于上述讲座的交流，不再仅仅跟汉学家们对话，而且还跟他们背后的那些“理论制造者们”直接对话，促动他们在下次再写书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些中国的或印度的经验，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当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自古代文明时。我想，这样的一种交流，不光对中国学者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学术也有好处，因为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总结，就会带有更大的普世性，从而避免再听到大声的抗议——你的理论强暴了我的经验！说到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流行的误解。总是听到有人说，早期清华国学院是一个“神话”，甚至是“不可复制的神话”。然而这样的说法，对于站在不同出发点上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它只是出自一位年轻后学之口，那么，无论他表达了对于昔日盛况的神往，还是表达了对于“四大导师”的仰慕，肯定都是健康和积极的。但反过来说，如果它竟然出自一位昏聩官僚之口，他原本就跟学术界相当隔膜，也没有读过任何相关的作品，那么，他越这样讲，越暴露出自己并不知道如何鉴赏学术的价值，只是人云亦云地赶赶口头的时髦。前几天我曾就此尖锐地批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