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2)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归国。他未能因应形势，和同盟会弃嫌修好，相反，却继续鼓吹和同盟会分家，进一步恶化和孙中山的关系。南京攻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推举大元帅，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以朱瑞为首的浙军将领则主张推黎元洪，强烈反对黄兴。时任浙军参谋的葛敬恩后来回忆说：“袒黄（亦即袒孙）袒黎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4]会议本已于12月4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但于12月17日又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代行大元帅职权。这一变化，原因复杂，但同盟会方面认为和陶成章“嗾动军队”有关[5]。12月20日，马君武鉴于孙中山即将回国，在上海《民立报》著文，盛赞孙中山的革命品格和经验，断言财政及外交等问题，“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该文称：

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吾平生从不阿谀人，又以为吾国素知孙君，故默默然不赘论。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又孙君于数日内将归国，故不能已于言。[6]

马君武此文所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大肆旗鼓，煽惑军队”的人，显指陶成章。辛亥前，马君武长期生活在德国，和同盟、光复两会之间的矛盾素无关系。他感到“不能已于言”而出面著文，可见陶成章的活动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当时，《民立报》和南洋同盟会员曾经为孙中山做过部分舆论鼓吹工作，陶成章等人认为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孙中山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7]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嫌再度搅起。

这一时期，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问题上：

1.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8]。其他记载也说，陈其美曾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9]

2.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樊光回忆说：“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陶成章）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10]

3.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并号召旧部。据《民立报》记载，1911年11月下旬，为了进攻为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11]。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12]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是指陈其美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13]。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14]有的甚至说：“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15]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16]。陈其美不会乐意丢掉上海去当浙江都督，但由陶成章出任，陈其美也不会安枕。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确实消息”，陶成章在沪“大不利”[17]。于是，陶成章先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通告，内称：

当南京未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这一通告表明，陶成章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正在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

1月11日，他又通电声明，不能胜任浙江都督一职，电文云：

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18]

蒋军统，指蒋尊簋，同盟会会员，陶成章此举仍然是为远祸保身，但是，他的“旧同事”们却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馆及陶成章，电称：

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19]

这份电报不啻是陶成章的催命符。

1911年12月，还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的时候，陈其美就曾请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20]。陶骏保原为镇军军官，1911年12月13日为陈其美枪毙。可见，当时陈其美已萌发了除陶的念头。这时，沈荣卿等又坚持要陶成章出任浙督，并且“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这样，自然使陈其美感到事不宜迟。

《事略》又说：

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实际上是在承认，“除陶”是陈其美指使的了。

在《事略》中，蒋介石自诩他的“除陶”是“辛亥革命成败最大之一关键”，实际上，他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此后，光复会即烟消云散，原成员和同盟会更加离心离德了。

陶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1912年9月，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同食”，但章太炎拒绝参加，他发表公开函件说：

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辞已明，诸君子亦当闻其崖略。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嘱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21]

黄兴要求保护章太炎，但章太炎却将黄兴视为“朋比为奸”者。此函既表现出章对同盟会的深刻的猜忌和隔阂，也曲折暗示着刺陶案的隐微复杂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