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3)

国民党“一大”后，国共两党部分党员之间的分歧日渐显露，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遂逐渐受到中共中央注意。1924年7月1日，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报告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393]同月21日，由陈独秀、毛泽东签署的《中央通告》提出，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394]。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395]这就对领导权问题作了极其清晰的表述。会议对国民党的评价和“三大”有了显著差别，称其为“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会议同时提出和国民党的“争斗”问题。宣言称：“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宣言表示：“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起来反抗。”[396]其后，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不断加强，如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就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应当指示群众以前进的道路。”[397]至此，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成为中共的普遍认识。但是，如何取得这种领导权呢？中共中央提出了多种办法：与左派建立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控制中派；在国民党势力所在地，到处扩大共产党，“积极的跑到政治舞台上去，到处实行我们自己的思想斗争和策略”[398]；其他办法还有：拉住小资产阶级，促进资产阶级革命化等等。至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遂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意见。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案》提出：“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中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399]

然而，当时两党联盟的方式是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如何在这一特定格式中，既掌握领导权，又保证两党继续合作，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又针锋相对地提出国民党的领导权问题之后，这个问题就更难解决了。

五、可以解决和无法解决的问题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在一片欢呼声中闭幕了。邵力子受蒋介石之嘱提出的“重要问题”有的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则在旧的格式、框架下根本无法解决。

关于和共产国际互派代表问题。1927年1月6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原则上接受国民党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派驻代表的建议，交主席团小委员会讨论并解决手续上的问题[400]。谭平山认为，当初胡汉民代表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时动机就不纯，一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威信，一是为了削弱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因此，他对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定持怀疑态度。1月7日，谭平山在主席团会议上表示，他原则上赞成国民党作为同情党向主席团派驻代表，但他同时声明，这一建议只是几个国民党员提出的，其他人不知道，国民党中央也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他要求政治书记处再作研究[401]。1月10日，索洛维耶夫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团小委员会，声称主席团会议已原则上通过和国民党互派代表的决定，决定将国民党代表列为有发言权的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要求小委员会致电鲍罗廷，确认邵力子的委托书，或另派代表[402]。11日，小委员会决定致电鲍罗廷与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将上述决定通知他们，要他们了解国民党中央是否讨论过，邵是否已被授权等问题，待收到复电后再议。此后，邵力子即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继续留在莫斯科，但是，共产国际担心向国民党派驻代表就等于接纳国民党，始终没有向国民党派驻自己的代表。一直拖到4月7日，维经斯基等才在汉口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建议由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兼任驻国民党的代表并参加国民党的一切领导机关。[403]

邵力子留苏期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还曾决定：“不反对吸收邵力子同志在共产党员同志的监督和领导下参加农民国际的工作。”[404]又决定报请政治局批准，由库西宁、拉斯科尔尼科夫、索洛维耶夫、蔡和森、邵力子等人组成国民党问题常设会议。但是，此会未被批准成立。[405]

关于确定国民党的反帝、反军阀策略问题。当时，苏联共产党正醉心于推行“世界革命”，因此，笼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是一片强烈的反帝气氛。在全会所作的决议中，虽然也有“应利用各帝国主义集团间的矛盾”一类的片言只语，但它更强调的是“从根本上打击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全会不仅要求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撤除外国租界，而且要求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经济基础”，要求中国国民政府将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让公司、工厂、矿山、银行和企业一概收归国有。[406]在这一情况下，自然不会考虑国民党人所提出的对列强实行区别对待的策略，相反，却常常担心他们会和列强勾结。直到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处于极端困难时，鲍罗廷才决定实行外交上的“政策调整”，分离英、日，区别外国政府以及资本家集团中的军人派和工商业资本派、财政资本派与商业资本派，但已为时过晚了。[407]

中国军阀林立。为了打击一派军阀，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和另一派军阀结成临时联盟。这一点，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中共都是认可的。例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肯定：“广州同张作霖进行谈判是合适的，同时提醒广州防止卷入与广州政府的资源和力量不相适应的军事行动的危险。”[408]中共也赞成“联奉”。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就曾表示：“北伐军战线太长很危险。”“要看国民政府的政治手腕如何？能否拉住奉军。”“在政治全盘观察，联奉是必要的。”[409]

关于土地革命。共产国际极为重视中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在《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中，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并严重脱离实际地要求中国革命党人“进行连续性的彻底改革，以实现土地国有化”。针对部分中共党人担心开展土地革命会影响统一战线的顾虑，共产国际在决议中特写了下面一段话：“惧怕资产阶级中某一部分势力会不坚决、不真诚地合作，而拒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里把土地革命问题提到显著地位，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410]自然，这些主张也是对于邵力子在会上所述主张的明确否定。

在共产国际行动执委会和主席团成员中，印度人罗易强烈主张在中国推行土地革命。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就是由他起草的。

1927年1月，罗易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派往中国，谭平山同行。共产国际此举显然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土地革命。在共产国际扩大全会的影响下，原先主张暂缓进行土地革命的中共党人和部分国民党左派迅速改变看法。1927年4月，武汉国民党中央成立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土地委员会，制订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案。该会从4月初开始工作，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形成《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表决时，林祖涵、吴玉章两位共产党员赞成通过而不公布，徐谦、宋庆龄、陈友仁以及孙科、汪精卫等人都不举手，只好决定暂时保留。但是，这时候，湘、鄂、赣部分地区的农民运动已经从减租减息跃向重新分配土地了。

关于领导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将中国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动力。第二阶段，工人阶级在中国舞台上出现，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部分地也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决议认为，中国革命即将向第三阶段过渡，“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强的联盟——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无产阶级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411]。蒋介石通过邵力子要求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决议》的这一段话虽然不是对蒋的直接回答，但却是坚决而明确的否定。

双方都要求领导权，但领导权只能属于一方。在两不相下而又别无其他途径可以解决的情况下，这种对领导权的争夺必然会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进而导致血与火的冲突。但是，共产国际对此却缺乏清醒的认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称：“无产阶级应该作出选择：是同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势力维持联合，还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的联盟，”[412]这实际上是在要求从统一战线中甩掉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但是，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力图拉住蒋介石，维系原来的统一战线框架。1927年3月，发生英美炮舰轰击南京事件，邵力子以国民党代表身份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团，表示“要在世界革命战线上共同努力，打倒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资本主义”[413]。这时，已处于国共分裂前夜，形势日益严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却在复邵力子函中称：“坚信国民党将保持团结一致，外国帝国主义者、军阀以及中国劳动人民的其他敌人都无法分裂高举民族解放旗帜的伟大的党。”[414]不久，邵力子因蒋介石电催[415]，准备束装归国，斯大林、李可夫、伏罗希洛夫竟分别托邵将自己的照片赠与蒋介石，以示亲善！[416]

六、尾声

1927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获悉，蒋介石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愿意会见在中国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政治局认为这一会见是有必要的，打算派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蒋介石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417]。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收到指示后，未能及时作出决定，直到罗易得悉蒋介石决定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全会，才于4月12日致电蒋介石，建议他放弃计划，参加武汉方面召集的会议。电称：“我们建议您遵守协议，把党内一切有争议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会来解决并服从全会的决定。如果您接受这一忠告，我们将愿意访问南京，以便和您本人讨论一切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将尽可能帮助建立一切革命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418]但是，这一天，上海的“清党”行动已经开始了。同月22日，蒋介石复电罗易，指责武汉国民党左派，电称：“国民党党内问题，关系本党之存亡，实非寻常纠纷之可比，最近种种事实已经证明破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责任之谁属，而在武汉一方把持我党党权之人有不能辞其咎者。”蒋批评罗易“只听见一方面人的话，未尝知其真相”，声称南京会议系当年3月汪精卫在上海会议时所决定，“事非由我而起，我亦无权打消也”[419]。蒋介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自此终结。

邵力子归国前，斯大林已经得到蒋介石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消息。他笑着对邵力子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解除了工人自卫队的武装，我却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他，工人们会怎样看我？”4月23日，邵力子在海参崴得知确讯，便将照片退回斯大林等人。他表示：“不能充当反革命的武器”，回国后将经上海去武汉。函称：“达成妥协的希望已经破灭，我很担心帝国主义者可能进行干涉，希望共产国际和各国同志号召全世界革命者阻止这种干涉。”[420]

返国后，邵力子在上海住了几天，到南京见蒋介石，蒋仍要邵当秘书长，邵称：“我不能再当秘书长，不离开你就是了。但希望停止杀戮青年，并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