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中山舰事件之谜(3)

1.这一段话的核心是蒋介石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他”或“赶他”，以自请“赴俄休养”作试探，得到汪精卫同意，便进一步增强了他的怀疑。此点和前引蒋介石日记大体一致。

2.陈孚木在《国民党三大秘案》一文中说：其时，伍朝枢知道有一艘装载军械送给黄埔军校的俄国商船，不久会到广州，便编造“故事”说：“苏联从蒋介石与俄顾问季山嘉的不和谐，判定蒋是反革命分子，已得汪精卫的同意，不日以运赠军械为名，派遣一只商船来广州，即将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受训。”“他把这‘故事’作为很机要秘密的消息，通传给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中央的许崇智、邹鲁等几个广东人，很快便传到蒋介石在沪的亲密朋友如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几个人耳朵里了。”[249]陈孚木的这一段记载认定伍朝枢是编造谣言的主要人物，谣言的核心情节是利用俄船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伍并将这一谣言通传给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凡此种种，均可与邹鲁对陈公博所述相印证。陈孚木当时是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曾任《广州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广有联系。他看过中山舰事件制造者欧阳格1927年写的有关回忆稿[250]，所述自然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3.1926年4月1日，柳亚子致柳无忌函云：“反动派陷害共产派是确实的，李之龙是一个共产派的军人（属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而蒋部下很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在那里捣鬼，他们制造一个假命令，叫李把中山舰开到黄埔去，一方面对蒋说，李要请你到莫斯科去了，蒋大怒，即下令捕李。”

柳亚子所述的核心情节是，有人造谣，以李之龙将劫蒋“去莫斯科”，煽动蒋介石反共，此点和邹鲁、陈孚木所述基本一致。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各方面交游颇广，他的这一段话不会没有来历。同函中，柳亚子又说：“在两星期前，沈玄庐（定一）告诉陈望道，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所以反动派的阴谋是和上海通气的。”[251]沈定一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人物，当时在上海。如果他不了解伍朝枢“玩的小把戏”，是不会作出“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的判断的。6月4日，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也说：“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252]这些材料，都可以反证陈孚木所述：伍朝枢曾将他编造的故事，通传给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中央。

4.邓演达曾告诉季方，蒋介石之所以“仓皇失措”，是因为“得到密报”：“共产党利用其海军局长李之龙的关系，将中山舰露械升火，与黄埔邓演达联合行动，图谋不轨。”[253]此说虽未提到伍朝枢，但在指出蒋介石“得到密报”这一点上，仍有可资参证之处。

从1926年1月起，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就在广州和香港散布谣言。

第一次说李济深阴谋倒蒋，广州并发现以四军名义指蒋为吴佩孚第二，想做大军阀的传单；第二次说第一军要缴四军的械；第三次说，二、三、四、五各军与海军联合倒蒋；第四次说，蒋介石对俄械分配于各军不满，将驱逐俄顾问全体回国；第五次说，蒋介石倒汪[254]。如此等等。很显然，散布这些谣言的目的在于制造广东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和，煽起蒋介石心中疑忌的火焰。事实上，它们也确实起了作用。这一点，前引蒋介石日记已有充分的证明。蒋介石之所以在那样一个特定时刻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应该说，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谣言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邹鲁把中山舰事件完全说成是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功劳”也并不全面。其中还有柳亚子、陈独秀所指出的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作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发端于1925年6月的中山学会，其核心人物为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这一组织成立后，即与西山会议派相勾结，阴谋反对国共合作。其间的联络人就是时任国府委员、兼任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朝枢。李之龙说：“这种组织（指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笔者）在广州的主要工作，最初是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其后经伍朝枢、吴铁城之介绍，遂与西山会议派结合，遂受其利用而扩大为倒汪、排共、仇俄之阴谋。”[255]“他们在广州发难，领过了上海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数万元之运动费，陈肇英领了一万五千元，欧阳格领了五千元。”[256]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257]。2月22日，蒋介石日记中有王柏龄进谗的记载。3月17日早晨，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内又散布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258]王柏龄并在他的部队内，对连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议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显然，蒋介石的这段日记和王柏龄的谣言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作为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一的欧阳钟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舰只，以便和王柏龄的谣言相印证。他的活动是整个阴谋的组成部分。关于此点，如果我们将几个有关回忆录综合起来考察，就可以真相大白。陈孚木写道：“那时伍朝枢所说的俄国商船已经到达，起卸军械之后，停在黄埔江面。一连几天，没有什么动静。于是，王柏龄便与欧阳格商量，决定‘设计诱使中山舰异动’。”[259]章臣桐写道：“在三月十八那一天，欧阳格打电话给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副官欧阳钟（欧阳格之侄），叫他用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要一只得力兵舰开往黄埔，说是校长要的。所谓得力的兵舰，即暗指中山舰而言。”在章臣桐接到李之龙命令，上舰升火试笛之后，“欧阳格就在蒋的面前报告说：‘中山舰已出动，正在开往黄埔，听说共产党要抢黄埔的军火’。”[260]自由舰舰长谢崇坚也有类似回忆。他说：“三月十八日欧阳格侦知中山舰上发生混乱，戒备不严，有机可乘，密令欧阳钟伪称接到校本部电话，通知海军局立派一艘得力军舰，驶往黄埔听用。据说十九日上午中山舰在东堤起锚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立即向蒋介石控告，说海军李之龙异动，已出动中山舰要逮捕校长，夺取军火。”[261]这就很清楚了：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之后，一面唆使欧阳钟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三二〇”的一幕。

中共很快就对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中的作用有所了解。当年5月，上海区委主席团开会，有人报告说：“中山舰问题，纯由孙文主义学会的挑拨而成。”[262]多年以后，王柏龄曾得意地说：“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263]这不啻是自我招供。

五、偶然中的必然

就蒋介石误信伍朝枢、欧阳格等人的谣言来说，“三二〇”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状况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22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68人，中派65人，右派仅占45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实际上主持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进一步阐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了“一大”的革命精神。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中，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1000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也大为加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队伍10余万，农会会员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2000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

苏俄顾问团这一时期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顾问团向苏俄驻华使馆报告说：“总参谋部是军事委员会的专门组织。罗加乔夫，我们的军事指挥者（团长助理）实际上担当总参谋长”；又说：“我们的顾问事实上是所有这些部门的头头，只不过在职务上被称为这些部门首领的顾问。（1925年）12月末，我们的顾问甚至占有海军局长（斯米尔诺夫）和空军局长（列米）的官方位置。”该报告又称：“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订的，只不过使它适合中国国情罢了。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的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264]

汪精卫也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左倾。据张国焘回忆：他“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265]。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还没有读完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在会议召开期间，汪精卫多次强调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生存下去。[266]在选举中央委员以前，他预拟了一份名单和中共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267]。1926年2月1日，他在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上，提议任命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5日，又提议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268]2月22日，他在纪念苏俄红军成立八周年联欢会上，继季山嘉之后发表演说，声称：“吾人对于如师如友而助我的俄同志，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情，惟有镌之心中而已。”[269]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冲突，他也鲜明地左袒，曾命令王懋功“严厉制止”孙文主义学会的游行[270]。3月初旬，他又召集两会会员训话，激烈地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曾称：“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271]

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西山会议派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又称：“俄人鲍罗廷操纵一切”，“军政大权已完全在俄人掌握之中”。蒋介石虽然因依靠苏俄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3月8日日记云：“上午与季新兄商决大方针。余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9日日记云：“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一也；又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二也。”4月9日，蒋介石在复汪精卫函中也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这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