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4)

蒋介石于10月22日启程赴闽，就第二军参谋长之职。其后，曾数度往返于福建、上海、奉化之间。1923年3月3日，陈果夫到宁波，与蒋商谈“交易所起诉事”[162]。8月3日，叶琢堂、虞洽卿与蒋介石讨论交易所事务，发生严重分歧，方案反复变卦，经反复磋商，直到8月5日深夜，才得以最终定案，蒋介石日记云：“昨夜，交易所事未了，梦寐颠倒。天下事之难，莫难于共事不得其人也。直至后夜三时，其事方得解决。”同月16日，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此后，蒋介石不再过问交易所事务。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的茂新、鼎新经纪人事务所相继歇业，同人纷纷南下，到黄埔军校找寻新的出路，只有陈果夫留在上海，清理遗留事项。1924年，由陈希曾出面，新创一家买卖棉纱号的经纪人事务所。1925年，陈希曾也南下黄埔，陈果夫只在春秋两季“各做一次生意”，用以“补助生活或应付特殊用途”。1930年，又做过两笔[163]。

七、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国民党的关系

如前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初办由孙中山倡议并领衔申请，那么，1920年的重办是否仍和孙中山有关，它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有无联系呢？

陈果夫回忆说：“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164]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时，孙中山虽远在广州，但寄来贺词：“倡盛实业，兴吾中华”[165]。1921年12月11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告以“孙先生之款已收到”。这里所说的“孙先生之款”，联系下文“孙先生待款甚急”等语，当系蒋介石通过陈果夫资助孙中山的款项。同函云：

叔款现在晋安者约五千四百余元，存侄处。金融公债二千，静江先生告我，孙先生待款甚急，侄乃以此款移交静公，并声明作为侄个人向晋安借款。静江先生亦说一月后归还。侄已向索回六百元，其余一千四百元待陆续归还后收入叔账。此事吾叔勿与静公说起，作为不知可也。[166]

据此可知，陈果夫还曾将蒋介石存在晋安钱庄的金融公债2000元移交张静江，以此解决孙中山的急需。当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筹备北伐。张静江所称“孙先生待款甚急”，当指此事。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国民党人在经济上的联系，目前尚难一一厘清。周祖培称：“当时国民党基金完全由张掌管，国民党有很多散在各地未到粤随同孙中山担任工作和职位的人，经孙中山批准，可到张处支领津贴和活动费。为了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付账用种种暗号，如火柴代军火，一角代一百元等。”[167]这说明，张静江经营交易所所得，用于公，而非用于私。陈果夫也回忆说：“歇业之后，清算结果，有几笔作抚恤同志遗族的股本，都能提出，加倍送去。”[168]这说明，交易所有些股本是预留作为革命事业之需的。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为孙中山和革命筹集政治经费的巧妙渠道[169]。此说虽尚待进一步证明，但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就孙中山倡办的初衷来说，确实如此。

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广东交易所方面。居正诗云：“吾党中心政策行，必从经济树先声，金融交易粗成就，百万输将始出兵。”[170]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居正为总统府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居正即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曾拨借100万元，用为出兵广西的军饷。同年6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静江函，知粤交易所全数放弃，只留二万股与吾辈。本党作事如觉生者，诚令人齿冷，决无良好结果也。即复静江函并致觉生书。”这则日记所涉及的史实目前也还难以完全厘清，但广东交易所的股本既可以留出2万股给上海的张、蒋等人，则其间的关系可想而知。

陈果夫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招兵接洽机关，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挂了陈希曾经纪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实在每天按时前去，暗中接见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171]据此可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还是国民党人的一个特殊的联络站。

八、交易所生活对蒋介石的影响

蒋介石虽然出身盐商家庭，但是，父亲早故，家道中落，以后又留学日本，投身革命，可以说，是交易所的活动，才使蒋介石和商业、商人阶层发生关系。

1920年1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帮仍不能除把持与专制之恶习，大股份压迫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根据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章程，可设名誉议董15名，由有商业、工业学识，或有丰富之经验者担任，和理事共同组成评议会[172]。但实际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办时，只有名誉议董12人，为朱葆三、沈联芳、顾馨一、姚紫若、项惠卿、徐庆云、邵声涛、张纶卿、许松春、叶惠钧、贾玉山、宋德宜[173]。蒋的这则日记可能反映的就是名誉董事的选举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蒋对上海商帮中的把持、垄断、倾轧是极为不满的。

蒋介石对上海商人的不满和反感可以说贯彻他参与交易所活动的始终。如：

1921年6月12日日记云：“得焕廷、瑞霖各函，告知沪上商友操纵垄断，伎俩百出，不胜愤愤。交易所各理事之营私舞弊，至于此极，殊非意料所及。尔来公私交迫，几欲远避尘俗，高隐山林，独善其身，然而不可得也。”

1922年11月28日日记云：“中国商人，势利之重，过于官僚，其狡狯状态，见之疾首。”

1923年2月3日日记云：“下午又因奸商妒忌，激忿异常，殊非其道。”

1923年8月3日日记云：“下午，琢堂、洽卿来谈交易所事。商家之析利，心计险恶，令吾心甚难过。夜间又忽变卦，市侩诚可诛哉！”

上引各日日记，在在表现出蒋介石对“奸商”的强烈愤懑之情。“市侩诚可诛哉”一语，表现出他和叶琢堂、虞洽卿等人的关系已处于爆发的边缘。

交易所的活动也使蒋介石了解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困境。前文已经提到，1920年6月，蒋介石刚刚决定拿出5000银元，与陈果夫共同创办友爱公司，就赶上国际金融风潮，银价大落。《申报》探讨这一突变原因时曾称：“或谓系进口货多结汇水，或谓某国有意外金融风潮，或谓因西历六月底解款，或谓某国银矿有大批现银放出之故，总之大上大落，华商之对外营业，受其影响不鲜也。”[174]这一事件激发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日记云：“银价大落三日，贱六片士。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175]

经营交易所的失利增强了蒋介石的社会改造思想。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日记云：“对于中国社会厌鄙已极，誓必有以改造之。”[176]这一思想，他不仅写在日记里，而且也对邵元冲等人宣扬，声言“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177]。这一时期，正是他在交易场上一再亏本的时候。

当然，交易所的活动也增强了蒋介石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联系。1924年，蒋介石要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采办制服、皮带、枪带、刀鞘等物，为上海海关扣留。叶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出面斡旋[178]。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寄望于蒋，纷纷出资，支援他和左倾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这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