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惊天大计——维新派计划谋杀慈禧太后(4)
慈禧初六“训政”，立即命步军统领衙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弟兄和御史宋伯鲁，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等，这是慈禧“训政”和袁世凯告密无关的铁证。袁世凯告密而不提谭嗣同，或者慈禧有意缓捕谭嗣同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慈禧太后的再次“训政”应与袁世凯告密无关。关于此，时贤已有论述，兹不详论。笔者只想指出，此点亦可证《戊戌纪略》的有关记载属实。
（三）杨崇伊的作用
《戊戌纪略》载，政变当天，杨崇伊即从北京匆匆赶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再次“训政”的消息。杨如此积极，正说明了他和“训政”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慈禧“训政”，应从他身上找寻原因。按，杨崇伊属于李鸿章系统的守旧派，他连强学会都反对。怀塔布等六个礼部堂官被斥革后，他曾于七月二十八日到天津与荣禄密谋。其后，他即通过庆亲王奕劻于八月初三日向在颐和园的慈禧上书，要求太后再次“训政”。这道奏章指责文廷式创设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又指责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这道奏章特别使慈禧太后不安的是关于伊藤博文的消息：
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按，伊藤博文于当年七月二十三日来华后，即陆续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中国官员提议任用他为顾问或“客卿”，光绪皇帝且决定于八月初五日接见他。慈禧太后本来就对变法不满，在她看来，如果光绪皇帝任用伊藤，得到洋鬼子的帮助，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她才于初四日晚匆忙还宫，并于初五日中午光绪接见伊藤时坐在帘后监听。关于此，张荫桓回忆说：
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在帘内，到班时，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国礼而太后不知。上殿时挽伊之袖，对答词毕，又挽伊袖令出，就赐坐，太后皆见之。[47]
张荫桓把他获罪的根源归结为慈禧太后看见他和伊藤握手、挽袖，未免过于简单，但是，这则材料说明了慈禧太后匆匆还宫“训政”，除了她对维新运动不满外，还在于害怕光绪和洋鬼子结合[48]。
还有一条材料可以说明杨崇伊奏章的作用，这就是，慈禧“训政”后，除了首先下令逮捕他奏章中攻击的康有为弟兄外，接着，又于八月初十日下令访拿或密拿文廷式和孙文，于十四日下令拿办梁启超，这三人，都是杨崇伊奏章中的参劾对象。
慈禧太后政变和杨崇伊奏章之间的关系，前人早已指出。例如，长期在光绪皇帝左右供职的恽毓鼎就认为杨崇伊的奏章导致政变[49]，政变发生后几天，叶昌炽和几位关心此事的友人讨论“各证所闻，知莘伯发难无疑义”[50]。只是由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明确指认慈禧政变成于袁世凯之手，因此，人们普遍不采恽、叶二说，结果，愈相信梁启超，许多史实之间就愈加显得矛盾扞格，胶葛不解。
明确了杨崇伊在促成慈禧太后政变中的作用，那末，后续的问题就很清楚了。
八月初六晨，袁世凯向荣禄详细报告了谭嗣同夜访的全部情节。当晚，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太后政变消息，荣禄特意召来袁世凯。初七日，杨崇伊返京，自然，他会带走袁世凯告密的全部信息。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云：“（荣禄）遣人变服赍蜡书，驰告奕劻，奕劻言于太后。”[51]“变服赍蜡书”云云，情节未必如此，但是，他指出荣禄“遣人”入京告变应该是可信的。谁能当此重任呢？杨崇伊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物了。
《戊戌政变记》、《慈禧传信录》等书载，荣禄在袁世凯告密后，迅即亲身入京向慈禧太后告变。许多史家均视此为信史，其实，这不过是梁启超等人的猜测之谈。《戊戌纪略》载，荣禄于八月十日（9月25日）奉召入京，这才是可信的。
慈禧太后从奕劻那里得知谭嗣同夜访情节应为八月初七日下午以后，因此，八月初八日凌晨，慈禧太后立即密令逮捕谭嗣同等人[52]。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清政府处斩谭嗣同等人的“上谕”指责康有为等“首倡邪说”、“构煽阴谋”，其主要内容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就是袁世凯告密后增补的罪状了。
（四）光绪皇帝的知情程度与赐袁世凯密谕问题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请训。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光绪皇帝曾赐以“朱笔密谕”[53]，英人濮兰德的《慈禧外纪》称：光绪在乾清宫密室召见袁世凯，“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54]其他如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等书，都有赐袁世凯“手诏”或“密谕”的记载。其中最有权威的当推张一麔的《古红梅阁笔记》，该书在叙述谭嗣同“谋围颐和园”的有关情节后记载云：“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55]张并加注说明，他的有关记载“皆袁所亲告人者”。张是袁世凯的幕客，1909年袁世凯被清政府赶回老家前夕，他曾向袁面问颠末，袁第二天即将《戊戌纪略》交付给他。因此，张说似乎不容置疑。但是，此说却与《戊戌纪略》所述相反。
据《戊戌纪略》，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请训时，只有袁世凯一人独白，在他劝光绪皇帝“忍耐待时，步步经理”，任用老成持重的张之洞出面赞襄变法后，皇帝虽然“动容”，但是，“无答谕”，什么话也没有说，当然什么密诏也没有给。两者孰为信史呢？
查毕永年《诡谋直纪》，八月初二日，梁启超曾说：“（康）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又上引《戊戌纪略》载，谭嗣同夜访时，曾向袁出示一份拟好的奏章，其中谈到“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谭并对袁说：“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可见，谭嗣同要在和袁世凯说定后才入宫死谏，袁世凯既未同意，谭嗣同自无深夜入宫面奏的必要，光绪皇帝因而也不可能知情。初四晚，慈禧太后还宫，第二天，即对光绪皇帝采取了严密的监视措施，袁世凯请训时，即有某侍卫大臣窃听[56]。自然，光绪皇帝不可能对袁世凯有什么指示，也不可能以密诏相付；如果有，他的命运肯定要比软禁瀛台糟糕得多[57]。
以上阐释了与《戊戌纪略》相关的四个问题。多年来，史家们为这些问题争论不休，伤透了脑筋，现在是否到了廓清迷雾、还其本相的时候了呢？
四 题外赘言
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疑站在领导时代潮流的进步方面，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也说过假话，制作过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资料。关于这一方面，史家已有所论证。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的。进步人物可能说假话，反面人物也可能说真话。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