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惊天大计——维新派计划谋杀慈禧太后(3)

衡以上述记载及资料，谭嗣同夜访时，袁世凯曾有过“诛荣禄”的表态（哪怕是虚与委蛇），应无疑义。但是，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却只字未提。“诛荣禄如杀一狗”云云，在袁世凯看来，既有损他的形象，泄露之后也影响他和荣禄的关系，加以掩饰是必然的。

其二，在《纪略》中，袁世凯对自己颇多美化。在维新和守旧的两派斗争中，袁世凯投靠守旧派，主要是出于对双方力量对比和个人利害的考虑，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所谓“人臣之大义”。这一点，读者极易明白，无须多言。

《纪略》在某些细节上也可能还有一些可疑之处，但是，就总体言，它的真实性较《政变记》为高。

三 相关问题

如果我们肯定《戊戌纪略》基本可信，那么，与戊戌政变相关的几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一）天津阅兵时的废弑密谋

维新派要袁世凯举兵的理由是荣禄与慈禧太后密谋，在九月天津阅兵时废掉甚至杀掉光绪皇帝。八月初六日晨，袁世凯告密时曾将此点告知荣禄，但荣禄坚决否认。据《戊戌纪略》，荣禄听后，脸色陡变，大声呼冤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

荣禄内心是否一丁点儿“犯上”的想法都没有，笔者不能妄测。但是，所谓天津阅兵时的废弑密谋则可以否定。其理由：1.光绪皇帝光杆一个，没有实权，要废要弑，在北京即可，不必等到天津阅兵时候，也不必如此大动兵戈，麻烦费事。关于此，前人已经指出：“夫太后、荣相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况今日京师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苟行废立，尚有敢谓其不然者乎？不待兵力以压制之耳！”[36]2.决定在天津阅兵，时在七月初八日，那时，光绪皇帝还没有下令精简机构，也还没有斥革怀塔布等礼部六大臣，和慈禧太后、荣禄的矛盾尚未尖锐化，慈禧太后还不会下如此狠心。3.后来，慈禧太后真正发动政变了，其过程十分简单，车驾从颐和园还宫即可，对光绪皇帝，也仅止于剥夺实权，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并没有取消其皇帝的名分，她在七月时怎么可能就有废弑之想呢？4.即使有废弑之想，事属极密，康有为等何从得知？对此，维新派从无说明，因此，可以肯定，所谓废弑之说乃是维新派的一种虚构。梁启超说：“然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37]康有为说：“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夙夜虑此。”[38]这里的“意”字、“谅”字、“虑”字，都很能说明实质。当两种政治力量进行生死较量时，神经过敏，估计情况过于严重是常有的事。

然而，问题又不止此。维新派之所以虚构天津阅兵时的废弑之说，与其说是出于疑惧，毋宁说是出于需要——为己方的政变制造舆论。

维新派早就认为变法的最大障碍在于慈禧太后，计划有所处置。当年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的第二天，梁启超即致函夏曾佑云：“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39]后来，王照流亡日本，向犬养毅透露说：

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照亦深以为然。盖皇上既英明，自宜用君权也。及叩尊君权之道，则曰非去太后不可，并言太后与皇上种种为难之状。[40]

由此可知，处置慈禧太后的计划当酝酿于康有为被光绪皇帝召见后不久。至于处置方法，则是利用“兵力夺权”[41]。康有为、杨深秀都曾表示：“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42]为此，康有为曾想利用王照和聂士成的把兄弟关系，动员聂执行这一任务，许以事成后任命聂为直隶总督，为王照拒绝。这以后，康有为才转向依靠袁世凯。但是，要处置慈禧太后，必须得到光绪皇帝首肯，也必须有一个堂皇的理由动员内部，而天津阅兵时废弑皇上之说正好可以满足这两个需要。它一可以制造紧张气氛，吓唬光绪皇帝，逼他按维新派的路子走；二可以动员毕永年和袁世凯等人出来“勤王”。《诡谋直纪》载，七月二十九日康有为曾对毕永年说：

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试想，如果没有太后想“弑皇上”这一条理由，毕永年、袁世凯如何肯出死力效命？事成之后，又何以向天下后世交代？

此外，守旧派没有天津废弑密谋还可以从荣禄对光绪皇帝的态度上得到证明。

《戊戌纪略》载，袁世凯在向荣禄告密时曾表示：“此事与皇上无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为此，二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又记载，荣禄奉召入京时，袁世凯叮嘱他：“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报之！”而荣禄则答以“此事在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皇上”，声称：“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惟有出死力以调和。”云云。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光绪又还年轻，来日方长，荣禄、袁世凯在决定向慈禧告密时，不愿牵扯光绪皇帝是可能的。上引袁世凯对荣禄所说的一番“忠义”之言，目前虽难以找到证明材料，但是，荣禄对袁世凯的答语却是有旁证可稽的，据当时报纸报道，荣禄入京后，确曾以“调和”自命，声称此行目的，“庶几与父言慈，与子言孝”。[43]这里的语气、基调和《戊戌纪略》所记他和袁世凯的对话相同。有记载说，次年，在慈禧太后真正想废掉光绪皇帝时，荣禄曾建议立“大阿哥”，保持皇帝名义[44]。还有记载说，荣禄有时还能在慈禧太后面前为光绪皇帝“宽解”[45]。凡此，均可证明《戊戌纪略》记荣禄称“决不至累及皇上”，以及他企图“调和”之说为不虚。既然在光绪皇帝实际上成为阶下囚时，荣禄都不赞成将他废掉，此前自然更不会有将他废掉、杀掉的想法。

附带应该论及的是，荣禄的思想和主张大体上属于洋务派，和奕劻、刚毅等有别。将荣禄描绘为死硬、凶恶、阴险的顽固派，是梁启超等人夸张、渲染，“将真迹放大”的结果。

（二）慈禧太后政变与袁世凯告密的关系

《戊戌纪略》述，袁世凯于八月初五日返津后，即到荣禄处告密，“略述内情”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话还未说完，连续来了两位客人，袁世凯得不到讲话机会，便告退，约好第二天早晨再次拜访。初六一早，荣禄主动到袁处了解情况，袁详述谭嗣同夜访情节。二人商量如何保护光绪皇帝，没有找到办法。当晚，荣禄召见袁世凯，发现北京来的御史杨崇伊在座，杨带来了慈禧太后当日宣布“训政”的消息，等等。

袁初五晚向荣禄告密时，何以不要求荣禄屏退入座的两位客人？荣禄何以不单独留下袁世凯深谈，而要待到第二天早晨才去找袁询问？这些情况，由于资料不足，不好揣测[46]。但是，袁所述的告密情节清楚地摆脱了他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关系，是否可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