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双重任务——20世纪初的反帝反清斗争(6)

3月16日下午，国民会理事长李肇甫，干事熊越山，职员马伯援（同盟会会员）、颜振兹四人赴横滨领事馆见汪大燮。汪称：“此次举动非尔等所应为。”学生答以“留东全体，同此忠忾，非某等一二人私意”。汪继称：“派代表回国一事，须查明所派之人及演说内容，始能决定。”他还建议将国民会改为爱国会，并再次强调，官费捐必须每人盖印，要求李肇甫等将国民会办法详细录呈，次日至使馆相见[266]。

李肇甫等向汪大燮告退后即得悉，当日下午三点，使馆指责熊越山等“挟众要求，彻夜不散，殊属无理取闹”，要求学生们“笃志劬修，确循绳尺”。[267]使馆态度的变化根源于清政府的强硬立场。当日，学部致电使馆，声称“学生干预政治，例禁綦严”，“倘有抗拒情事，仍应从严究办”。[268]外务部也致电汪大燮，严词指责其处理不当，声称倘再听任学生等“轻佻跋扈”，将予以革职处分[269]。18日，汪大燮接见李肇甫、熊越山、马伯援三人，出示外务部及学部电报，要求解散国民会。同日，留学生监督处发表禁止国民会布告，声称“此中情形，必系贪人败类，借题生事”[270]。

3月19日，中国国民会全体职员开会。有人提议开大会与使馆宣战，熊越山力主以慎重态度处理各事，李肇甫称：公使既不接受我等要求，强迫亦迥非本会宗旨，今后除依赖各人出资，讲究活动方法外，别无他法[271]。最后决议：（1）募集自由捐；（2）根据金额数量，组织演说团赴各省演讲；（3）派代表赴东三省、云南、上海三处；（4）在上海创办日报，作为总机关，联络各省谘议局及公共团体，力图救亡。散会时到会诸人重签姓名，相互勉励说：“凡我中国男儿，当有决心，无论前途有如何危险障碍，吾辈必毅然行之。”[272]

4月6日，发布《留日中国国民会临时哀告内外同胞意见书》，详述成立经过及与使署交涉情形，批驳对该会的种种谣诼和误解。《意见书》放弃了组织“国民军”的提法，声称国民会的宗旨在于“兴团练，办体育”，“人以武力求，我不可不以武力应”，要求清政府“许民间以讲武之路”[273]。同日，又发布了经修订的《中国国民会章程》，宣称“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军国民资格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诸大端”[274]。18日，归国代表、同盟会员黄嘉梁（云南）、萧德明（四川）、蒋洗凡（山东）、金树汾（东三省）、王葆真（直隶）、傅梦豪（浙江）等六人由东京启程，分赴云南、东三省及上海，国内外运动开始合流。

第一批代表归国之后，留日学界只平静了几天，一个新的高潮又出现了。

4月上旬，上海《时报》、《民立报》陆续刊载了一项惊人的消息，列强派大员在巴黎集会，商议瓜分中国。这则消息来源不明，很可能是革命党人为鼓舞民气而有意编造的。果然，留日学界忧心如焚，寝食不安，由拒英、拒法、拒俄发展为全面反对瓜分的爱国运动。23日，留日学生总会、留日学生国民会再次召开大会。在会上，云南留学生赵某指责清政府为“外人之走狗”。直隶学生王某说：“有一言告满族兄弟，今日中国处此瓜分时代，满人也要亡了，汉人也要亡了，满汉皆亡，争持什么呀！”他表示：“今日要救国，第一是泯除满汉。”[275]会议作出11项决议，其主要者为：（1）清政府禁止国民会，当以不纳税相抗；（2）发动中国劳动者反抗政府；（3）不言满汉二宇，以免侵犯满汉一致之权利；（4）再次派遣代表归国，联络各省谘议局，协力工作；（5）向世界各国华商团体募集国民会之基本金。[276]显然，与会者正确地认识到，在瓜分危机面前，满汉民族有着一致的利益，因而能将“满族兄弟”和清政府加以区分，对“满族兄弟”，强调“一致之权利”；对清政府，强调发动中国劳动者“反抗”。这是正确的决策。

会议前后，各省同乡会陆续选出归国代表约57人。他们归国后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运动。

除留日学生外，留德、留美学生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2月21日，留德学会致电京沪各报，声称：“俄以兵要约，掠地、侵权，时势危急，各国亦不直俄，望速筹救亡，并迫求政府力抗。”[277]3月3日，再电上海《神州日报》等，指责“当局昏庸误国”[278]。与此同时，欧美留学生也摆脱了国会请愿运动的影响，于4月初致电上海《民立报》及各省谘议局称：“俄约败，瓜分著，速鼓民气，倡民捐，练民兵，为国效死。”[279]从而表明他们和留日学界以及国内运动发展相一致了。5月，由依利诺斯大学中国学生会发起，成立军国民期成会，提倡尚武。29日，十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召开会议，议决改名为爱国会，以“保全主权，联络友国”为主旨[280]。

清末时，云南有一批学生在越南求学，当他们得悉法军陈兵滇边的消息后，立即致电清政府，要求迅速调拨北洋新军迎敌。其后，又刊发小册子，报告法国处心积虑地准备侵略云南的情况，作者沉痛地问道：“行将被人宰杀，被人淫辱，被人芟荑，被人掠夺”，“我父老思此，其能忍乎？”建议就地征兵，编练新军，以便保卫乡邦[281]。

三大洲的中国留学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以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很少见过的事例。

三 民族资产阶级的奋起与国民总会的成立

继留日学生之后，上海各界奋起响应。其中，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尤为活跃。

2月26日留日学生全体大会召开后，云南留学生、同盟会云南分会会长杨大铸及会员王九龄即束装归国。3月5日，到达上海，至《民立报》社会晤宋教仁。旋即发布《通告书》，力陈保卫片马的重要性，指出“我国人不欲为亡国民，则必预备死战”，“我国人欲死战，则必先练民兵”。[282]9日，马良、王河屏等人响应云南谘议局的号召，发起组织中国保界会上海分会，并称此举欲“联四百兆有用之身”，“以为政府后盾”。[283]11日，分会在张园集会，到会者约千人，会议公推豆米业资本家、沪南商会委员、同盟会员叶惠钧为临时议长，同盟会员朱少屏、王九龄、沈缦云和女医生张竹君等相继发表演说。银行家、工业资本家沈缦云称：“前保矿会、路保会等都无实力，以致未能收效。此次应准备实力，庶几收获巨效。”[284]会后，马良再次发表公告，宣布改名为国界调查会。

3月12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沈缦云、王一亭（银行家、工业家、同盟会员）、虞洽卿（轮船公司创办人、银行家、工业家）、胡寄梅（钱商）、周豹元、叶惠钧、顾馨一（银行、面粉业投资者）、袁恒之（布商）等联合发表致南北商团启事，声言“西北风云迫在眉睫，同人等现拟组织义勇队，以筹对付之策”[285]。当日召开大会，到会者千数百人。沈缦云提议，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俟各处商团成立，再行组织义勇队，以达“人自为兵”之目的。宋教仁在会上阐述了片马事件及《伊犁条约》修约诸问题的由来，认为“小之关乎一地，大之关乎全国，亡灭瓜分之祸，悉系此焉”[286]。会后，即以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为全国商团事务所，一面分函各省商团，一面接受工商各界报名。至3月19日，工、商、学、绅各界报名者达二百余人。

商余学会是上海商界最早响应的团体。3月17日，它通告招收16岁以上青年进行兵学、徒手、器械、枪操等各种训练。培养“商战人材”，“建立商团基础”。[287]

与组织商团同时，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朱家骅等发起组织敢死团，并于3月3日发表公启，宣称：“外患日迫，强邻胁我以兵，处此危急之秋，非有死士起而捐躯，毁家纾难，断难救祖国危亡。”[288]至4月20日前后，报名男女共150人。该团以朱家骅为团长，团址设于张静江的通义银行内。它得到了同盟会员陈其美、戴季陶、于右任、宋教仁、范光启等人的积极支持。

为资助商团，夏月珊、潘月樵等艺人在新舞台演出《国民爱国》新剧，将所得戏资均作为全国商团联合会经费。演出中，观众感泣，争先向台上掷捐。沈缦云即席发演说称：“今日并不愿来观新舞台之《国民爱国》，实愿来观诸君之爱国。”[289]4月9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在新舞台开会欢迎新会友，选举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副会长，名誉正会长暂缺。张瑞兰在会上发表演说：“四民之中，士农工三者均无团，惟吾商团发起联合会，可知商在民中，最为热心有志者。”[290]会后公布简章，规定商团须由各省商会发起，全国凡人烟稠密、商业荟萃之区均应组织商团；上海设总事务所，各省设事务所，各府厅州县等设分事务所[291]。

商团最初只是商民维护地方治安的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家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表明这个阶级已经不满足于从事一般的政治活动，正在准备以武装力量保卫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

受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的影响，4月23日，朱伯为等在西园开会，组织中国学界联合会。到会者七百余人。沈缦云代表全国商团联合会致辞，他说：“当今时代，当固结团体，一手保守自己，一手抵御外侮，则列强不能侵入。”刚刚归国的留东国民会代表傅梦豪、黄嘉梁也在会上力陈外患日亟，建议各省普遍成立民团，加速准备武装[292]。

傅梦豪等到沪后，立即展开活动。4月26日，他们举行招待会，上海知识界及商界头面人物沈敦和、王一亭，沈缦云、杨千里、陈其美、包天笑、朱少屏等二十余人出席。傅梦豪在答词中表示：“愿联合各界组成一大团体，作总机关，以激发全国。”[293]

5月7日，由上海日报公会、嘉定旅沪同乡会、全国商团联合会、福建学生会、全国学界联合会、湖北旅沪同乡会、中国精武体操会、云贵旅沪同乡会、江西旅沪学会、四川旅沪同乡会等十团体发起召开欢迎国民会代表的大会。会上，傅梦豪再次提出：“全国团体总机关之设，为我人不可刻缓之任务。”[294]11日，傅梦豪及山东归国代表蒋洗凡邀请上海各团体及报馆记者集会，讨论成立事务所。6月11日，上海各界四千余人在张园召开大会，宣布中国国民总会成立，以沈缦云为正会长，马相伯为副会长，叶惠钧为坐办。15日发布宣言，声称：“以提倡尚武精神，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295]次日，又布告全国，要求各地迅速设立分会。为了支持国民总会，留日中国国民会并派同盟会员章梓到上海工作。

自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上海商团发展迅速。书业、参药业、豆米业、珠玉业、水果业及闸北、沪南、回教等商团纷纷成立并开操。根据7月26日叶惠钧在沪南商团体育研究社开幕典礼上的讲话，当时上海商团已发展到2000人之多，是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了[296]。

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后，福建、南昌、营口等地陆续建立商团，通州商团还派人到上海联络，《时报》有一篇文章说：“上海为通商之大埠，上海商学界之举动，国人恒取为模范。今沪商既有义勇队之组织，全国商学界必竞相效法，将来我国民兵之基础，或因是以立，未可知也。”[297]作者也许过于乐观了，但是，如果引导得法，商团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大发展并非没有可能。

四 清政府的禁阻与运动向各省的扩展

运动首先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不安。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照会外务部，声称京外各报，登载中俄交涉事，“肆意诋毁，摇惑人心，请设法抑止”[298]。同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也照会外务部，反对中国人民普练民团。照会说：“近来奉吉各处商民，啸聚日多，日夜操练，名为防匪，实系排外，若不即时查禁，恐又肇拳匪之祸，务请设法解散，以遏乱萌。”[299]

清政府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3月1日，外务部致电各省督抚，指责外间报纸关于片马、伊犁的交涉“言多失实”，又指责留日学生的举动“摇惑人心，牵动全局”，要求各省督抚“解释谣言，严密防范，勿任酿成事端”。[300]同时，汪大燮也密电外务部，声称东京留学生“其势汹汹，不可复遏，诚恐激成暴动，关系大局，请转致学部、陆军部设法预防”[301]。其后，清政府学部、陆军部、政务处纷纷致电各省督抚，要求“切实查禁”，“严加防范”，甚至声色俱厉地表示：“嗣后倘有前项情事，惟各该主管是问。”[302]在清政府的严词督责下，各省督抚及有关官吏纷纷照办。

首先是控制舆论。早在2月下旬，两广总督张鸣岐就根据清政府新近公布的报律，出示禁止各报登载中英、中俄、蒙藏交涉各事，违者罚款，或将记者监禁六个月[303]。3月初，汉口某报登载留日学生来电，湖广总督瑞澂立命巡警道传谕各报馆，不准刊登有关函件，违者按律究罚[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