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双重任务——20世纪初的反帝反清斗争(5)

这里，陈天华明确宣布，清政府“无可望”，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因此，斗争方式不能仅限于“公车上书”一类故事，而是要将“吾侪之主义”表白于天下，“可平和则平和，当激烈则激烈”，可见，陈天华并没有封死通向革命的道路。

在《意见书》中，陈天华还说：“吾侪之欲以救亡要求政府也，非谓如是即可以救亡也，乃欲以求吾致死之所也。政府能与吾侪共致死于外人，则外人乃吾侪致死之所也；政府必欲以吾侪送之于外人，则政府乃吾侪致死之所也。”这里，陈天华那种不惜一切，敢于与内外敌人拼死战斗的精神又表现出来了。

《意见书》散发后，立即受到了湖南留学生的强烈反对。1905年1月27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彭希明、徐运奎来，谈最久。时陈星台将有北京之行，运奎谋与余极力反对其说，余允之。”[228]28日，宋教仁应彭希明之邀，至刘揆一处，与黄兴、章士钊等会商，决定召开同乡会干涉。当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又写道：“时陈星台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余等皆反对其说。”[229]29日，在湘西学会例会上，宋教仁演说“瓜分问题”，激烈地反对向清政府请愿，主张各省独立自治。当日到会者50余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未能取得一致意见。30日，在锦辉馆召开湖南同乡会，与会200人，一致决议反对陈天华的“要求政府之说”，赞成宋教仁的“全省独立自治”主张[230]。2月1日，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举行“特别谈判”，宋教仁批评陈天华“受保皇党之运动”，双方“辩难良久”，陈天华因受日本警署传唤离去[231]。在警署时，日本当局通知陈天华，禁止散发《要求救亡意见书》[232]。2月2日，宋教仁得到黄兴的通知：“陈星台事，已干涉其不作。”[233]

与此同时，东京留日学生就向清政府请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广西同乡会认为，“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234]。

福建、安徽、贵州、直隶四省同乡会公函称：“此次提议上书政府一事，公认为不切时势，无补时局，请置勿议。”[235]

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大会讨论结果，反对请愿者占十分之九[236]。

这种情况，显示出在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中，革命日益成为普遍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黄兴、宋教仁的帮助下，陈天华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再度焕发革命精神，重新执笔为革命作鼓吹，写下了《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名篇。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

1911年初，我国边疆地区警报频传：1月3日，英国派兵侵占我国云南西北边境要地片马；2月，英法合办的隆兴公司强索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法国借口保护铁路而陈兵滇边；同月，沙俄借修订《伊犁条约》及所属《改订陆路通商条约》之机，企图攫取新疆、蒙古、张家口等地的自由贸易权、免税权、土地所有权和在中国全境的治外法权。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标志着中国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于是，由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分头发动，掀起了一场以拒英、拒法、拒俄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的前奏，在舆论、组织、武装等方面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关于这一运动，日本学者小岛淑男以留日学生与国民会为中心进行多年研究，其成果已结集为专书[237]。但是国内迄今还没有专著讨论这一问题，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对此也很少涉及。本文将从更广阔的角度审视这一运动，并着重考察同盟会在其中的作用及其斗争策略。

一 云南谘议局的“保界”呼吁与各地立宪派的响应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发端于云南谘议局的呼吁。

1月28日，云南谘议局致电全国报馆：“英人派兵据我片马，势将北进，扼蜀、藏咽喉，窥长江流域，大局危甚。拟先文明对待，不卖英货，请转各商协力进行。”[238]同时，又上书云贵总督李经羲，要求他一面与政府协力争议，一面在腾越、思茅等地编练重兵，以备不时之用[239]。2月7日，云南绅商在谘议局开会，议决成立中国保界会。该会决定：第一，联合全国各报馆、各宣讲所，分别著论演说，号召人民起而斗争；联合各省志士仁人，上书外务部，请与英人严正交涉，并以此案发交海牙和平会裁判。第二，在买卖货物、乘载轮船、雇作佣工等方面对英国进行限制，同时奖励并补助自设工厂和轮船公司。宣言要求全国及海外华人在各自驻地普遍设立保界会，并特别声明：“我国现值积弱，只宜用文明之抵制，不可为野蛮之举动。”[240]2月11日，商会集会，决定抵制英货，以当月23日为“不卖英货日期”，“过期如有再买卖英货者，即公同议罚”。[241]

云南谘议局的呼吁迅速得到各省谘议局的响应。贵州谘议局复电称：“英据片马，先以不卖英货抵制，各界协议，表同情，并电政府力拒。”陕西谘议局复电称，“非人自为兵，无以救亡”，建议以3月9日为期，联络各省谘议局，同时致电资政院，奏请就地开办团练[242]。当时，俄国政府企图借修订《伊犁条约》扩大侵略权益的阴谋已经暴露，因此，各谘议局除通电拒英外，又大力呼吁拒俄。江宁谘议局议长张謇致电全国各谘议局，提议联合各局议长，上书清政府，表示“俄旧约万不可徇”[243]。3月11日，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表长篇文章，指责“俄人之阴险狡诈”和清政府的“畏葸无能”[244]，要求各方人士联电政府力争。20日，福建谘议局在得到山西、江西等省谘议局的支持后，致电清政府军机处，要求召开资政院临时大会，以民气为外交后盾。

在各省立宪派的鼓噪声中，资政院在京议员联名上书总裁溥伦，认为“修订中俄商约一事，实关系西北大局”，要求溥伦根据院章，奏请召开临时会议，但溥伦置之不答[245]。议员们赴溥伦住宅求见，溥伦又闭门不纳。尽管如此，清政府仍然认为溥伦等压制议员不力，于3月22日下令撤去溥伦、沈家本的资政院正副总裁职务。其间，议员们不肯死心，再次上书，说明各省谘议局纷纷申请开会，不可置之不理[246]。书上后，清政府的内阁大员们连看也不想看，“温谕阻拒”[247]。

新的民族危机也使海外的立宪派不能安坐，企图借此发动第五次国会请愿运动。2月下旬，在美国的中华帝国宪政会致电国内各团体，声称：“敌迫，国会迟必亡，速五请。”[248]但是，国内立宪派由于对清政府镇压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的记忆犹新，不愿再行自找没趣，帝国宪政会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当时，立宪派的兴趣在于提前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按规定，该会会期应在夏历六月（7月），现因召开资政院临时会无望，遂由福建谘议局提议提前召开联合会。5月12日，该会在北京开幕，到会的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及资政院议员共63人，以谭延闿为主席、汤化龙为审查长。会上，代表们普遍提议编练民兵，保卫边疆，反映出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愤懑、绝望，以及忧患意识的加深和自保要求的增强。据该会整理的资料，在全部27个议题中，与编练民兵或救亡相关的议题即达14件[249]。讨论中，代表们一致同意，编练民兵，主要用于对外，宗旨在于救亡；在定名上，代表们上书都察院，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均采“国民皆兵”主义，要求各省、厅、州、县会同自治团体，选择土著而有职业者编练“备补兵”，“取民兵之意，而变通练军之法”，同时，号召各省谘议局议员协同各团体，组织体育社，召选学生学习步兵操法、射击教范等科目，以“提倡尚武精神，补助军事教育”。[250]

联合会开会期间，云南籍资政院议员顾视高、张之霖提出片马一案，汤化龙认为，“上奏亦无效，不如作为我辈攻击政府之资料”[251]，此后，片马问题即成为立宪派射向皇族内阁的有力子弹。6月13日，联合会致电各省谘议局等称：“片马交涉，政府主延宕、退让两说，丧权误国，请径电内阁，力争重勘。”[252]6月18日，云南谘议局议长段宇清及资政院议员李增到京出席联合会。段称：“仍恳诸公念片马非云南之片马，乃全国之片马，片马失，则云南失，云南失，则中国不保。”[253]24日，联合会通过由湖北省谘议局副议长张国溶起草的《通告全国人民书》，全面抨击皇族内阁的内外政策。当时，清政府曾准备同意英国前驻腾越领事烈敦的要求，“永远租借片马”。对此，《通告全国人民书》评论说：“夫永远租借实割让土地之变名词。”[254]26日，联合会又上书外务部，要求将片马问题提交内阁，请另派大臣重行勘界，以固国防。

皇族内阁准备租让片马的消息激起了云南各界的强烈愤怒。8月，云南谘议局再次致电各省谘议局，呼吁采取联合行动：“片马案，阁议永租，请协力电争，力争重勘。”[255]9月又电内阁称：“片马让租，民情愤激，恳勿退让，中国幸甚！并请从速解决，再迟恐为祸愈烈。”[256]当时，保界会一类组织遍布云南各地，“会员之泣血断指，誓以死争者前后相继”。[257]据时在云南的清军第38协统领曲同丰报告，“每接见绅耆，彼无不谆谆以片马为词”，“中心愤懑，词意遂多不平”。[258]这种种迹象表明，与立宪派的愿望相反，一场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二 留日中国国民会的成立及其与使馆的冲突

留日学界一向是近代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策源地。1911年2月25日，豫晋秦陇协会于中国留学生会馆集会，筹议行动办法。次日，东京中国留学生遍发传单，召开全体大会，到会者1200余人。会上同盟会员邹资州、刘揆一、陈策三人提议：“对于中俄条约，俄国殊属无理，此事万一政府含糊答应，于吾国北省殊有损害。吾辈当竭力设法警告内地及各省谘议局，拒绝此约，且须运动各省谘议局成独立机关，组织国民军，以防外敌。”[259]会议决议在一星期内成立救亡机关，向内地及欧美、南洋华侨发送警告书及电报，同时成立国民军，请驻日公使汪大燮代电政府，要求拒俄。会后，河南留学生、同盟会员刘基炎提议到使馆要求赞助经费，得到热烈赞同。于是，他被推为总队长，率领全体人员列队向使馆进发。

汪大燮慑于学生的浩大声势，表示赞助国民军，并认捐日币1000元。当时参加游行的自费生及官费生纷纷认捐，谈妥官费生每人认捐10元，由使署预支，以后月扣2元，并由汪大燮签字为信。

27日，留学生总会召开临时各省职员会。会后，以留东全体学生名义向上海《民立报》及21省谘议局发电：“俄侵伊犁，英占片马，法强索滇矿，若稍退步，全国沦亡。政府无望，已集全力，捐现金两万余，设立救国机关。”电报要求各省谘议局，“开临时会，组织国民军，以救灭亡”。[260]同时，又致电爪哇中国会馆，要求南洋各埠华侨“协力进行”[261]。

3月5日，留日各省同乡会约80名代表集会，在熊越山主持下达成了“武力救国”的一致意见[262]。会议决定不用“国民军”名义，而称中国国民会，推举同盟会员李肇甫、傅梦豪、陈策、袁麟阁四人为章程起草员。8月，国民会全体职员集会，通过《留日中国国民会草纲》，确定该会宗旨为“以提倡国民军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263]。同时决定各省于12日前推举代表二人组成演说团，共为五团，分往21省演说，宣传救亡。13日，又以留日全体学生名义公布《中国危亡警告书》，陈述俄、英、法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说明治标之法是“要求政府严拒俄人之请”，治本之法是“联合各省速创国民军”，本中之本是“革政治、励教育、兴实业”。[264]

当中国国民会组建之际，留日女学生也建立了专门的爱国组织。3月5日，同盟会员林演存、刘其超、唐群英及朱光凤四人发起召开留日女界全体大会，到会者百余人。会议选举唐群英为会长。

驻日使馆虽然答应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并不准备兑现。3月13日，留日学生代表赴使馆领取官费生捐款，并要求会见汪大燮，但汪大燮拒而不见。会计课长吴某称：如欲领款，非各人签名捺印不可。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办到的条件，因为留日学生分散在100多个学校里，南到长崎，北至北海道，不可能人人办理这一手续。学生代表据理力争也没有结果。15日，留学生召开评议会，报告13日交涉结果，并决定再次向使馆交涉，但汪大燮已先期避走横滨。参赞吴兆麟称：原允垫付的经费由公使作主，已不能付给。于是，48名代表即决定模仿北京国会请愿团在庆亲王门前长立一夜的例子，在公使馆静坐，直至天明。

3月16日，各校留学生闻讯赶来的已达五六百人，当即在使馆内集会，群情激愤，有人主张昼夜死守，“不得款勿归”，有人主张“自由行动”，但始终没有扰乱行为[265]。汪大燮不得已，委托横滨总领事传言，要求学生推举少数代表次日在横滨相见。学生对此表示同意，并于晚8时撤离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