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余波不息——戊戌政变后的维新党人(4)
为了向孙中山汇报湖南之行的情况，毕永年于1899年春再到日本。当时，王照和康、梁的关系已完全恶化。原来，王照虽然赞成维新，但主张调和帝后矛盾，利用西太后推行变法，反对康有为拥帝斥后的做法。戊戌政变前夕，光绪皇帝通过杨锐带出密诏，要杨等“妥速筹商”，如何既能使“旧法全变”，而又不至于得罪西太后，“有拂圣意”，但康有为却将它点窜改作，与光绪皇帝的原意有所背离。由于王照了解这一秘密，流亡日本后受到康、梁的严密监视，王照不能忍受，在平山周的诱导下与犬养毅笔谈，说明“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笔谈中，王照曾引毕永年为证，声言“今毕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121]。笔谈之末，毕永年作跋说：
王君又告予曰：原因保荐康、梁，故致此流离之祸，家败人亡，路人皆为叹息。乃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来，陵侮压制，几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先经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于监狱无异矣。予见王君泪随声下，不禁愤火中烧。康、梁等真小人之尤，神人共愤，恨不令王君手戮之。[122]
此跋虽主要记述王照所言，但充分反映出毕永年对康、梁的敌视态度。
三
毕永年、平山周的湖南之行虽然没有发现可以立即起事的征兆，但却认为湖南是哥老会大本营，有会员约12万人，组织严密，其头目沉毅可用，因此，孙中山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便决定在湖南、广东、湖北三省同时大举，并命毕永年再次回国运动。1899年夏，毕永年先到汉口，在宗方小太郎的议报馆任主笔不久，因不堪报馆中的日本人虐待中国仆役弃职[123]。他再度入湘，向会党头目介绍孙中山的为人，劝他们和兴中会携手反清。同年秋，毕永年偕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六个会党头目赴港。行至上海时，路费不够，毕永年只好让杨、李等先行。他写了一封信给在港的陈少白和日人宫崎寅藏，附有哥老会头目的小传。宫崎对这些小传称赞不已，认为文字不多，简明痛快，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如读《三国志》、《水浒传》一般[124]。李等向陈少白及宫崎表示：“当今之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吾徒之中，能通外情，仍深属望于孙君，愿待毕君之来共议之。”[125]一星期后，毕永年得到陈少白的资助到港。大家一致同意毕永年的意见，决定将哥老会、三合会、兴中会合并为中和堂兴汉会，推孙中山为会长，各事均在其指挥下行动。于是制定纲领三条，饮血盟誓，并且刻一枚图章，由宫崎带回日本，交给孙中山。10月29日（九月二十五日），毕永年致函宗方小太郎云：
久不相见，渴念殊深，惟德业益宏，无任翘企。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126]
函中所言高桥，指日本人高桥谦，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当指兴汉会事。“不忘畴昔之言”，当指宗方小太郎支持湖南起义的诺言。
兴汉会组成后，毕永年携诸会党头目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受到殷勤的款待。12月返港，经费发生困难。当时，康有为正在香港，他新从美洲归来，得到华侨的资助，囊中富有，暗中赠送给会党头目数百元。毕永年认为不能收，而哥老会头目却愉快地接收了，再次倒向康有为一边。[127]毕永年受此刺激，在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的影响下，愤然削发为僧，易名悟玄。他遗书平山周作别云：
弟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义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弟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今将云游，特来告别。仁兄一片热肠，弟决不敢妄相阻挠，愿仁兄慎以图之，勿轻信人也。[128]
信中，毕永年表示，日内即将往浙江普陀山，第二年三月，将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而安，不复干预人世间事。毕永年的削发使兴汉会和湘、鄂会党之间的联系大受影响。1900年1月2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林圭曾致函孙中山在香港的代表容星桥，对之惋惜不已，但林圭认为，毕永年是热血汉子，“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129]。果然，毕永年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4月1日（三月十一日），唐才常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永年被推为副龙头[130]。5月16日（四月十八日），毕永年介绍长沙人张灿等访问正在上海的宗方小太郎，要求迅速在湖南举义[131]。这一时期，毕永年在上海来往的人物除宗方外，有文廷式、汪康年、唐才常、张通典、荻葆贤等，大体都是自立会的领导人。也就在这一时期，毕永年和唐才常在政治主张上发生分歧。唐才常继续游移于保皇与革命之间，毕永年则要求他斩断和保皇会的关系。两人辩论了一昼夜，毕永年痛哭而去。6月，毕永年易名安永松彦，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7月15日（六月十九日）致函宗方小太郎云：
沪上两次赐书，均已收到，拜读之余，益增感激。先生如此不辞劳瘁，为支那力图保全，况彦本父母之邦耶！敢不竭虑捐身，以副先生相知之雅乎？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132]
服部，指服部二郎，陈少白的化名。当时，孙中山正企图以台湾为基地，在广东、福建沿海发动大规模的起义。由本函可见毕永年在兴中会中的地位及其在福建的广泛联系。“佳果五千枚”，当指起义所需的枪械，毕永年要求宗方提供帮助。同函又称：
如贵邦人尚有以缓办之说进者，愿先生勿听也。彦孑然一身，久无父母兄弟妻子之念，惟此痛恨胡虏，欲速灭亡之心辄形诸梦寐，不能自已。先生知我，伏祈谅之。
毕永年反对“缓办之说”，急于灭亡“胡虏”之心汹涌澎湃而不能自制，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他的炽烈、高昂的革命热情，而且也不难窥知他和唐才常终于分手的原因。
7月16日（六月二十日），孙中山自西贡抵达香港。由于香港政府对孙中山有过驱逐令，因此，孙中山只能在船上布置军事。毕永年被任命为民政部长，平山周被任命为外务部长。此际，孙中山正通过粤绅刘学询运动李鸿章在广东独立，毕永年赞成这一计划。他在广州密切注视李鸿章的举动，致书平山云：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
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
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
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然无资足用也。乞仁兄畀弟二百元，或百五十元亦可，否则百元必须允赐。兹乞紫林氏代到港，乞交彼携回至盼！[133]
李胡子，指李云彪；杨胡子，指杨鸿钧。他们这一年曾到上海，结交唐才常，发现唐夸张声势，所言不实，又转回广东，重新和毕永年合作[134]。紫林氏，指紫林和尚。他原为有志之士，因躲避清政府的追捕遁入佛门，浪迹四方，但仍然和哥老会头目有联系，同情并支持毕永年的事业[135]。本函反映出毕永年惠州起义前夕的活动情况。毕永年写此函后不久，即离粤赴港，改名普航，仍以掌握哥老会为职责。
10月6日（闰八月十三日），惠州起义爆发。11月7日（九月十六日），义军因饷弹殆尽解散。毕永年回到广州，卖掉西服，仍着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隐居于广州白云山。有书致同志称：“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136]1902年1月14日，毕永年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年仅三十二岁[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