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卡曼坦与鲁鲁(2)
我刚来非洲时，肯尼亚还没有汽车，我们都是骑着马或驾着六匹骡子拉的两轮车去内罗毕的。到了城里之后，我们就把牲口安置在高原运输公司的马厩里。那时内罗毕还是一个混杂的城市——有富丽堂皇的石砖新建筑，也有一大片瓦楞铁屋顶的老商铺、办公室以及带长廊的平房。马路上尘土飞扬，两旁是长长的两排桉树。高级法院、土著事务部、兽医站，所有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不过，那些政府官员居然能在这闷热黑暗的斗室中办理一切公务，我也对此钦佩不已。
但无论如何，内罗毕毕竟是一个都市。在这儿，你能买到东西、听到新闻，或是在饭店进午餐或晚餐，又或者，去俱乐部跳支舞。内罗毕生意盎然，它如流动的水，像被注入了生命力般在运动；它如新生的事物，在蓬勃地发展；它的面貌每年都不尽相同，甚至有时你远足打猎归来，都会感觉到它微妙的变化。新的政府大厦平地而起，这座阴凉的建筑金碧辉煌，里面有精致的舞厅，秀美的花园；新建的大饭店和大型农业展览会，都令人印象颇深；万紫千红的花卉展览，也叫人流连忘返；本殖民地的准雅座剧社还时不时地上演小情节剧，为城市平添了几分情趣。内罗毕仿佛在对你说，“充分利用我，充分利用时间吧——抛开束缚，极尽享受！”一般来说，我与内罗毕很有默契，常常能理解对方。有时我驾车穿越城区，会突然有种奇怪的想法冒出来：没有内罗毕的马路，那这世界也将不复存在。
土著和有色人种移民的居住区，要比白人区大得多。
在通往姆萨依加俱乐部路旁的斯瓦西里区，以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名声。那是一个喧闹、脏乱、低俗的地方，整天都有乱糟糟的事情发生。那儿绝大部分的房屋，都是由敲平了的煤油箱铁皮搭建而成，表面锈蚀得深深浅浅，酷似珊瑚石。在那化石般僵固的结构中，文明精神一度兴起发展，如今却正渐渐消逝。
索马里区位于内罗毕的远郊，我猜想这与索马里人幽禁妇女的风俗有关。那时有几名容貌俏丽的索马里少妇——全城闻名——来市场街居住。她们聪慧而迷人，让内罗毕的警察头疼不已，因为，正经的索马里妇女是从不在城里抛头露面的。索马里区四面受风沙侵袭，无遮无挡，尘土飞扬。索马里人面对这般情景，大抵回忆起自己帝国的沙漠来。多少年来，甚至追溯到上几代，在这里居住的欧洲人，对于游牧民族无意将住宅环境建成的做法，是极为不满的。索马里人的房屋，杂乱无章地搭在光秃秃的地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用一堆四英寸的铁钉钉在一起的，极不牢固，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然而，奇怪的是，随便你进入其中哪一间，都会惊喜地发现里面竟如此干净清新，弥漫着阿拉伯熏香的香味。室内铺着考究的地毯，挂着精致的帘幔，摆着铜器，银器和锋利的象牙柄短剑。索马里妇女举止得体、文静端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她们的笑声都如银铃般动听。我的索马里仆人法拉赫——在非洲期间始终与我在一起——常带我去索马里村作客，我感到十分放松舒服，有种宾至如归之感。索马里人的盛大婚礼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而我荣幸地作为贵宾，被引进了新房。墙壁和婚床上都挂有发光的古老编织物和刺绣。黑色眼睛的新娘，就像元帅的军杖，直挺挺地站着。她身披丝绸，佩戴沉甸甸的黄金与琥珀首饰。
全肯尼亚的索马里人都做牲口交易。他们在村里饲养了一批灰色的小毛驴作为运输工具，我在那里还见到过骆驼——大沙漠里傲慢又艰难的产物，像仙人掌一样，承受得住地球上的所有磨难。索马里人就是骆驼。
部落间可怕的冲突纠纷，是索马里人自己招惹的飞来横祸。就这一点，他们的感受和观点都与众不同。法拉赫属于哈布尔一尤尼斯部落，于是在纷争中，我自然站在了他们一边。某段时间内，索马里区的两个部落——杜尔巴一汉蒂斯与哈布尔一查奥罗——发生了大规模枪战，枪声四起，火光四溅，约有十至十二人身亡。最后，这场火并迫于政府的干预而终止。那时候，法拉赫有个同族的年轻朋友常来庄园看望他，名叫赛义德，是个很潇洒的小伙。当仆人们告诉我赛义德出了事，我实在表示痛惜。原来，那天赛义德去拜访哈布尔一查奥罗部落的一户人家，刚好杜尔巴一汉蒂斯部落一个怒气冲冲的族人从那里经过，往墙上随意地放了两枪。子弹穿墙而入，不偏不倚地打断了赛义德的一条腿骨。我向法拉赫对他朋友的不幸遭遇表示慰问——
“什么？赛义德？”法拉赫声嘶力竭地喊道，“赛义德也算是幸运了，可他为什么要到一个哈布尔一查奥罗人家去喝茶呢？”
市场街的大部分商店被内罗毕的印度人所掌控了。那些印度巨商在城外修了小别墅，比如杰瓦杰、苏莱曼·费杰、阿里丁那·费思拉姆，等等。他们都有某种相同的癖好，喜欢雕花的石阶、栏杆与瓶饰，这些东西均采用肯尼亚出产的软石雕刻而成，工艺十分拙劣——就像孩子们用粉红色积木搭起来的屋架。他们在花园里举行茶会，用印度糕点款待宾客，那风味与他们别墅的风情很是相符。这些印度人机智聪敏，见多识广，彬彬有礼。在非洲的印度人，商人都会抱成团。和他们打交道，你永远不知道你将面对的是个人还是公司。曾经，我去过苏莱曼·费杰的住宅。一天，我发现他大库房上的旗帜降了半旗，便问法拉赫：
“是不是苏莱曼·费杰去世了？”
“他算是半死。”法拉赫回答说。
“怎么？半死也降半旗么？”我认真地问。
“苏莱曼是死了，”法拉赫说，“但费杰还活着。”
我在接管庄园前，酷爱打猎，且常常外出旅行。可后来由于我忙于庄园的事务，就把来福枪搁置起来了。
马赛依人——拥有牛群的游牧民族——是我的邻居，他们就住在河对岸。他们中常有些人到我家来，抱怨狮子吃了他们的母牛，拜托我去为他们除害。一般只要我做得到，我总会答应他们的要求。有很多个星期天，我的身后都跟着一大群吉库尤少年，而我徒步在奥龙基草原上行猎，打一两只斑马慰劳庄园的劳工。在庄园里，我打的野禽，石嘴鸡和珍珠鸡——都是上好的美味。但后来，我有好多年没外出行猎了。
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常会在庄园里谈论起以往狩猎的经历。那些曾经野营过的地方，于你而言刻骨铭心，似乎你生命中有很长一段时光都是在那儿度过的。你会清晰地想起四轮车在草原上碾过的弯弯曲曲的辙痕，就像记得一位友人的面容特征那样。
外出行猎时，在古铜色的天空下，我曾遇见了一群野牛，它们相继从晨雾中慢慢走来，一共有一百二十九头。这些如铁铸般的魁伟的动物，头长水平弯曲的犄角，仿佛不是向我走来，而是在我面前浇铸着，铸成之后就走过去了。我也曾见到—群大象穿行于密密的丛林中。阳光散落在浓密的蔓藤之间，象群向前挺进着，似乎在奔赴世界尽头。那是一块巨大的弥足珍贵的波斯古毯，毛毯边缘由绿色、黄色和深褐色点染。我还多次观望过一队长颈鹿横穿原野，它们的风度是何其奇特、和蔼，又充满活力啊！这会让你觉得它们不仅仅是一群动物，更是一组珍奇的长茎、有斑点的硕大花朵在缓缓移动。我尾随过在清晨悠闲散步的两只犀牛，他们正在凛冽刺骨的空气中嗅嗅闻闻，喷着鼻息。它们仿佛两块棱角分明的石头，在狭长的山谷里相互嬉戏。还有，我遇见过一头英姿勃发的雄狮，在日出前的下弦月下，它正横越灰蒙蒙的平原，满面红光地走在捕猎的归途中，往银光闪烁的草丛投下厚重的阴影。非洲狮的乐园里，枝干粗壮的金合欢树昂首挺立，而那微妙的弹簧似的绿荫下，有一处低矮的草丛。午间小憩，雄狮踌躇满志地蹲坐在它的家族之首。
在庄园那些单调无聊的日子里，回想起这一切，仍旧是鼓舞人心的。庞大的野生动物群依然在它们的领地里自得其乐。我只要乐意，便随时可以去看望它们。它们近在咫尺，为庄园增加了活跃欢畅的气氛。法拉赫——虽然有时对农事兴趣浓厚——和我行猎过的土著佣人都时时渴望着有机会能够再次远行。
在莽原里，我学会了行事谨小慎微，以防突如其来的意外。正与你打交道的生灵，虽然表面小心翼翼，害羞胆怯，可它们的天赋正是趁你不备突然偷袭，并且，再也没有一种家畜能像野生动物那样静如处子了。开化的人们已经不再甘于静谧，他们只有向野生动物学习，补上这个空白，才能为其所接受。
悄然移动，却按兵不动，是猎人的首要课程，拿照相机的猎人更要如此。猎人们不可自行其是，必须顺应原野里的风、色彩与气味，伺机而动。如果野生动物们多次重复一种动作，猎人也要随之而动。
你一旦掌握了非洲的节奏，那么你就会发现，在它所有乐章中，都有着相同的音符。我从野生动物那里学到的东西，在同土著交往时也并非一无是处。
爱女人及其气质，是男人的特征；爱男人及其气质，是女人的特征。而南欧国家与民族却执偏见认为，那不过是北欧人的脾性。诺曼底人想必是对外国产生了情愫，首先是法国，其次是英国。这些旧绅士——在十八世纪的史书和小说中偶有出现——经常云游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他们的个性丝毫未受到南方的影响，且仍迷恋于迥然不同的事物。然而，昔日斯堪的纳维亚的画家、哲学家和诗人初到佛罗伦萨和罗马时，对南方却是顶礼膜拜的。
这些缺乏耐心的人们，却对遥远的世界表现出极不寻常的、不合逻辑的耐心。只要男人保持男子气概，决不能受到轻视，决不能被拒之千里，女人几乎不可能激怒真正的男子汉。而那些性情急躁的红发北欧人正与赤道上的国家与民族长期且无休止地发生冲突，并因此历经磨难。他们容忍不了自己国家或亲属的无聊之举，却可以屈从地忍受非洲高原的干旱，烈日下的中暑，给牛群种痘，以及土著佣人的无用。他们的个性意识已在可能性意识中消磨殆尽，而可能性意识存在于和那些善于协调及同化的人们交往之中。南欧人和混血种人本身不具备这一品质，却反过来表示轻视和谴责。因此，那些蔑视多愁善感的情人的男人和那些对自己男人缺乏耐心的理性女子，一致对格林赛尔达[3]表现得愤愤不平。
至于我，从一开始来到非洲的那几周起，就对土著萌发了深厚的感情。这是一种面向男女老少的非常强烈的情感，就像一个天生对动物怀有怜悯之心的人，在没有动物的环境里成长，后来又忽然接触到了动物；就像一个天生热爱树木森林的人，直至二十岁时才第一次踏进森林；就像一个和音乐颇有渊源的人，偏偏到长大成人后才初次听到音乐。那么，现在的我，便是这样的人。认识土著以后，我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转为了管弦乐。
我的父亲是丹麦与法国军队的军官。作为杜帕尔驻军的一名年轻的中尉，他在家信中写道：“回想在杜帕尔的日子，我一直是纵队的一名军官，这份差事固然是苦，却荣耀万分。和其他欲望一样，对打仗的热衷也是一种欲望。你爱士兵，就像爱年轻女郎——爱得发狂，姑娘们最清楚不过了。但是，对女人的爱在一定时期内只是唯一的，而对你的士兵的爱却十分博大，遍及全团，而且只要可能，可以越扩越大。”我和土著之间，正是如此。
了解土著，并不容易。他们听觉灵敏，感情细腻。如果你去吓唬他们，他们就会缩回自己的世界，随后在一秒钟内，像野兽那样立即消失得不见踪影。除非你很了解那个土著，否则想从他口中探得坦率的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你提这样一个直接的问题：“你拥有多少头牛？”他的回答永远是耐人寻味的：“跟我昨天告诉你的一样多。”这样的回答，无疑会伤害欧洲人的感情，就像提出那样的问题，土著会左右为难一样。如果我们劝说或诱使他们去解释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便会尽可能地退让，还会用古怪幽默的想象，将我们引入歧途。在这种环境里，甚至连小孩都具备玩扑克的老手的素质——他不在乎你揣测他手中的牌好坏与否，只要让你猜不透他真正的底牌就好了。但如果他们的内心防线一旦被突破，那么，我们便能融入他们的生活里层。他们的行为宛如蚂蚁，即使你把小棍捅进他们的蚁丘，他们也会以顽强不屈的毅力，迅速而默默地将蚁丘损坏的部分清除干净——仿佛要将那些不体面的痕迹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