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选篇三(3)

因为青春——

我的汤上来了。晚餐就设在大餐厅。其实，这是十月的夜晚，离春天还尚远。大家都集中在大餐厅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汤端上来了。就是那种清淡的肉汤。看上去平淡无奇，毫无诱人之处。汤清得可以见底，若是盘子底儿绘了什么图案，那也看得一清二楚。可惜连盘子也那么平淡无奇，什么图案都没有。接着端上来的是牛肉，配了青菜土豆——家常菜里最常见的三样搭配，让人想起周一的早晨，妇女们提着编织袋，走进满地泥泞的菜市场，在挂着的后臀肉前，或是对着叶边儿卷曲带着些枯黄的卷心菜，讨价还价直到便宜了几分。既然供应充足，没有理由去抱怨我们日常的三餐，不用说，煤矿工人吃的还不如这些。梅子和蛋奶糕随后也上来了。若是有人抱怨，梅子即便是和蛋奶糕一同下咽，也还是没营养的蔬菜（它们算不得水果），它们像守财奴的心脏一样多筋，渗出的汁液也像来自守财奴的血管，他们一辈子也舍不得喝酒、舍不得穿暖，更舍不得拿去接济穷人，这抱怨的人也该想到，毕竟还有些人慈悲为怀，连梅子也能接纳。下面上来的是饼干和乳酪，水罐便开始频繁地在人们之间传来传去，因为饼干本来就是干的，何况这饼干又干到了骨子里。这就是全部了。晚餐到此结束。每个人都支支扭扭地把椅子从桌旁推开，旋转门来来回回地转个不停，不消一会儿，大厅里就收拾一空，再也找不到一丝饭菜的影子，毫无疑问，明天的早饭已经准备就绪了。走廊里、台阶上都可以看到英格兰的青年们，一边打打闹闹，一边放声歌唱。而一位客人，一个外人（因为我在这儿，芬汉姆学院，和三一学院、萨默维尔、格顿、纽汉姆或是基督堂学院相比，也并无权利可言），能不能说上一句，“晚餐一点儿也不好”，或是说（我们现在，我和玛丽·席顿，正在她家的客厅里），“我们不是能在这里单独享用晚餐吗？”因为要是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就已经是在暗中打听，想弄明白这间房子里人家的经济情况了，在外人看来，这房子如此美丽，充满了欢笑和勇气。不，这样的话可不能说出来。说真的，谈话一时间变得索然无味了。人体结构就是如此，心脏、身体还有大脑浑然一体，并非一个个分开来装在不同的地方。毫无疑问，即使再过上千百万年也还是这样，所以，若要交谈得愉快，吃得好坏至关重要。一个人要想头脑清醒、爱情甜蜜、睡眠酣畅，若是吃不好，决然办不到。牛肉和梅子点不亮那心灵栖所的灯光。我们大概都会升天，而范戴克，我们希望，就在下一个街角等着我们。这就是一日辛劳后，靠着牛肉和梅子滋养出来的心灵：将信将疑，还有诸多限制。让人高兴的是，我这位传授科学的朋友，橱柜里还有一坛酒，几盏小巧的杯子——（可惜没有了鲑鱼和鹧鸪来开胃）——我们才得以围坐在炉火旁，让一天生活里所受的伤害也有所慰藉。没要两分钟，我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你一句我一句，左不过是那没来的人激起的好奇和关心，再次相聚也无非如此——怎么有人结了婚，另一个却还没；这个人这么想，那个人那么想；谁也想不到有人会飞黄腾达，有人却每况愈下——话一开了头，就难免会落到揣测人性并对我们所处的大千世界评头论足上去。虽然嘴上还在对这些议论纷纷，我已经暗自羞愧起来，因为心里的念头早已另起了炉灶，任由着自己的思绪飘向了另一个方向。你可能提到了西班牙或是葡萄牙、在谈论书籍或是赛马，但不管说了些什么，其实都并非你的兴趣所在。吸引你的，是五百年前，泥瓦匠们在高耸的屋顶上忙碌的画面。国王和贵族带了大袋大袋的钱财倾倒在土地上。这样一幅画面总会生动地浮现在我的心中，而在这画面之外，我还看到了皮包骨头的母牛、泥泞的菜市场、干枯的青菜还有老人那满是筋络的心——这样两幅画面，既不相关也无联系，看上去都有些荒诞可笑，却总是一道出现、争先恐后，无可奈何之下，我也只得听之任之。最好的做法，只要不会让交谈变了味，莫过于把我心里的画面和盘托出，要是运气好，就会像先王的头骨，它们在温莎古堡的棺墓打开时，便褪色、破裂了。于是，我便三言两语地告诉了席顿小姐，那些年来泥瓦匠们一直在小教堂的屋顶忙碌，还告诉她，国王、王后还有王公贵族们扛了整袋的金币银币在肩上，又一铲一铲的把它们埋进了土地；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那些金融大亨又是如何把支票和债券，我是这样以为的，投进了别人曾经藏金埋银的地方。而这些，我告诉她，全都长眠于那几所学院之下。但是，我们身处其间的这所学院，她那雄伟的红砖和花园中未经修刈的野草下，又埋藏着什么呢？在我们餐桌上那平淡无奇的瓷盘后面，还有（我还没来得及停下，就已经脱口而出了）那牛肉、蛋奶糕、梅子的后面，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呢？

对，玛丽·席顿说，那大概是1860年吧——哦，这事儿你也知道，她这样说，大概是说的次数多了，听上去有些不耐烦。然后她告诉了我——房间原本是租来的。委员会碰了面，信封上写了几个地址，公告就贴了出来。会议接踵而至，一封封信被宣读，某某人许下了重诺。而相反，某先生连一个子儿也没给。《星期六评论》口下可不留情。我们去哪里筹笔钱来租下办公室？我们要不要搞个义卖？就不能找个漂亮姑娘来撑撑门面吗？去看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对这事儿是怎么说的吧？有没有人能说服某报的编辑把这一封信刊登出来？我们能不能找来某夫人为这封信落款签名？某夫人出城去了。六十年前，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付出的汗水非比寻常，耗费的时间也如此之长。长期斗争、几经周折才筹来了三万英镑。[19]显而易见，她说，我们喝不上美酒，吃不上鹧鸪，没有头顶托盘的男仆，也没有沙发和单独的房间。“安逸舒适，”她从某本书上引述了这么一句话，“还是再等等吧。”[20]

一想到那些妇女，年复一年辛勤劳作也难以赚到两千英镑，却竭尽所能地筹来了三万镑，我们忍不住要义愤填膺地疾声呐喊，来谴责女性的贫困处境。我们的母亲们那时都做什么去了，一笔钱也没给我们留下？忙着涂脂抹粉吗？是在盯着商店的橱窗吗？还是在蒙特卡罗的艳阳下招摇过市？壁炉台上挂着几张照片，玛丽的妈妈——要是那就是她的话——也许有了些闲余，便用去享乐了（她和教堂里的一位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可真要是这样，那些铺张享乐的生活，又不曾在她的脸上留下多少欢乐的痕迹。她看上去平淡无奇，是位老太太，包在一块格子花披肩里，用一枚大胸针扣了起来。她坐在柳条椅中，哄着一只长耳猎犬向镜头看，看上去乐在其中，却又有些紧张，因为她知道只要闪光灯一闪，她的猎犬准会直扑上去。若是她当初从商，做了丝绸制造商，或是证券市场上的大亨；要是她为芬汉姆学院留下了二三十万镑，今夜会变得何等安逸，而我们的话题，也会变作了考古学、植物学，或是人类学、物理学，可以探讨原子的属性，研究一下数学，说说天文、聊聊地理，还有相对论。只要席顿夫人还有她的母亲，还有她母亲的母亲，都学会了赚钱的伟大艺术，并像她们的父亲与祖父们先前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钱财留下，专为女同胞们设置研究员和讲师职位、设立奖金和奖学金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在这儿单独享用上一顿飞禽和美酒，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憧憬生活，在某种慷慨捐赠的职位里，尽享荫庇，愉快而体面地度过一生。我们或许正在探险，或是在写作，在迤逦的风光中信步游荡，坐在帕台农神庙的阶梯上沉思，或是早上十点钟去坐坐办公室，下午四点半舒舒服服地回家写上一首小诗。只是，如果席顿太太们从十五岁起就开始经商的话——这个论点的困难就在于——那就不会有玛丽了。我便问玛丽对此有何看法。从窗帘的缝隙往外看去，十月的夜晚静谧而甜美，渐渐枯黄的树木之间，闪亮着一两颗星星。她会不会愿意牺牲眼前的良辰美景，也牺牲她对苏格兰的回忆，那里的嬉戏和争吵（那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虽然是一大家人），那里让她赞不绝口的清新空气和可口的糕点，来换得芬汉姆学院那大约五万英镑的捐赠，只需她动一动手中的钢笔呢？须知，若要有钱捐给学院，势必要以家庭的牺牲为代价。既要赚大钱，又要生养十三个孩子，绝没有人可以做到。想想这些事实吧，我们说道。先要十月怀胎，才能生下孩子。一朝分娩后，还要喂上三到四个月的奶水。哺乳期过了，又要花上大约五年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嬉戏玩耍。似乎也不能放任孩子们满街乱跑。有人在俄国看到过四处撒野的孩子，便告诉我们，这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人们还说，从一岁到五岁，正是人性形成的时期。我便问道，要是席顿太太一直在忙着赚大钱，那些嬉戏和争吵会变成什么样子？苏格兰在你心中又会变成什么形象，还有那里清新的空气、可口的糕点，以及其他一切？只可惜这些问题并无意义，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也就根本不会来到人间。更何况，如果席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积攒了大量财富，埋在了学院和图书馆的地基之下，结果会是怎样，这个问题本身同样毫无意义。因为，首先，她们不可能去赚钱，其次，即使她们有可能赚到了钱，法律也拒不承认她们有权利把这些赚来的钱归为己有。席顿太太的钱包里装进了自己的一便士，也不过是最近四十八年来才发生的事情。[21]而在此之前的千百年来，那一直都是她丈夫的财产——而席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一直都被证券交易所拒之门外，这种想法大概也难逃其咎。她们大概会说，我赚的每一分钱，都被拿走交给了我的丈夫，任由他的如意算盘来量入为出——或许就拿去了贝利奥尔学院、国王学院，设了个奖学金、添了个研究员的职位。所以说赚钱，即便我可以去赚钱，也提不起我多大的兴趣。还是让我丈夫去操这个心吧。

无论怎样，且不去提该不该责怪那位忙着照看猎犬的老太太，毋庸置疑的是，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母辈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得一团糟。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来以供我们“安逸舒适”，更别提让我们吃得上鹧鸪，喝得到美酒，请得起学监来护理草坪，读书、抽雪茄，去图书馆和拥有闲暇时光。在这荒芜的土地上建起光秃秃的墙壁，已经尽了她们最大的努力了。

我们就这样倚在窗前谈天说地，俯瞰着下方，和每晚千万双眼睛一样，注视着这座名城里的穹顶和尖塔。在深秋的月色下，它们如此美丽，又如此神秘。古老的石墙洁白而庄严，让人想起那儿收藏的书籍；想起老主教和伟人们的画像，挂在木雕饰壁之上；想起斑斓的窗子，在地面上洒下圆圆的繁星和弯弯的新月；想起匾额、纪念碑还有铭文；想起喷泉和青草，还有方形广场两侧安静的房间。我还想到（请原谅我的这种想法），那令人艳羡的轻烟、美酒和深深的扶手椅，还有柔软的地毯；想到温文尔雅与端庄体面无不来自奢华、舒适与安逸的生活。这些是我们的母辈不曾为我们提供的——她们连三万英镑都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挣来的，她们还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教士们生了十三个孩子。

于是，我便走回旅馆。走过那些幽暗的街巷时，我就像一个下了班的人那样左思右想。我在想，为什么席顿夫人什么钱都没给我们留下，贫穷又会给心灵带来什么影响，还有财富带给心灵的影响。我又想到了那天早上见到的那些肩披毛皮穗带、稀奇古怪的老先生们；又想起要是谁吹了声口哨，不知道那位老先生会跑成什么样子；想起小教堂里管风琴的哀鸣，图书馆紧闭的大门；而后又想到了被拒之门外的不快；但转念一想，被关在门内说不定还要等而下之；还想到了男人享有安逸与富饶，而女人却要忍受贫穷和不安，还有传统的有无又在一位作家的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影响。最后我想，是时候该把这一天皮肤里的褶皱，还有种种争论、各种印象和这一天中的愤怒与欢笑，统统卷起丢到篱笆墙里去了。茫茫天幕上，千万点星光闪亮。而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社会中，人人都似乎是形单影只。所有人都睡下了——或仰或卧，悄然无息。牛桥的街头巷尾，也杳无人迹。甚至旅馆大门突然间的开合，也全然看不到推它的双手——连门役也全都睡下了，没有一个来为我掌灯，送我安息，夜已如此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