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不会发r这个音，我从来不会说r[2]，这是童年时代最让我发怵的事。我父亲一贯这样模仿我，原因之一是他要让我注意我不会发这个音，徒劳地试图矫正我，让我自己发出那个地道的南方人都会的r音；第二个原因是他不喜欢我，想跟我对着干，就像现在一样。
我只是转身就走，再走上楼梯。很高兴没让他看见我眼里闪烁的泪光。我为自己的眼泪羞愧，十五岁，很快就要满十六岁了，这种羞耻的感觉比他模仿我说话带给我的刺痛要强烈许多。我一般不怎么爱哭了，但父亲给我头上罩着一个让我没法摆脱的盖子。不过我可以示威。上楼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抓起几张新唱片塞进手提袋，提着它下楼到大门旁边的那间房里，我的衣柜在那里，我从柜子里拿了几件毛衣，走进门道穿好衣服，把旅行袋往肩上一甩，走出了院子。车库上灯的反射让结上了一层薄冰的雪地闪闪发光，灯下面是一片纯净的黄色。往下通向公路的草地也有光亮，因为晴朗的夜空繁星密布月亮高挂，河对岸的丘陵几乎都在月色的笼罩之中。我开始往下走去。脚步踏在汽车留下的车辙里发出碎裂声。在下面的邮箱那里我停了下来。或许走的时候我应该说一声。再一想，那样就完全失去意义了。我的本意就是要他反省从头到尾他都做了些什么啊。
对了，现在该是几点钟了？
我抓住左手的手套褪下半截，把衣袖往上一捋看表。七点四十分。再过半小时有一趟公交车。要能赶上这趟车回去就太好了。
但要是赶不上呢。可他妈千万别这样。
我把旅行袋又往肩上一搭继续往下走。在朝上方的房子投向最后一瞥时，我看见一缕白烟正从屋顶的烟囱袅袅升起。他一定以为我还躺在楼上的房间里。于是他后悔了，抱来柴火升起了炉子。
河里的冰炸裂了。这炸裂的声响一直飞跑向前，沿着平缓的河谷的四周往上方蹿。
然后发出轰隆的一声巨响。
一个寒噤在我脊背上掠过。这种声响总是让我充满极大的快乐。我抬头看着那些闪烁的群星。挂在山峦上方的月亮。河对岸汽车的灯光像是在黑暗里劈出一道光的巨大裂缝。沿着河岸是黑影幢幢的树木，静默而毫无敌意。在这白色冰面上有两个木质的水位计，秋天的时候会被河水淹没，但现在河水低浅，它们裸露在那里发出湿漉漉的微光。
他点上了壁炉。这可以理解为他已经后悔了。因此我的不辞而别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回转身又往上走去。我进了门，开始解开靴子上的鞋带。我听见他在客厅里的脚步声，就在我头上。他打开门，手扶着门的手把站在那里看着我。
“你这是要出去？”他说。
我已经出去过了，现在是回来，不可能多解释。所以我只点点头。
“是这么想的，”我说，“明天开始得早。”
“好，好，”他说，“我想明天下午出去一趟。这里给你说一声。”
“好吧。”我说。
他注视了我几秒钟。然后关上门走进客厅。
我又把门打开。
“爸爸？”我说。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没说一句话。
“明天下午有家长会，你知道。六点钟。”
“是吗？”他说。“好，这我得去的。”
他把身子转过去继续往客厅里走，我关好门，把鞋带系好，把旅行袋往背上一扔开始朝汽车站走去，十分钟以后我在那里停下。脚下方是瀑布，现在已经冻成了一弯巨大的冰穹，从实木复合地板厂那边来的微弱光线照射着它。瀑布后面和我身后连绵的丘陵蜿蜒而上。它们环绕着分散在河谷地带发出亮光的房屋，阴森荒漠。头上的繁星看上去像是铺撒在完全冻住了的海底。
汽车来了，车灯射出一道光柱。我给驾驶看了我的乘车卡，在车厢左边的倒数第二个位置坐下，我总是坐这个位置，只要它空着。路上车不多，我们呼啸着开过索尔斯勒塔、赖恩斯勒塔，沿着哈姆雷桑登河岸驶过，进入朝向蒂梅内斯的树林，拐进E18号公路，经过瓦罗大桥，再经过高级中学，进入市区。
公寓位于河这一面的最下方。进门后的左侧是祖父的办公室。右边是公寓住所。两个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小浴室。二楼也分为两部分，右边是一个未装修的极宽大的阁楼，另一边是一间房，那就是我住的地方。在那里我有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小沙发和一个茶几，一台唱机，一个搁架上放有唱片，一摞学校的教科书，一些杂志和音乐报刊，还有一个衣柜，里面有一叠衣物。
房子很老了，它曾经属于我爸爸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她是在这里去世的。我有点理解爸爸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和他的祖母最亲近，那时候他的许多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对我来说，她类似于神话中的一个幽灵，强壮、有权威、有主见，三个儿子的母亲，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在我见过的那些照片里，她总是一袭黑衣裙，扣子严严实实地扣到脖颈处。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患了老年失忆症，从1870年开始几乎持续了十年之久，在家里人中间开始管她叫“老糊涂”。
我脱下靴子，往梯子一样陡的楼梯上走去，进到房间。有点冷，我打开了热风扇。打开了留声机。回声与兔人（Echo and the Bunnymen）乐队的《天堂在此》（Heaven Up Here）。我躺在床上开始读书。我读的这本书是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古拉》。我前一年已经读过一遍，但这一次感到同样的精彩激烈。窗外的城市伴着从汽车发出的均匀、低微的呼啸声，从意识里消失，又不时毫无知觉地回来，仿佛我自己正处于运动之中。但我没有，我静静地躺在这里读书，直到十一点半，然后刷牙，脱衣上床睡觉。
清晨在那里醒过来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独自一人在公寓里，似乎不仅周围一片空荡荡，在心里也是。直到上高中以前，我总是在这样一所房子里醒过来，爸爸妈妈已经起床要赶着去上班，屋里充盈着烟草的气味，喝咖啡，听收音机的广播，吃早饭，屋外的黑暗中汽车的发动机正在加热。那完全是另一种光景，我爱这个气氛。穿过老式房屋住宅区走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去上高中，这我也喜欢，那时心里总会充满好些让自个儿欢喜的念头，好像我是一个人物。绝大多数上高中的都来自城里或周边地区，只有我和少数几个同学是乡村地区来的，这是个很大的不利因素。这就是说其他的人以前都互相认识，他们在课外时间碰头，成群结伙的。校内的情况也一样，这一群一伙的老凑在一处，每次课间休息的时间就成问题了：我该待在哪儿呢？我该站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坐在图书室里看书，或者坐在教室里假装翻看作业，然而这都相当于在传递一种信号，说明我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人。局外人，长时间这么下去可不行，于是这一年的十月我开始抽烟。不是因为我喜欢，也不是因为我想显得强悍，只是因为我有一个地方可待：每一次课间休息我就可以和其他那些抽烟的人一起待在门外站在一处，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放学后我走回住地，不存在任何问题。首先因为那时我绝大多数时间要去特韦特训练，或者和扬·维达尔碰面，他是我初中时最要好的伙伴，其次因为没人看见我，就不可能有人知道所有这些夜晚我是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的。
在课堂上那就不一样了。我们班有四个男生和二十六个女生，在课堂上我有自己的角色，有我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讲话、回答问题、参加讨论、完成作业，我是存在的。在那里我跟随着其他人，大家都在一块儿，我没有刻意显示自己，这样就没有人对我的在场有意见。我坐在最后面的角落，旁边是巴森，前面坐着莫勒，这一行的最前面是波尔，余下的教室里便全是女生了。二十六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我喜欢她们当中的一些，但还没有到我可以说爱上她们的程度。莫妮卡，她父母是匈牙利犹太人，她思想敏锐，博学多才，当我们讨论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时，她总是控制住自己，有节制但同时立场坚定地为以色列辩护，有些我是不能明白的，显而易见，以色列是个军事国家，巴勒斯坦是个牺牲品。汉娜，一个来自沃格区的漂亮女孩，在合唱队里唱歌，基督徒，相当幼稚，但在同一间屋里瞧着她会很高兴。西芙，浅黄头发，褐色的长腿，在刚开学不久的一天，她说教会学校和商校之间的地区近似于美国的校园，我就首先注意到了她，因为她那时就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而对于这个世界我愿意成为它的一分子。过去几年她住在加纳，很爱夸口，笑起来声音特别高。贝妮迪克特，她的脸轮廓鲜明，五官几乎有点像50年代时候的女人，卷曲的头发，服饰属于上流社会的阶层。托内，姿态优雅，深色头发有点严肃，她绘画。看起来比其他人更独立。安妮，带着牙箍，在那个秋天的一次班级聚会上，我和她在巴森母亲的那张理发椅子上爱抚亲昵。希尔德，淡黄色的头发，脸色红润，敢说敢为的样子，但仍然有含糊其辞的时候，她常常向我转过身来。伊雷妮，女孩子当中的核心人物，很漂亮但会让人转瞬即忘。尼娜，她是那么强健，有如男性般的粗壮体魄，但同时又以很女性的裙衫着装。梅特，个子不高人精瘦，聪敏过人。她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总是一身牛仔服，她个子小巧，但笑声一直不断，她衣着暴露又毫无章法，身上总能闻到烟味，每次开口笑时就露出牙龈，除了这点外还是个漂亮女孩，但她的笑声特殊，在她话音刚落、或是正要说一句蠢话时，就会发出辅音的那种嗤的笑声，事实上她有点大舌头，口齿不清，这对美的评判来说自然要减分，换言之，就没法称其美丽。我的四周有一大群女孩蜂拥着，肉体的激流，乳房和大腿的海洋。我只要瞧着她们在桌子后面的身形，就会觉得与她们的关系更加亲近。换句话说我的日子因此便有了意义，我很高兴走进教室，同所有这些女生在一起，坐在我有权利坐的那个地方。
这天早上我第一个下楼去餐厅，买了学校做的面包和一瓶可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边吞嚼着一边翻一本书。学生们慢慢地走了进来，个个步履迟缓，脸上带着前夜未消的睡意，很快地教室就坐满了。我和莫勒小声交谈了几句，他住在哈姆雷桑登，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然后老师到了，他叫贝格，穿一身简单的罩衫。这是我们的挪威语课，与历史课并列我学习最好的学科，我的分数是在五分和五加[3]之间，没有达到更高过，我决定考试的时候要上去。自然学科是我的薄弱环节，数学那时候低到二分，我从不看书，课堂上的讲学当然远远高于我的理解。教我们数学和自然课的老师是老派人物，数学老师是韦斯特比，他全身的肌肉都在抽搐，有一只手臂老是不停地扭曲翻转着。上他的课时，我把双腿放在桌子上和巴森聊天，这个韦斯特比，他那结实多肉的脸立时涨得通红，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吼叫我的名字。于是我把腿放下，等他转过身去，又继续和人讲话。自然课老师尼高，矮小瘦削，几乎像个干缩了的小老头，有一副魔鬼般的笑脸，打哈欠的样子却很孩子气，他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也有肌肉抽搐的毛病，一只眼不停地眨巴，肩头上下抽动，脖颈还会猛地往后一甩，他的这些动作活像在模仿一个让人受不了的老师，很搞笑的。夏季学期他穿一套浅色西装，冬季学期穿深色西装，有一次我看见他把教室里教学用的大圆规当成一把步枪使：我们那时正埋首做试卷，他从上方俯视着我们，把圆规的两条腿合并在一起往肩头上一扛，然后在教室里走走停停地兜圈子，脸上挂着一副不怀好意的笑容。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是神经不正常吧？在他的课堂上我也讲话，讲的次数多了以至于后来但凡他听到教室里某个地方有人叽咕，也不管是谁在讲，“克瑙斯高”，他断然出声，同时把手掌举到空中：也就是说我必须从座位上站起来，罚站一直到下课铃响。这倒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心里开始渐渐生出一种渴望对着干的反叛情绪，去你妈的，就这样了，怎么的。我忙着计划去给耳朵扎个眼，把脑袋剃成光头。自然学科，跟我有什么关系？数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去乐队里演奏，去享受自由，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不是我必须这样过的生活。
在这方面没有人与我达成共识，在这方面我是孤独一人，所以眼下看上去这不现实，它属于未来，而所有关于未来的东西都是无形的。
不完成作业，上课不听讲，这都一样无所谓的。过去，在所有学科里我总是属于最优的那一部分人，总是乐意把成绩显示出来，但现在不再这样做了，我把这些优秀成绩视为几近是一种羞耻，它意味着你成天坐在家里埋头书本，耷拉着脑袋，这是失败者。挪威语就不一样了，是与作家和那些艺术家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另外这也不是能够光靠书本读出来的，这还有一些另外的东西，情感、灵气、个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