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喧嚣与永恒

伦敦的喧嚣向来被视为这座城市让人厌恶的方面。这也是它非自然的部分特征，如同一头咆哮的怪兽。然而，这个特征同时也象征这座城市的干劲和力量。

从远古时代以来，伦敦城就回荡着工匠的铁锤咣当声、摊贩的吆喝声，声响胜过这个国度的任何地方。城中一些角落里，譬如铁匠和桶匠的工坊旁，鼓噪声确实让人吃不消。但还有其他吵闹。中世纪早期的伦敦城里，买卖和手艺行业的聒噪之外，还有钟声，有寻常百姓家的、教堂的、女修道院的、宵禁的、打更的。

或可揣想，宗教改革之后，伦敦不再是虔诚的天主教城市，城市上空交织的钟声大概也静息了。然而所有迹象表明，市民依然如故地痴迷钟声。1602年9月12日傍晚，一位德意志公爵进入伦敦城，惊异于这座城市独特的声响。“一抵达伦敦，我们便听见几乎所有教堂传来不绝如缕的钟声，直响到天黑，次日，也一直敲到夜里七点或八点才歇。我们得知年轻人将敲钟作为运动和消遣，有时下相当大的赌注，打赌谁敲得最悠长，或者钟声响得最合正统。堂区不惜代价购买悦耳的大钟，最受欢迎的教堂拥有最动听的钟。据说老女王很满意这一行为，视为国泰民安的象征。”这段叙述出自布鲁斯·R.史密斯的《早期现代英格兰的声音世界》，书里地道、熟稔地描述伦敦的历史。这里暗示说，在某种意义上，和谐的钟声旨在体现这座城市的和谐，同样象征市民的康泰，但也有伦敦和伦敦人固有的好嬉戏或玩耍的元素。确实，他们酷爱喧嚣这一嗜好，简直透露了暴力的劲头。1598年，另一德意志旅人描述伦敦人“极喜吵闹，吵得震耳欲聋，譬如大炮开火、打鼓、敲钟，因此，一伙人……爬上钟楼，纯粹为了伸展筋骨，一连数小时不停地敲钟，这样的事情十分常见”。威尼斯大使的神父也报道说，伦敦男孩打赌“谁能把堂区的钟敲得让最远的地方听见”。在这里，表演之外又增添挑衅和竞逐。

因此，定义伦敦人须援引喧嚣这一事实，也许就不值得令人讶异。伦敦佬是指那些生于听得见切普赛德圣马利亚勒布教堂钟声的地区的人，据约翰·斯托说，“其声名远胜于整个城市或郊区的其他堂区教堂”。1617年，法因斯·莫里森宣告道：“所有听得见勒布钟声的伦敦人，被斥为伦敦佬、吃黄油吐司的人。”布鲁斯·R.史密斯提出意见：“伦敦佬”这个词实则源自“公鸡状的风向标”，曾经立在圣马利亚勒布教堂钟楼，伦敦人认同此钟声，实是因为他们“好健谈”或“夸诞自大”。

随着城市愈发昌大，喧嚣声也随之高昂。据沃尔特·贝赞特的《伦敦》记载，15世纪初，“世上再无更嘈杂的城市”，纵使站在海格特和萨里山，也能听见城里的喧闹。在《伦敦七宗死罪》里，托马斯·德克尔形容连绵不绝的嘈杂声：“一处铁锤不息地敲打，另一处大盆相互滚撞；一边锅盘相碰，另一边大杯倾倒，水流如注。”在这里，一切嘈嘈切切的声响，都象征着精神劲头，尤其象征着挣钱。木匠、铜匠、铁匠、盔甲匠的手艺天生就带吵闹声。其他行当，诸如码头工、脚夫、港口的装货工、卸货工，也积极地采用闹声招徕生意。这些鼓噪声是肯定或表现他们在这座商业城市所扮演角色的唯一方式。

有些地区传出特殊的声响。譬如，洛思伯里的铸造厂传出“一种闹声，让不惯听闻的路人极痛恨”，铁匠区弥漫着“铁锤和风箱的喧杂声”。再次引据托马斯·德克尔，伦敦街头还有一些缭绕不去的声息，“牛车马车轰轰阗阗”，“大街上行人扰扰、口舌嚣嚣、奔走急驰，关窗声如此霹雳，议院大门如此擂捶，如此狂呼买酒，如此吆喝卖肉，如此叫唤，每当此时，我确实深信自己身处战乱城市”。暴力和行凶的景象，畅行无阻地在伦敦喧阗中浮现。1598年，埃弗拉尔德·吉尔潘以伦敦“人潮汹涌的大街”为主题写了一首讽刺诗，将其形容为“如斯阗咽的大杂烩……诸般形色的声息”。在这里，伦敦的多样化被视为吵闹声的一个方面。不过，当时没有如今街头特有的车流和机械不休的轰鸣，各种声响也许听得更真切。主干道两侧的木结构灰泥房屋，简直如同回音室，因此，16世纪城市的一大特色想必是轰轰隆隆、此唱彼和，交汇成一出无穷无尽的对话。或许可以说，这座城市在跟自己对话。

有些地方的声响如此高亢，实在可以说是伦敦声音的典范。圣保罗大教堂以音色著称。再次援引布鲁斯·R.史密斯的叙述：“其中声响似蜂群嗡营，一种殊异的汹汹之音，交织着足音、人声，犹如一种寂静的呼啸或者高声的耳语。”在皇家交易所这个世界各地商贾的聚集地点，“空旷的拱顶回荡着如此的回音，仿佛将说出口的每个词语加以繁衍”。商业中心赋有如此宏大的回响，好似经济交易只能在万钧雷霆之中开展。然后，转到经纪人和商人休憩的酒肆，“男人们说是来此取乐凑热闹，实则是来鼓噪喧闹”。这样说来，在权势和投机的地方，聒聒不休的是男性拔高的嗓门。塞缪尔·约翰逊有句论酒肆的妙语：“先生，越聒噪就越受欢迎的地方，除了这儿没别处了。”这句评语十分隽永，道出了好嬉耍、好斗为伦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越“聒噪”，就越显得是地道的伦敦人。戏院也是喧阗不绝，小贩吆喝、公告员报幕、人群蚁拥蜂攒；人人都在叽叽喳喳，砸坚果吃，唤仆役买啤酒。

街上则是钟声回荡、马车疾驰、人们吆喝、狗叫、店铺招牌在风中嘎吱作响。另有一种不为后世伦敦人所知的声响，那就是流水湍鸣之声。在16世纪，城中错杂着溪水和河流。十五道水渠的淌水声，交汇着泰晤士河及其激浪，身处通往河边的大街小巷各个角落，都听得真切。大水轮从泰晤士河汲水，导入木质的水管，水流过盘盘绕绕的管道，发出淙淙的回音，更增添了城市的烦嚣。

1682年，也是同样无休止的吵闹声，如同永在更新的同一声呐喊。约翰·奥尔德姆爵士在当年宣告道：“我在暴风雨中躺下；在雷霆声中起来。”他描摹“不息钟声”的“轰鸣”，还有：

醉汉高呼、更夫午夜打点，

店铺聒噪、小贩清早叫卖。

这是暗示一座不眠之城。黑夜白天，总是热闹不断，活动连绵不绝。17世纪时，伦敦也依然既属于人类，也属于动物。塞缪尔·佩皮斯有一夜被“一个阉猪人，以及一头母牛、一条狗发出的该死的吵闹”搅得无法安生。都城里养着马、牛、猫、狗、猪、羊、鸡，这种种叫声，混杂着赶往史密斯菲尔德和其他露天市集的牲口的叫唤；曾有一句话说，伦敦消耗乡下，而这些伴随着其吞噬胃口的声音则无处不在。

时或听到有人说，伦敦的声响让外国人或外地人感到惊怪或困惑。在某层意义上，这个声响被认为代表伦敦的“许可证”，无政府状态与自由之间的界线模糊。在这座充溢着内在平等主义精神的城市，每个居民都自由地以不息的喧嚣占据自己的空间。在荷加斯绘于1741年的雕版画《被激怒的音乐家》里，一位外国访客被种种喧嚣搅扰：阉猪人（也许就是让佩皮斯恼火的那个阉猪人的后代）弄出的声响、猫的叫唤、姑娘的絮叨、男孩的锣鼓、卖唱的忧伤呼告、磨刀匠和锡匠各自操持活计、一架编钟琴、一只鹦鹉、吹双簧管的流浪男孩、怒叱的垃圾工、狂叫的狗。这些各异的形象的意味就在于都是显著而又熟悉的伦敦典型。荷加斯是在歌颂这些吵闹声，它们是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是伦敦人的特权。因此，吵闹是他们生活在这座城市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譬如说，若无这份权利，很多摊贩、叫卖小贩就会消失。

当然，这座城市的过客并不一定能够感受荷加斯对本地喧嚣的一腔热忱。在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创作于1771年的小说《亨佛利·克林克历险记》里，亨佛利·克林克被伦敦的夜生活吓得惊慌不安：“我每个小时都要惊醒，被更夫报点的恐怖声响惊醒，他喊着钟点走过每一条街，擂打每一扇屋门。”这说明时间本身可用吆喝声强加于人。清晨也是如此：“我翻身起床，因为心里更畏惧乡下进城的车发出的吵闹，聒噪的乡下人在我窗下吆喝卖豌豆。”买卖与时间，都得用鼓噪的词语去理解。约瑟夫·海顿抱怨道，得飞到维也纳“才能较安生地工作，因为百姓在街上做买卖弄出来的声响，叫人不能忍受”。但也有人一心想融进伦敦的精神，喜闻这份烦嚣，如同拥抱恋人。1762年，詹姆斯·鲍斯威尔初到伦敦，这样写道：“那喧闹、那人群、锃亮的店肆和招牌，甜蜜地让我迷惑。”他从海格特进城，站在高山上，想必早已听见城里的尘嚣。拉蒂希娅·兰登在19世纪早期说道：“夏日从海格特山坡下驾车前来的人们，都看见大片建筑如同黑压压的全景在眼前展开，都听见不息且殊异的声响，被比拟为海洋低沉的咆哮，却另有一种迥异的音色……然后说，倘若见识过此等山峦与山谷，以如此雄浑、如此巍巍可畏的感觉震慑想象力，那就是诗歌中的史诗。”那么，这座城市的喧闹有其伟大的方面。

大体上说，伦敦的吵闹声在19世纪被赋予让人不安、近乎超验的意味，这时候，伦敦象征着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市神话。伦敦的喧嚣成为其威势和恐怖的方面，从而被赋予灵性。1857年，查尔斯·曼比·史密斯在题名自相矛盾的著作《伦敦小世界》里这样描述：“那个难以名状的轰隆声，遥远又永在眼前，表示伦敦睡醒了、在走动，随着白天的过去，就会演变为一种震耳欲聋的咆哮，眼下正隐约而连绵不绝地传入耳内。”在这里，“咆哮”暗示某种大兽，赋有深意的则是这种持续而遥远的声音，似是一种冥想的形式或喃喃自语。在这部书里，我们读到“这聒耳声响持续不断、汹涌地咆哮，讲述着伦敦生活之流滔滔涌过千万条水渠……然而，伦敦人自己早已习以为常，不再意识到这个现象，就如印第安野人，趴在瀑布底下，听不见那永恒的激水声”。这个譬喻饶有意趣，将伦敦等同于某种自然力，同时潜含承认在一个未驯服也无法驯服的地方生活的市民赋有的野蛮。

三英里外的地方，当时是“偏远的”郊区，不久之后便被纳入城市的漩涡，伦敦的声响“犹如在内陆聆听澎湃的海浪拍打卵石海岸”。这句话生动地道出了郊区如此紧挨着那座伟大的城市。各方人士将那个常驻不去的声响比拟为尼亚加拉瀑布，因其始终不渝、永无休止，也比拟为心跳。这个声响既亲切，又客观，犹如人生的声息。雪莱得天赐这份直观，写下：

伦敦：那滔漭大海，浩兮荡荡，

既聋又聒噪，在岸上吐出

海难残骸，仍然咆哮着，要吞噬更多。

“聋”与“聒噪”这两个形容词描绘了一幅残酷活动的情景，动词“咆哮”生动地传达了同等程度的畏惧、痛苦、愤怒。这个喧闹声既贪婪，也无助，便似永远处于婴孩状态。这个声响虽古老，却永在更新。

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写道：“我得说，每想起伦敦（我喜爱的城市），我就不由得想起大卫给拔示巴建造的宫殿，坐落的地方听得见一百道溪流：思之流、智之流、活动之流。伦敦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一种远甚于我所听闻的任何声音，是那种总是在空中听见的低沉、无息的咆哮。不单是偶然而起，譬若暴风雨或瀑布，而是极其令人敬畏，因为这个声息表示人的意志、冲动、有意识的运作；我得说，每当听到这个声音，我恍惚觉得好似听见时光咆哮的织机。”

那么，这里另有一层神灵的意味。伦敦成为时间本身的象征。那股澎湃的思想和智性的“河流”从不息止。倘若换个说法，这些河流类似天宇的风。只是，这座城市的喧嚣是否也是时间的喧嚣？那么，过去穿梭到未来的飞逝，必定会在这份喧嚣里画下痕迹，“当下”时刻发生的这一瞬息即逝而不可挽回的过程，我们永远不能真切地看见或知晓。那么，这个声响也是一种浩大的失落，是雪莱诗里的“咆哮”。以T.S.艾略特（他对时间和永恒的意象直接源自在伦敦生活的经验）的诗句来说，“所有时间俱不可赎回”。伦敦也是不可赎回的，并且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这股喧嚣实则是无数私人时间的汇聚，不息地迥逝，进入非存在。

然后，纵使身处19世纪的嚣尘糜沸里，我们依然能够分辨出仅属于伦敦的声响。“德国人乐队”吹起号角、长号、单簧管，有手摇风琴、手卷钢琴的悲鸣，一名老者托着一盘火柴叫卖“火柴火柴”。高头大马“头戴丁当作响的铃铛串成的头冠”，拉着拾荒者的马车，轰隆隆地驶过。马蹄声连绵不绝，这个声响消逝之后，伦敦尤其显得孤寂。东区有一位女士这样说：“我会怀念夜里的马蹄声，听来颇惊心动魄。简直成了我的伴侣。”当然，还有车轮不断滚过的声响，在不可抵抗的动力的驱使之下不休地滚动。1837年，有个记者这样写道：“在初来乍到者耳中，数不尽的车辆无休止地碾过伦敦街巷的讻讻喧噪，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午后在街头偶遇朋友，绝不可能说上一言半语……对方的话，一个字也听不清楚。”简·卡莱尔及其夫托马斯在伦敦定居，1843年，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她这样问道：“你不觉得奇怪吗，我耳边总回荡着一股常驻不去的声响，男人、女人、小孩、公共马车、马车、玻璃窗马车、牛拉车、狗拉车、教堂钟声、门铃、绅士闲聊、邮差闲聊、脚夫大侃，乱哄哄的，什么闹声都有。”听似整个世界在她身上决堤。《19世纪40年代伦敦回忆录》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无息的车水马龙被描绘为“仿佛现世所有马车的所有轮子全都融汇起来，交织为一种低沉、粗嘎、悲悼的哼声”。

19世纪30年代，很多主干道铺上了木板防噪音（最突出的例子要数牛津街和河岸街），然而，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伦敦这种鲸吞一切的喧嚣。在《化身博士》里，史蒂文森写道：“伦敦那低吼从四面袭来。”丁尼生的一部传记这样评价这位诗人：“一向喜听伦敦‘那中心的咆哮’。”他对儿子说：“这是伦敦的精神，那是它的一种情绪。”夏洛蒂·勃朗特听到这“咆哮”之时，不由得心荡神驰。对他们来说，那份喧嚣蕴含着一种鲜活的存在，或许稍带些许不安。这是一种由众多个体生命的总和构成的宏大生命，因此，在《小杜丽》结尾，年轻的女主角及其丈夫“静静地走上喧闹的街头，形影不离，幸福美好。他们走过阳光照耀的街巷，走过阴影，那些啰唣的、汲汲然的、牛气的、暴横的、浮夸的、苦恼的、愠怒的，依然发出通常的聒噪”。“幸福的人”保持静默，如同初来这座城市的陌生人，而那些“汲汲然的”“蠢蠢然的”，则照旧鼓噪。或者更确切地说，伦敦的声息通过他们释放出来。

20世纪以来，这份喧嚣已经改变。世纪初的人们追忆马车的喧腾、公共马车如雷震的呼啸，交汇着异常祥和、让人惬怀的马蹄声。那么，20世纪最初十年住在伦敦的作家常以陶醉之情描写这个喧闹声，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似乎感觉到这些声音即将销声匿迹。

1929年，据《伦敦协会期刊》，英国医学会派遣代表团前往卫生部，提出“城市的噪音”是“公众健康的一大威胁”。伦敦的声响不再被歌颂为生命本身的象征，或者至少是这座城市的活力，如今被视为有害健康、为人所不容。这个喧嚣声越来越千篇一律，以至于两年后，有报道指出：“人们开始反抗这个搅扰生活、让他们疲惫的因素。”这喧嚣也渐渐失去个人色彩，变得客观。“分贝”标准呼应这个丧失人性化的潜能而出现。而今，各种被视为滋扰的声源都一一揭示出来。这跟荷加斯的雕版画《被激怒的音乐家》形成怪诞的对照。在那幅版画上，各种喧闹源自人类，而在20世纪30年代，搅乱祥和气氛的则包括街头的风钻、电动喇叭、建筑工地的噪音，火车站的汽笛被形容为“刺耳、聒噪”。大多数人谴责噪音的“不自然”性质（铆钉枪是112分贝，雷声则只有72分贝），因此再度引入这座城市的老观念，也即本能地反对生长和发展的自然法则。也有人提出，伦敦的声响对“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有害的影响，导致疲劳、注意力涣散，以及常见的疲惫。

D.H.劳伦斯对于这座城市的吵闹声的变迁尤其赋有敏锐的直觉，在20世纪最初十年，他视其为传达了“所有冒险的溶溶其不可量的咆哮之心”，强调“咆哮”或者“喧嚣”象征精神飒爽。然而，城里的交通继而变得“过重”。这也是官方报告的主旨，从而可以推断，这位小说家触及了真正的时代变动。“伦敦的交通曾经与人类冒险旅程的奥秘一同咆哮”，而今却“如同千篇一律、从远处传来的枪声一般砰砰地响，乏味地碾过，碾过大地，碾过生命，碾死一切”。

关于单调声响的这些反复描述，是现代伦敦声响的典型描摹。弗吉尼亚·伍尔夫将交通的噪音描绘为“翻腾成一种声响，铁蓝色、循环”，颇贴切地传达了周围吵闹声的人为状态，或者无人情味的客观意味。近年来，也有报道指出，到处都能察觉一股隐约的低鸣。也许这是伴随荧光灯或城市表面之下永在运作的庞大电力系统的声息。在今天，正是这个低沉的“背景”声音掩盖了其他声响。汽车和冷气系统的声音改变了伦敦的空气（就空气这个词的每一种含义来说），主要是钝化声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19世纪伦敦的大咆哮，在今日已失去了强劲，但效力却蔓衍得更加广阔。远远便可听见一种无休的碾磨声。然而，这里所召唤的意象不再是大海，而是机器。伦敦那颗跳动的“心”，不可能再赋有人类或自然的品性。

人声曾是街头固有的一种声音，而今也变得微弱，只有偶然听见冲着手机叫喊的个别大嗓门，生硬、响亮，甚过日常谈话。然而，在这片声音景观的变迁里，有两个方面依旧如故。数百年来，伦敦本地人素来以大嗓门著称，简直有叫嚷的倾向。伦敦已经变成一声顽固又没完没了的呐喊。另有一个典型的声音。无论白天什么时间，你若站在伦巴底街，这条逼仄的路，正如附近每一条街道，回荡着匆忙的脚步声。数百年来，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这股橐橐的回音从未间断过。也许这些急逝的足音所回荡的稳健而常驻的回音，才是伦敦在瞬间与永恒里赋有的真正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