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看中国(2)

正如雷默自己清楚地知道的那样，他的观点不可能与我们完全一致。但是，雷默的看法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从而更加完整准确地定位我们的国家形象，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为雷默先生《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一书所做的序言，有删改。）

海外学者中国研究的演变

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创造了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的奇迹，199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的20多倍。这一辉煌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强者而受到了世人前所未有的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关注我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论著，其研究的视角也在过去20年间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汉学研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从研究的重点来看，近20年海外学者的研究逐渐从中国历史转变到了中国的现实。研究重点从历史到现实的转变，是传统汉学研究发展到现在的中国研究的主要表现。过去，海外学者对我国的研究统称汉学（Sinology），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那种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中国的历史和语言、文化传统。而8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则日益转向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汉学研究显然不能包含上述转变的意义，代之而起的是“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过去海外一些著名的研究我国的机构和学者几乎都与研究我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有关。像美国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研究所，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和慕尼黑大学的汉学研究所，荷兰莱登大学的汉学研究院等世界上著名的研究机构都以研究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著称；而最近20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当代中国的专门机构相继崛起，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和德国汉堡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等，而且即使那些过去的汉学研究机构，现在也日益加重其研究当代中国的比重。

过去一代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几乎清一色都是汉学权威，如美国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德国的傅欧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法国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都以研究我国的历史和传统语言文化见长；而最近20年中产生的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多半都以研究当代问题而成名成家，如美国的何汉理（Harry Harding）、马若德（Roderick McFarquar）、德里克（Arif Dirlik）、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拉迪（Nicholas R.Lardy）、兰普顿（David M.Lampt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欧迈格（Michel C.Oksenberg）、德国的海贝勒（Thomas Herberer）、波奈特（Armin Bonnet）、英国的赛奇（Tony Saich）、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等。20年前海外研究我国的著名刊物当首推美国的《近代中国》和荷兰的《通报》，而现在反映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英国的《中国季刊》已经后来居上。澳大利亚的《汉学研究通讯》则干脆改名为《中国研究》。

从研究的领域来看，20年间海外对我国的研究逐渐从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转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后者成为这20年间海外研究中国的热点学科。从发表的成果看，传统的文史哲方面的论著虽然仍有很大的比例，但这些年来关于我国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分析日益增多，这些发表的论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文史哲。从研究者来看，这20年中脱颖而出的著名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中，多半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如何汉理、弗里德曼、马若德、海贝勒、赛奇、怀特等是政治学家，拉迪、波奈特、青木昌彦等是经济学家，路易·亨肯是法学家。学科重点的转换与海外有关中国研究的基金会的资助方针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些年几个较大的基金会资助有关中国研究的课题来看，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课题的资助，无论从项目的数量还是从资金的额度上看都明显超过了文史哲课题。事实上，像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之一福特基金在北京的办事处，主要资助对象就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从研究主体看，海外中国学者已经从单纯的国别专家，发展成为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群体；从单纯的学者，成为政府对华政策的智囊。以往的海外汉学家大体上都是比较单纯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是国别专家；但近20年来，除了国别专家以外，一些一般的学者，如一般的政治家或经济家也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例如，世界著名的反腐败研究权威琼斯顿（Michael Johnston），根本不懂汉语，但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腐败问题有普遍的学术研究价值，所以也涉足了对我国腐败的研究。以往的汉学家除了做纯粹的学问外，基本上不涉足现实政治，对政府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成为该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或智囊人物，在国会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他们的意见往往举足轻重，更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直接应邀就任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如美国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事务帮办的谢淑丽女士就是一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1993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使她一举成名，为民主党政府瞩目。海外中国学研究主体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近年来定居海外的华侨学者正在海外中国研究中起着日益重要的，甚至是不可取代的作用。他们拥有不少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例如母语是汉语，非常熟悉国内情况，在中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等。他们或是与国外学者合作，或是单独进行研究，在海外中国研究的许多领域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研究的意义来看，近20年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区域研究的范畴，而开始成为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过去，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范围相当狭小的区域研究圈子，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局限于圈内学者阅读，而在近20年中这种情况大大地改变了。上面说过，中国研究已经不是国别专家的事，而引起了政治学家、经济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的广泛关注，甚至其中的一些学者连起码的汉语常识也没有。以前，海外的中国学者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学汉学系或亚洲及中国研究机构，而现在则几乎分布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著名大学的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几乎都有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也远远不只发表在专门的中国研究刊物上，而几乎在所有重要的社会科学刊物上都或多或少有所反映。例如，分别在美国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最有影响的《美国经济学评论》和《美国政治学评论》上，近年来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了许多篇，这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费加罗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当代历史》、《经济学家》、《比较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杂志》等有世界影响的报刊上，关于中国研究的文章和报道更是屡见不鲜。

对于海外学者研究我国的上述视角转换，以及围绕这一视角转换而发表的各种观点和理论，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应当把分析和鉴别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研究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首先，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具有世界意义，它是中国与世界的一种互动，它既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顺应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潮流；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一方面既离不开世界，另一方面又必然对世界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如此。我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近1/5，解决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使全人类1/5变得富强起来，这本身就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是全人类的一个壮举。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功和综合国力的急速增强，客观上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还将对类似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提供借鉴意义。简言之，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仅对我国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对世界历史进程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一种探索。

其次，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既不乏偏见和浅见，也不乏真知灼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去除其中的偏见和糟粕，汲取其中的灼见和精华，听听海外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分析、评论、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意义，克服改革开放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使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走向世界，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三，了解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各种观点，有利于知己知彼，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制订科学的对外政策服务。海外研究中国的著名专家学者常常是其所在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他们的研究通常成为其政府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例如美国的斯卡拉宾诺、何汉理和谢淑丽等。分析和研究这些海外中国专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其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

第四，增强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坚定对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信念。常言道，旁观者清。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但2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任何正直和公正的海外学者都不会否认。及时地介绍他们对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积极评价和分析，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五，宣传改革开放，树立中国形象。通过学术交流，运用学术语言和学术对话，使海外中国学者全面客观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并通过他们向其所在国人民客观介绍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可以起到特别的作用。因为这些学者多数是严肃认真的，只要在了解他们的学术话语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说理，往往能接受正确的观点。然后，他们又能以中国研究专家的身份在国内发表观点，其影响力和说服力就特别大。

第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可以起到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的时期，正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从两极向多极转变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在这样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无限生命力的最好明证。另一方面，许多海外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甚至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他们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缺乏了解的结果，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一切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放到国际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明确地表明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本质，从而更加有力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无穷生命力。

最后，重视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是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应当持开放的心态。倾听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评论，就是这种心态的自然要求。

（本文为《海外学者论中国改革开放丛书》的总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