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看中国(1)
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对现实政治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观念的转变是改革的前提，思想的解放是进步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通过关键词理解中国政治
近些年中，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界，“中国特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流行字眼。以中国5000多年的传统文明和13亿多的人口规模，一切制度和政策或多或少会有某种“中国特色”，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以至无视或忽视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不同的民族和人民既有共同的价值和规律，又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这是关于人类文明的基本常识。1+1等于2，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北美、中东和南非，都是一样的，但它可以用中文、英文、阿拉伯语等不同的语言或不同的符号来表达。
从政治上说，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则有可能成为排斥其他先进文明合理内容的借口，妨碍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阻滞伟大的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进程。
从学术上说，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常常是一种惰性，它会妨碍中国学者去努力探究特殊性背后的普遍性，不利于对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进行高度的学术抽象。
这样的学术抽象，恰恰是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发现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基本途径。客观地分析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严肃地对“中国故事”进行理论抽象，努力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是中国政治学者的重大责任，也是推进中国学研究的现实途径。
中国政治学者应该有这种责任意识和实际行动。比如，在由景跃进、张小劲和余逊达教授主编的《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政治学者的这种责任意识和实际行动。该书选择了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若干代表性概念范畴，努力运用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力图揭示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基本价值。
其中的许多概念完全是中国化的，如“土政策”、“党内民主”、“增量民主”、“干部公选”、“群众路线”和“压力型体制”等等，但作者大多都以规范的学术语言和方法去分析这些特殊的中国政治现象，虽然得出的结论可能不为所有人接受，但却代表一种严肃的学术努力，是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知识积累。不仅如此，这样的学术努力，也势必能够为国际政治学同行所理解和认可，有助于他们客观认识中国的现实政治进步，从而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真正走向世界。无论是中国读者还是国外读者，通读此书后，想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其实并没有偏离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但中国的政治发展确实带有自己的独特印记。
我们既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政治分析工具和概念来解释现实的政治进程，也不能完全无视政治学的普遍公理，自说自话地来论述中国的政治发展。立足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的先进成果，不仅是推进我国政治发展的正道，也是推动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正道。
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对现实政治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观念的转变是改革的前提，思想的解放是进步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稍稍比较一下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政治领域流行术语的变化，就会发现观念的转变与政治的进步之间有多么紧密的联系。
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前，我们最流行的概念是“革命”、“反革命”、“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斗私批修”、“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后，政治领域的流行术语则变成“改革”、“发展”、“创新”、“民主”、“人权”、“法治”、“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民主执政”、“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民主”等。熟知中国政治发展的人都知道，在这些观念演变的背后，是更加深刻的现实政治的变迁。
从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入手，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演变，从政治话语的转变来观察现实政治的进程。这一视角对于分析中国的现实政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本文为景跃进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一书序言，有删改。）
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一个问题或一个领域，要成为一门学问或一个学科，需要具备若干必要的条件。首先是该问题或领域对人类知识积累或文明进步的重要性，只有那些对人类知识进步和文明进步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或领域，才能形成自成体系的学问或学科。其次是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如果没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问题领域、分析概念和研究方法，这门学科也不能成立。最后是拥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有一群人专门从事该学科的研究。按照这样三个方面的标准来衡量，全球学作为一门学科或学问的条件已经具备。相应地，设立全球学的专业课程，编写全球学的专业教材，正适逢其时。
全球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历史并不算长。全球问题成为世界范围的关注热点，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的。然而，全球问题与其他问题不同，它与全球化相关，是全球化的伴生物。全球化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人类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主要标志。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事关人类的命运。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中一个漫长而巨大的转变过程，它还刚刚开始，远没有终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全球问题的研究，就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探索。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拒绝将全球问题的研究上升到全球学的高度，使我们对全球问题的研究更加知识化、系统化和专业化。
中国学者在全球问题的研究上也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相对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跟发达国家的距离也没有其他学科那样明显，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原因。其一，众多的全球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各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和研究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其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角色。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成为中国腾飞的两翼。这一现实背景，既为中国学者开展全球化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动力，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学者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闭关自守、与世隔绝，而是亲身参与和体验重大的全球化事件，直接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例如，每年都有大量国内学者去海外访问研究，国内还译介了众多国外全球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因此，国外学者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几乎同时就能为国内学者分享。
在国内众多全球化研究机构和团队中，以蔡拓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全球问题研究上一直处于前沿的位置。蔡拓教授是国内最早进行全球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十多年来他一直是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在南开大学时，他就率先创办了全球问题的研究机构，设立了全球问题的重大课题。到中国政法大学后，他继续领导一个专业团队，从事全球问题研究，取得了众多为学界所公认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也因此于2011年被教育部批准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全球学专业博士点。蔡拓教授领衔主编国内首本《全球学导论》，其根本目的，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用以揭示全球化进程的规律和全球化现象的本质。其倡导的全球意识、全球思维、全球认同和全球价值，对于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特别是对于重塑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其重要。
我们习惯于以中国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而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更要习惯于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不要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108岁时所说的一句至理名言，是这位大学问家在饱经世间沧桑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深刻参悟。
（本文为蔡拓教授主编的《全球学导论》一书的序言，有删改。）
国家形象与软实力
研究政治发展的人都知道，国家的实力既包括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和国防力量等硬实力，也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国民素质、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形象等软实力，而且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力量中的比重似乎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力量得到了迅速增强，这里既有硬实力的增强，这一点为举世瞩目，但也包括软实力的增强，这一点也同样不可否认。不过，正如不少研究者看到的那样，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与软实力的增长不太成比例，前者的增长较之后者更加迅速，也更加引人注目。因此，如何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正在日益引起政府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上下现在格外关注下面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如何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完善我们政治经济制度？如何提高国民的素质？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等。
“国家形象”在全球化时代显得特别重要，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损害国家形象，实际上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反之亦然。由是之故，关心国家利益的人，势必要关注国家形象。作为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雷默先生曾因提出“北京共识”而声名鹊起，在经过一年多时间大量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所做的调研后，他又推出了《淡色中国》一文，系统地论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形象”。在该文中，雷默就“国家形象”的意义、中国在“国家形象”方面存在的问题、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他自己对“中国形象”的定位，以及如何改善“中国形象”等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观点。
雷默说，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威胁”之一，在于其“国家形象”。中国目前最重大的战略挑战，都与其“国家形象”相关。中国自己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未来。他认为，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在“国家形象”方面的最大问题，不是简单的其“国家形象”的好或坏，而在于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想象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想象有很大的差距。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的变化太快，以致“中国形象”难以适应中国现实变化的速度之快。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常常是落伍的观念、固执的偏见和一味的恐惧。而中国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则经常摇摆于自信与不安、谨慎与自大之间。这种状况会削弱中国的国际信任度，也妨碍中国正确判断哪些是国际社会对其善意的批评，哪些是恶意的攻击。
雷默认为，鉴于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秩序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形象”的误判，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相当危险的。对于世界而言，中国首先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对于中国而言，必须设计一整套与中国的现状与其理想的未来相适应的观念、标识、品牌和说辞。这不是放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通过知识产品、文化产品和一般商品展示一个新颖的中国。这也不是倡导过去的那种“广播式宣传”，那种方式已经过时。
雷默自己别出心裁地把“中国形象”界定为“淡色中国”。他解释说，中国正在急速变化，其最终结果将是现实与不确定未来的混合。“淡”可以把两种正好相反的东西结合成一种清晰的颜色。在汉语中，“淡”将“水”与“火”两种不相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对立的东西成为一种和谐，而和谐既是中国传统的价值，也是中国眼前追求的目标。中国需要一种“淡色”的国家形象，将相反的东西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雷默所说的“淡色”，类似于“白色”。他说，白色品牌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品牌，因为在白色品牌上可以画最美的画。而白色的本质就是汉语所说的“淡”，像水一样。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来界定它的特色，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淡色的中国意味着，中国是一块白板，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美好理想，既可以包括“水”，也可以包括“火”。它是“和而不同”这一传统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淡色中国”可以解释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为何在中国充满着相互对立的东西。
雷默指出，最强有力的淡色品牌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知识、文化和政治产品。国家形象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Reputational Capital），而“声誉资本”的缺乏则会增大改革的风险。对于中国来说，在国际舞台上若缺乏足够的“声誉资本”，将带来以下危害：①增加经济改革的成本；②增大货币和金融风险；③延缓农村改革；④增大国际压力；⑤伤害中国的企业。最后，雷默还就如何增大中国的声誉资本和改善“中国形象”提出了若干建议，其核心内容是，改革相关制度，从以前的“广播模式”转变为现在的“网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