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钱三强是国际著名科学家、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笔者之所以对“钱三强与中国科学”这一主题感兴趣，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2010年，笔者有幸参与到中国科协重大科研项目“‘三钱’学术思想编年研究”的工作中。在该项目的研究过程中，笔者有幸获取了有关钱三强的大量研究资料，并逐渐对钱三强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及其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巨大影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有了深入研究钱三强的想法和冲动。

天遂人愿。笔者之所以能够将“钱三强与中国科学”这一主题的研究进行下去，还与一位长者——葛能全先生——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葛能全先生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担任钱三强的秘书，前后达16年之久，因而对钱三强有极深的了解，著有《钱三强传》《钱三强年谱》《钱三强年谱长编》等著述。几经周折，笔者有幸于2011年7月首次拜会葛能全先生，并从此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葛先生虚怀若谷，他认为，像钱三强这样的历史人物，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做更深入的研究，现有的研究对钱三强在中国当代科技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对钱三强与中国当代科技事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以钱三强为代表的老一辈杰出科学家的理论反思，都还有欠缺。因此，他非常支持笔者深入研究“钱三强与中国科学”这一主题，对上述学界还未及深究之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并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也正是葛能全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使笔者研究“钱三强与中国科学”的想法愈加强烈，并最终付诸实施。

钱三强一生经历复杂，他出生于民国时期，目睹了当时中国的孱弱和日寇对中国的残暴侵略。1936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远赴法国巴黎留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1940年获法国国家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滞留法国，在此期间因获得重大科学突破而成为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1948年夏，钱三强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献身于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对中国当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巨大影响。这样的历史人物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

研究钱三强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杰出科学家是人类历史，尤其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19世纪以后这种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国际上非常重视对杰出科学家的研究，此类研究涉及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管理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已成为显学之一。就中国而言，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研究较多，但是囿于各种原因，对中国现代杰出科学家的研究则较为薄弱，现有的研究还较多地停留在浅层次的科学家科学贡献的介绍宣传上，这种局面与新中国取得的巨大科学成就及科技事业发展的复杂性、艰巨性极不相称。因此，开展对杰出科学家的系统深入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价值，能够使我们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史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乃至更新我们对于整个当代中国史的认识。钱三强是新中国杰出科学家的优秀代表，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毫无疑问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来，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人才强国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大背景下，杰出科学家的成长经历、科学贡献、思想流变、科学精神、人格品质等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对杰出科学家的了解和研究，可以为国家的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科技发展等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一名新中国杰出科学家的代表，钱三强对中国科技事业的贡献巨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江泽民等都曾对他有过高度评价。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钱三强在涉及我国科技发展的多个领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事关国家科技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影响甚大。研究钱三强在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作用，总结杰出科学家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无疑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意义的论题。

鉴于钱三强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大影响，学界对他的研究并不是一片空白。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对钱三强的宣传、介绍、研究就已经开始。80年代侧重于对他的科学贡献的宣传；90年代之后，特别是1992年钱三强去世以后，则转向了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大致来说，有关钱三强的研究成果大致分类如下：

一是钱三强学术成果的整理汇编。尽管这不是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但却是所有研究者研究钱三强的资料来源之一，因而构成了已有学术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有5种著述面世：《科坛漫话》《钱三强科学论文选集》《钱三强文选》《钱三强科普著作选集》《徜徉原子空间——钱三强科学随笔》等。这些著述为我们了解钱三强的工作领域和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和参考资料。

二是钱三强去世后的学术研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人正在思考着发展的新航向。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在3月上旬的一次讲话中，他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这是钱三强在世时最后一次听到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他的最高褒扬与评价。三个月后，也就是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辞世。由于邓小平的高度评价以及钱三强本身的巨大影响，钱三强的去世在当时的中国科技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钱三强领导过或工作过的领域都举行了纪念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参加者多是对他了解较多的知名人士，研讨的内容也以宏观总结为主，主要是回顾总结他的科学贡献、人格品质、科学思想以及工作业绩等。这些发言经过整理，根据主办方的不同及所涉主题的差异，分别刊发在《原子能科学技术》《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等杂志上。这些研究可以看作是钱三强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研究与评价，是“当事者”说，因而也是本研究重要的学术史资料。

三是关于钱三强成长经历与人生历程的研究。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葛能全先生。前文述过，葛先生跟随钱三强前后达16年，可以说，“文革”后钱三强领导过的大事、要事，葛先生也同样经历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葛先生就受托整理《钱三强年谱》，并写成《重要活动纪事》附于1994年出版的《钱三强文选》之后。以《重要活动纪事》为基础，2002年，也就是钱三强逝世10周年之际，葛先生出版《钱三强年谱》一书，为世人提供了一部较为完整可信的关于钱三强人生历程的年谱资料。在此基础上，2003年，也就是钱三强诞辰90周年之际，葛先生出版《钱三强传》，该书广获好评，“2003年和2004年先后被评为‘科学时报读书杯’最佳传记奖和‘第二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单项奖”。2011年夏天，笔者在京拜访葛先生时，得知他正着手对《钱三强年谱》进行修订，并更名为《钱三强年谱长编》，计划于2013年钱三强诞辰100周年时出版。2012年8月，笔者收到了葛先生寄来的《钱三强年谱长编》待印本，皇皇100万字，令人称叹！据葛先生介绍，该书稿在正式出版之前只发给了三人，一是钱三强先生的哲嗣钱思进先生，二是著名中国当代科技史研究专家樊洪业先生，三即末学。这是葛先生奖掖后进、支持笔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实际行动。

四是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科学学等涉及的研究。这类研究比较广泛，涉及的学科领域众多，所涉内容以钱三强与中国“两弹”工程这一主题为主。比如，萨特米尔的《科研与革命》、刘易斯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李觉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刘戟锋的《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等对钱三强与中国科学事业之间的关系都有较多涉及。樊洪业先生则有多篇专题论文，对钱三强在1950年代的科学活动有着较为细致的考证，在此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关于钱三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这些都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基础。关于本研究的主题，笔者做了这样的设定：在挖掘、整理、利用新史料和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科学精英与当代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角度，①梳理钱三强在1948年夏天回国后功成名就的历史过程与历史机缘；②澄清已有的对钱三强的某些误读和误解；③ 研究钱三强的思想与实践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影响；④ 探讨钱三强与新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进而，为理解新中国科技发展道路与模式提供一个微观的个案视角与切入点。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研究注重多重证据的相互印证，充分利用已有的解密档案以及所有钱三强公开发表的著作、论文、报告、讲话、谈话等，做到言必有据。同时，根据本研究的特殊性，创造性地挖掘和利用口述史料，使本研究更加丰富、深刻。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参考文献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钱三强本人的各类著述，包括著作、文章、报告、访谈、书信等。二是与钱三强往来密切的重要人物的回忆录、日记、年谱、传记、文章等。这些人物包括周恩来、聂荣臻、郭沫若、张劲夫、张纪夫、竺可桢、宋任穷、刘杰、李觉、彭桓武、王淦昌、黄祖洽、何祚庥、周光召、朱光亚等。三是中外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四是中央组织部、中国科学院档案局所藏部分钱三强档案。五是口述史料，主要是葛能全先生访谈录。

根据本书的研究任务和思路，特对本书研究内容做如下两点说明：

第一，本书有别于为钱三强写传，葛能全先生的《钱三强传》已经很优秀了，笔者无意狗尾续貂，再起炉灶。但研究人物，很难脱离其人生轨迹，因此，时间线索仍是本文重要的研究逻辑。

第二，本书的研究起点从1949年开始，这主要是因为在1949年之前，钱三强的人生经历比较单纯。他出生于名门之家——父亲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玄同，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北京城读书。1937年夏赴法留学，留法11年绝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法国巴黎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学习工作，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科学成就。也就是说，1949年之前，钱三强在法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而且是经历较为单纯的优秀科学家。而1948年夏回国后，尤其是从1949年钱三强参与到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创建工作之后，其角色才发生变化，而且是很大很复杂的变化。1949年之前钱三强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在法国11年的经历，将作为一种知识背景成为本书章节之中的重要线索和素材，但不是本书的重点。

本来，科学史的研究不一定非得有所谓的“现实意义”或“现实价值”，然而，研究“钱三强与中国科学”这一主题，却绕不过这个“现实意义”“现实价值”。笔者不能免俗，粗略对本书研究主题之意义做以下几点总结：

首先，笔者围绕“钱三强与中国科学”这一主题，做了大量的口述访谈和档案资料挖掘整理工作，掌握了丰富的一手文献史料，在此基础上对钱三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重角色及其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和影响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分析，明确了其历史定位，使人们对钱三强的认识能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

其次，本书通过对钱三强相关科学活动的研究，阐释了钱三强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以钱三强的科学活动为线索，挖掘出了新中国科技体制建立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要素，还原了新中国科技体制建立过程的若干细节，对学术界的某些已有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此外，通过对钱三强相关社会活动的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对科学学、科学技术史等这些软科学学科建立过程中某些遗失的环节，使科学学、科学技术史这些学科的发展史更加饱满。

再次，本书通过对钱三强的个案研究，提出了杰出科学家社会角色转型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论题，剖析了这种现象的社会合理性，指出了这种转型可能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了避免这些弊端应予注意的地方；通过对钱三强与中国科技事业之间关系的细致研究，提出了中国科技决策过程中政治家和杰出科学家的互动及其所起的作用这一命题，指出要了解中国的科技体制和科技政策，仅仅依靠对文件和政策文本的解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历史的深处，深究文件和政策文本形成过程的背后各方力量的博弈；通过对钱三强在“文革”之后的科学贡献和社会政治参与活动的研究得出结论，无论是社会的转型时期还是建设时期，科学精英担当国家科技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由此中国的科技体制深深地打上了这些精英科学家的烙印。要了解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从对杰出科学家的研究着手，也许是一条合理的渠道。

最后，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精英的角色问题，一直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西方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阐释中，难觅中国科学家的影子，其理论体系也难以很好解释中国的情况。本书通过对钱三强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几次角色转换及其功能的深入研究，为理解新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与发展，为中国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研究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