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02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已达69079万人，比重达到51.27%，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中国正面临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集聚经济作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效应，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当今扁平化的世界中，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而加速流动，中国的经济地理也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持久的、趋势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纷纷筑巢引凤，通过构建集群、吸引人才和兴建大量城市基础设施等政策措施培育集聚优势。但是，集聚优势的培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真正理解集聚经济，那么轰轰烈烈的再造“硅谷”或“新城”也只不过是一场“圈地运动”。如果市场化改革进程滞后于快速城市化进程，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必然与生产要素集约水平不匹配，从而导致城市建设低效粗放。特别是在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发展不仅面临着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且东部地区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也日渐突出。是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经济的集聚优势，加快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等要素向东部地区转移？还是应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建设，促进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充分发挥集聚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规模较大城市和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集聚经济优势明显，企业在这些区域能够获取更多的正外部性，从而有能力支付给劳动力更高的工资，这也就是为什么生产要素纷纷流向大城市和较发达地区的原因，尽管这些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也比较高。如果政府忽视这一事实，不是深化发达地区的开放程度，逐步消除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和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出台有关政策吸引资金和企业落户到集聚经济较弱的地区，估计政策效果肯定事倍功半。所以，如何科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背景下。

集聚是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由于集聚经济的不可观测性，曾一直被当成一个“黑箱”。对集聚经济的认知和经验分析在每个学科也各有侧重，而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集聚经济的识别与估计也因数据和方法的不同而没有达成共识。近年来，随着各国微观数据库的逐步建立和研究方法的改进，集聚经济的黑箱逐渐被打开，对其认知和经验分析也取得一定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地理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一是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差异，二是要素流动性的差异，那么，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集聚经济理论和相关经验分析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

本文将综合运用中国的宏微观数据，在借鉴相关集聚经济理论和经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尝试打开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黑箱，为资源环境瓶颈效应日益强烈的中国快速城市化向内涵式、集约化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指导，为构建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城市体系和实施统筹城乡和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