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市集聚经济概述

本章将对城市集聚经济进行主题界定，并分析其理论基础和相应的实证分析方法和框架。

第一节 集聚经济的界定

一、集聚经济的内涵

对于集聚经济的早期认识，主要源于产业（企业）区位，即为什么大量企业集聚在同一区域。马歇尔将其概括为外部经济在起作用，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共享劳动力储备，二是共享中间品投入，三是知识外溢。地理邻近是理解马歇尔意义上的集聚经济的关键。克鲁格曼（Krugman）及其后来的新经济地理学文献在马歇尔外部性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与供给联系或需求联系相关的货币外部性，并用来研究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和演进，放弃了纯知识外溢的考察。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中在关注地理邻近的基础上，更强调区域间的交互效应。与上述两个角度都非常强调空间因素不同，胡佛（Hoover）及后来的城市经济学文献则将城市（地区）视为“漂浮的孤岛”（floating islands），只关注城市内部的产业部门，并将集聚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localisation economies）和城市化经济（urbanisation economies）。

城市是研究集聚经济天然的平台，Fujita和Krugman（2004）将城市视为知识生产、扩散和累积的温床。集聚经济的诸多来源也被看成是城市存在和城市规模的重要因素，比如自然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消费外部性以及寻租等（Rosenthal and Strange, 2004）。虽然已有大量关于集聚经济的研究分析，但Rosenthal和Strange（2004）认为对于上述城市集聚经济的来源或影响因素我们还是知之甚少，主要原因是集聚经济无法直接观测，而且与其作用机制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隔离或单独分析其中某一作用机制是非常困难的。

本文对于集聚经济的识别与测度主要基于马歇尔对于集聚经济三个方面的经典论述。此外，考虑到空间因素在集聚经济识别与测度中的重要性，本文将其划分为独立空间和联系空间两个角度。其中，对于独立空间而言，城市被看成是“漂浮的孤岛”；对于联系空间而言，本文将重点考察空间邻近效应，主要包括空间地理邻近效应和组织文化邻近效应两个方面。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被Cronon（1991）称为“第一天性”（first nature）的区域间天生差异（如气候特征、地表特征以及天然的运输方式等）对集聚经济也会产生较大影响，所以本文的实证分析将采取多种方法予以控制。但是，相对于人类创造性活动带来的区域差异——“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而言，第一天性在集聚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只是催化剂，正像伊利运河导致了纽约的兴起，但现在却只是一个旅游胜地。

二、集聚经济的维度

集聚经济传统上被看作是一种技术现象，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外部性的范围和程度可以分为产业、地理和时间三个维度。此外，Rosenthal et al.（2004）又概括了一种组织、文化维度——竞争、产业组织和商业文化。

产业维度是集聚经济经验研究讨论最为久远的主题。根据集聚经济是否来自同一产业划分为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Loc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economies），并以相应最早提出此概念的学者名字命名为Marshall外部性（Marshall-Arrow-Romer, MAR）和Jacobs外部性。在具体的经验分析中，行业专业化和多样性（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ty）与前面两对概念在内涵上是一样的。导论中已经提到一直持续的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话题争论。总结既有文献发现，这与地区特征（比如劳动力流动限制）、城市规模、行业特征（比如制造业和服务业）和企业生命周期（比如新生期和成熟期）等因素显著相关，而且随时间发生动态变化，所以在实证分析中对这些要素予以控制是必要的。

在没有空间效应的前提假设下，地理维度主要考察不同政治边界条件下的集聚经济及其在不同地理间的变化趋势。如Ellison和Glaeser（1997）分别计算了县、州和区域层次上的产业集聚指数; Rosenthal和Strange（2003）从微观角度证明了集聚经济在不同地理区域间具有衰减的趋势。如果考虑到空间依赖性（Spatial Dependence）和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两个空间效应的主要来源，就需要采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来分析集聚经济。集聚经济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是集聚经济时间维度的核心主题。知识溢出效应通常被认为是直接动态的集聚经济，这主要是由于知识需要时间去积累，今天的生产效应来源于过去大量的知识积累。

组织、文化维度在分析集聚经济本质方面很有说服力。导论部分已经提到Saxenian（1994）、Florida和Gates（2001）等学者对社会环境和组织文化重要性的论述。Rosenthal和Strange（200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竞争和创新环境有助于新生企业成长，从而进一步佐证了Saxenian（1996）所主张的组织和文化的重要性。

对于城市这一观测集聚经济的天然平台，一般采用多样化城市和专业化城市的传统两分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城市间贸易具有较大的交易成本，所以单个城市都趋于多样化生产。我国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正是如此，地区间的贸易很少，每个城市都倾向拥有所有的行业。而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城市间贸易成本越来越低，专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变得更富效率，所以，每个城市都有成为专业化城市的动力。但是，现实情况是规模较大而且多样化的城市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Fujita和Thisse（2002）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多样化可以让不同的行业共享中间品和公共服务；二是多样化可以平滑外在的随机冲击；三是多样化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集聚经济的各个维度只是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认识角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进行相关分析时，常常根据研究需要同时进行多个维度的分析。

三、集聚经济的作用机制

集聚经济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不通过市场而自发的纯外部性（pure externalities），另一个是通过市场发生的累积循环因果机制。其中，纯外部性的发生首先需要企业间具有不同的信息资源，而且这部分信息资源能够通过人才流动和面对面的交流进行交换；其次需要企业间信息交流的交易成本足够小，空间距离是其中考虑的重要因素。而通过市场发生作用主要是基于流通成本和收益递增之间的权衡，集聚力和分散力在企业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内生的区位选择市场需求这一关键因素导致了累积循环因果机制的发生。

在微观层面，Duranton和Puga（2004）总结了城市集聚经济三个方面的微观机制：一是较大市场规模在共享地方基础设施、中间品和具有相似技术的劳动力等方面，具有相对较高的效率；二是较大市场规模在雇主和雇员双方、买卖双方以及商业合作双方之间，可以提供更好的匹配机会；三是较大市场规模更有利于知识的生产、积累和传播。上述机制均能够实现城市集聚经济，但这也让实证检验和区分这些机制变得非常困难，而且集聚经济的来源和作用机制的区分也非常模糊。所以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一般采用Rosenthal和Strange（2004）对集聚经济的区分方法。

可见，由于集聚经济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多种作用机制同时产生作用，而且常常是间接的和累积循环的，所以要想单独识别和分析集聚经济的某一来源或作用机制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通过观测集聚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和要素价格的影响来间接反映集聚经济的存在。